横店，想说爱你不容易

应琛 阙政

横店老演员公会门口，上百名姑娘、小伙在这里排队，等待一辆辆开往剧组外景地的大巴，这一幕每天都在上演。

曾经，地处浙江省中部东阳市的小镇横店面临着这样的现实：农民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整座小镇不过是由泥泞的土路和乡间小道连接而成的村落……

而现在，这里拥有了一个响当当的大名——“东方好莱坞”。由于对“龙套”的巨大的需求，成千上万的表演爱好者从全国各地都汇集到了这弹丸小镇，形成了一个规模相当宏大的“横漂”团体，也构建起了一个复杂变幻的“龙套江湖”。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就像卞之琳的《断章》写的那样，“横漂”们期盼着从这里起步，有朝一日成为家喻户晓的影视明星。但不是每一个群众演员都能成为王宝强，有人选择放弃，但也有人依旧坚持着自己的梦想，等待一个绽放的可能。

徐小龙：做一辈子群众我也愿意

6月，一个下着雨的周六下午，记者见到了正在上海筹备新戏的徐小龙。这个理着平头、个子不高的吉林小伙儿尽管已经做了20多部戏的演员副导演，但他仍称自己是一名“横漂”演员，“只要有机会我都演，不管是群众，还是角色”。而1982年出生的他，留着与年龄不符的两撇小胡子，只因为“这样有特点，容易被人记住”。

在成为“横漂”之前，徐小龙其实有过一段“北漂”经历。14岁就开始在外打工的他，2000年，为了更好的生活，只身一人来到北京。但由于学历不够，徐小龙始终找不到像样的工作。某天，徐小龙在报纸上看到了很多招聘演员的信息。“一来我从小喜欢表演，上学时组织和编排过很多节目，二来招聘信息上并没有学历要求。”徐小龙决定试试看，“这些公司招聘的地方不是在北京电影学院里，就是在八一电影制片厂门口。但我连续走了八九家，对方都是以各种名目先收费，再给介绍戏。”

最后，抱着赌一把的心态，徐小龙把身上仅有的400元钱给了一家所谓的影视公司后，得到了一个在怀柔的地址，“至少这家先让我做了自我介绍，还表演了一段戏，看上去是最正规的一家。”

为了凑路费，徐小龙卖了手机。下了车，又徒步40分钟，徐小龙终于在一个穿背心的中年男子的带领下来到了一个叫“唐自口”的农家小院。“看到墙上挂着几张群演的照片，我这才松了口气，幸好不是传销。”

但演员之路并没有像徐小龙预想的那样开始。“这里有群头管理很严，进来的人都被没收了手机和身上所有的钱，群头还动不动打人。”徐小龙告诉记者，在怀柔附近就一个影视城，却有着他们这样的十多个群演大院，每个月各院还要为抢戏抢通告打群架。他还为此进过好多次警局，“警察也见怪不怪了，我们这些人只要在‘打人代表’那栏签个字，就能走了。”

当时，徐小龙一个月也就10天左右有戏，但拍完群头不给他们一分钱。“有一次，几个院2000多人一起坐卡车到天津演难民扒火车，当时，没有宾馆住。我们都呆在卡车上，三天三夜没合过眼，一遍遍爬完火车，再走回来，再爬。”徐小龙回忆道，但他还是只要一有群众的戏就踊跃报名参加，到现场更是非常听话，“反正就是各种表现，但凡露脸，或是临时给一句台词，我都抢着演，抢着说。”

而没戏的日子，徐小龙和院里其他人就跑苦力，打零工，“手上磨得全是血泡，就是为了坚持拍戏。有时，群头见我们实在没钱了，也会给炖点白菜汤，发几个馒头。”

一转眼一年时间过去了，徐小龙的演员之路仍然止步不前。这时，剧组里一位老演员建议他去横店，“横店剧组多，能上特约和小角色的机会也多，还有演员公会，群演都能拿到钱。”

就这样，2002年，在同院20多个伙伴的帮助下，徐小龙凑够了路费坐着火车来到横店。

“横漂”生活从找房子开始，徐小龙在离镇不远的地方找了一间便宜的破房子。接着他又打听着去演员公会办了演员证。他还特地买了一个最便宜的手机，等着群头和公会给他打电话。

但人生地不熟的他不可能会接到电话，渐渐地吃饭也成了问题。“最艰苦的几天买了一包方便面，捏碎分成三份。每份混着一大杯水喝，就算顶饿了。”最后，再也等不下去的徐小龙便天天一大早跑到影视城门口去等着“补缺”。守了几天，终于被他等到一个没来的。

徐小龙介绍说，当时拍一天群众是20元，如果着急用钱可以从群头那里结现钱，“但这样就扣掉2到4元不等。”

当拿到第一天18元的群演费，徐小龙激动得流了泪。但他是个机灵人，赶紧拿出10元钱给群头买了包烟，“一切为了后面再叫我。”就这样徐小龙慢慢认识了很多群头，通过请他们吃饭、送东西，每个月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都能跑上群众的戏。

士兵、太监、路人、死尸……各种不露脸走来走去的群众戏，徐小龙跑了一年多。他回忆道，最热的夏天穿着厚重的衣服和盔甲，皮盔甲都被汗水浸湿了；而冬天却穿着单薄的衣服冻得脸色发青，尤其是拍夜戏，又困又冷。

由于人缘还不错，徐小龙也跟着大群头兼职做起了小群头。慢慢地，他在2002-2004年成了手上群演最多的群头。“只要一有戏，多数景区都是我这边发人。当然这期间也有其他小群头，为抢活也找人打过我。而且在现场管理过程中群众演员不听话的也发生过冲突。”徐小龙坦言，做群头并不轻松，遇到早晨的通告，他们一般凌晨三四点就要集合点人数，然后由下面群头分别带去各个景区，“那时候我在现场站着都能睡着。”

虽然做了群头，徐小龙并没有停止演戏。在剧组，他也总是穿着戏服跟群演一起演，“因为我喜欢演戏。我当时就发誓：只要让我拍戏，就是让我做一辈子群众我也愿意，演员是我一生不会放弃的职业。”

后来恰逢演员公会改革，所有的群众和特约由演员公会统一分配。徐小龙就把手里所有群演的电话都交到了公会。徐小龙表示，他又能全心全意拍戏了。他拍了一些剧照，然后各个剧组去送照片送资料，“因为当群头认识了不少副导演，我开始专门跑特约和小角色。”

拍戏虽然能保证最基本的住和吃，但徐小龙为这么多年没给家里寄过一分钱，感到十分愧疚，“拍完一个戏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接到下一个戏。有时候两三个月都跑不上一个特约。”他直言，这样的日子会让很多人迷茫。

为了能继续从事演戏这条路，徐小龙尝试走到幕后。凭借之前积累的人脉，他在剧组里，从场务、灯光、服装，一路做到了演员副导演。也因此，利用职务之便，每当筹备新戏的时候，他总会给自己安拍一个能出彩的小角色，包括反派。

如今，徐小龙还在横店和几个朋友一起合开了一家小型的影视工作室，也自编自导自演了几部微电影。就在采访完的第二天，徐小龙给记者发来短信表示，已筹备了三个月的新戏不幸“流产”，不仅辛苦白费，连一分钱的劳务费都拿不到。他又回到了横店，继续跑组跑特约，坚持自己的演员之梦。

刘安：公会版群头的日常生活

都说三十而立，但山西人刘安却在30岁那年放弃了原来的生活和工作，选择到横店演戏。

“电影《路人甲》把‘横漂’的生活美化了不少。”2012年8月，刚到横店的刘安就跟着一个认识的群头开始跑群演，“当时是抗战剧最盛行的时候，横店几乎全是抗战戏。在每天都是桑拿天的日子里，还要捂着一身大棉袄。”

刘安承认，在横店跑戏，如果只跑群众的话确实比北京容易，“以前，只要跟群头搞好关系，可以说就是天天有戏，有时候还能弄两句台词说说。”但对他来说，做群演仍然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一来人高马大的他在形象上并不占优势，“群演的衣服塞不进，而且能演的角色有局限，不是壮汉就是打手。”二来，当时的群头差不多都是“90后”，“我总不能跟其他人一样，跟在那帮小孩儿屁股后面，天天这个哥、那个哥地叫，跟着人家跑个群众吧。”

刘安开始想办法，通过熟人介绍，他先是拜了当地圈内某个权威大哥为师，后又从2013年初开始，在师兄弟的帮助下跟着一个大群头当起了小群头。

2013年10月，横店演员公会进行改革，统一管理所有的景区和群众演员，并公开招聘现场管理员。原来的群头都被迫“下岗”。自认为还算“圆滑”的刘安就是在这个时候通过四五轮的考核，最终应聘成功，成为了一名现场管理员。刘安告诉记者，现场管理员的工作虽和“群头”差不多，但现在还起到了现场和公会间调节的作用，“以前群头不是公会直接管理，如果发生情况，还要一级一级往下找。而每个景区老大往往又都是当地某个村的村干部，他们到现场有时不是处理问题，因为向着自己人，反而容易激化跟剧组的矛盾。”

目前，跟刘安一样的现场管理员共有20名，除了每天大约百元跑戏的钱，每个月演员公会给他们发一笔固定工资。

从2013年韩栋版的《鹿鼎记》开始，横店90%以上清朝戏的群演，都是刘安在带，“我手里固定的有七八十个人吧，基本都是光头。有时需要的人多了，就问其他管理员借。”

刘安说，如今他的工作除了群演领队之外，还要为他们争取其他应得的费用。例如，防暑费、淋雨费、戴孝费等等一切基本工资之外的费用，“公会改革之后，也给了群演一定的保障。任何人都可以向公会的经理投诉、维权。改革之前，说白了，多加的钱群头自己揣兜里都行。”

有一次，刘安带了30多个群演到剧组拍一场人工降雨的戏。由于是扮演尸体，刘安到了现场才发现，他的人需要躺在坑里，而此时坑里的水已经没过了人。刘安立刻给他们想了办法：“我让会水的脸全都可以朝上，这样可以换气。不会水的，就都脸朝下，可以用手捏住鼻子憋气。万一实在憋不住了，我也让他们不要管导演喊没喊停，直接起来，千万别出事。”

刘安回忆，虽然这个镜头只有几秒钟，但就那场戏从早上7点开始一直拍到了中午，“当天我就去跟副导演交涉，要给群演加钱，将实际情况、前因后果都说了一遍，最后剧组同意给每个人多加30元。”为群演争权益，也要在演员闹情绪时给予安抚，刘安说现场管理员并不好当。

在他看来，群演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活儿，于是总有那么些人一到片场穿完戏服就找个地方躲起来睡觉，每天不思进取，甘心就拿群演的钱；也有些人，做了特约后，就再也放不下身段，不肯跑群众的戏，“但特约的机会毕竟少，一个月平均也只能拍8天。” 刘安认为，在横店就两条路，要钱还是要戏，“说白了最关键的还是先要生存。”

姜红伟：下一个目标，就是成为导演

与徐小龙和刘安不同的是，今年31岁的姜红伟并没有继续“漂”在横店。但仅仅半年多的“横漂”生活，却成了他生命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原本在河北石家庄一家工厂里工作的姜红伟是从2006年开始接触群众演员这个工作的，“当时认识了当地话剧院的一些编导，由他们领进了这个门。”虽然没有学过表演，也觉得自己不怎么会演戏，但姜红伟却觉得这个行业非常有意思。2007年上半年，他毅然辞去了工作，经人介绍前往无锡做了特约演员。

“虽然特约一天有200元的收入，但无锡毕竟剧组少，戏就少。一个月拍不了几天戏，眼看着是生活都快成问题了。”姜红伟说，在朋友的建议下，2007年下半年，他和另外5个群演一起组团去了横店。

没有熟人，一切得从零开始。姜红伟必须得从最底层的群众演员做起。而他向来是一个有目标的人。“做群众演员肯定想往高处走，但演员竞争激烈，机会又少，自己又没什么演戏的天赋，”姜红伟深知，还要在这一行继续干下去，不妨考虑转做幕后。

在横店做了两个月的群演，姜红伟终于遇到了他事业上的贵人。他至今仍记得对方是个叫王君的现场制片。在王君的介绍下，姜红伟在剧组干起了场务、现场副导演等工作。后来，又是通过王君，姜红伟认识了拍摄《孝庄秘史》的台湾摄影师黄赢升。

从那时起，姜红伟离开了横店，开始给黄当助理。在2008年到2010年期间，姜红伟一直跟着黄赢升和另一个台湾摄影师“阿宝”学习摄影的相关知识和技术。在他看来，当时摄影师的地位在剧组里仅次于导演，说话也很有权威性。于是，他当时的梦想也从“转做幕后”进一步清晰地变成：有朝一日自己能成为真正的摄影师，亲手拍一部片子。

直到2010年3月，姜红伟第一次回到了横店，在李光洁主演的电视剧《大道通天》剧组当摄影助理。“但原来的摄影师在片子拍摄中途因事离开了。剧组就找来了峨眉电影制片厂的人做摄影指导，但他本人并不拍，所以从后半部戏开始，就由我来拍了。”姜红伟回忆道。

正是从这部戏开始，姜红伟一步步从负责B机的副摄影师做到了摄影师的位置。他告诉记者，为了进一步提升自己的拍摄水平，他还在剧组做过灯光。

“如今，小姜手提（摄影）在圈子里也是小有名气的。”姜红伟语气中带着自豪。截至目前，由他拍摄的电视剧不下数十部，而他也有了自己的助理和摄影团队，收入也从每天二三十元的群演费一路攀升至每月上万元。

姜红伟告诉记者，更让他觉得命运弄人的是，当年他的贵人王君在去年的时候，还来给他当过助理。“因为他有段时间离开了这一行，所以关系没我多了。后来他回来想学些剧组里的技术工作，我就让他来跟着我。”姜红伟强调，在这一行，人际关系往往比技术能力更重要，所以他至今仍非常感激王君。

而对于横店，姜红伟坦言是既爱又恨：在感激横店给他提供了一个成为摄影师的平台的同时，每次回到横店拍戏，他也深感各种不便，例如住的宾馆离景区太远，每晚收工后，吃饭都成了麻烦事。

“但总体我对横店还是充满感激的，它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姜红伟说，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成为导演，自己导一部戏。

陈敬：一切从横店探班开始

80后的陈敬叫自己“小敬子”。她去横漂，倒不是想当演员，就是冲着探班明星——或者说得更具体一点，奔着郑少秋去的。

那些年，TVB常来内地拍戏。小敬子大三那年暑假，郑少秋在横店拍《千古风流一坛醋》，她跟着剧组，一连呆了两个月，最长的一天连着拍了30个小时，她也在边上看着，“像打了鸡血一样”。到后来都和剧组混熟了，开机关机发布会都叫上她。

但小敬子从来没想过也去试试跑个龙套，“面对镜头就紧张，很奇怪，可能我天生是做幕后的料吧！一到剧组就觉得特别熟悉，觉得自己一定是为摄制组而生的。”现场还有几个TVB的演员想找她做助理，“说跟着剧组，既不用每天自己找路这么辛苦，还不用花钱，顺便还能挣钱，一个月1500，当时来讲不算低了。”

在片场混久了，她喜欢刨根问底，跟演员聊天，收工以后在剧组溜达，看到每个部门的房间上都贴着各种职位名称，其中有一个是“场记”。“场记是干吗的？看他们在片场忙忙碌碌，什么都要记录。”

夜戏经常拍到一两点才收工，“我们走着回到住处，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星，那时候的横店还有萤火虫。可能是当年锻炼出来的熬夜精神吧，后来我进这行之后还特别能适应高强度无规则的生活节奏，熬夜多晚都不怕，还喜欢拍通宵戏，同事们都觉得我很奇葩。”

小敬子入行之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给演员做助理。“我个性比较保守，家教很严，特别排斥潜规则，那会儿一直认为助理是这个行业里最单纯的工作，谁也不用得罪或讨好。”

她做过吴奇隆的助理，“隆哥对助理也很好，有一次过年买不到回家的坐票，他就让经纪人找剧组给我订机票，说不能让他的助理站着回去。”

后来她还为连凯、韩青等演员做过助理，处女座的细心靠谱，使她得了个“金牌助理”的美誉。“我一般不会等演员交代你该做什么，需要做的我都会提前想到。比如现场的道具酒杯不干净，我就会在拍戏前先去洗一洗，拿张干净纸巾盖上。”

许多演员助理都慢慢转做了经纪人，小敬子就有朋友带起了艺人，后来还成了知名花旦的经纪人。但小敬子自认为不擅长讨价还价。凭着细心和刻苦，她开始做起了当年令她好奇不已的职务——场记。

陈建斌当导演拍《一个勺子》的时候，小敬子就是他的场记。“陈老师看起来不好接近，自带皇帝的气场，也有人说他脾气大，但他其实人很好，只是不愿意花时间在无聊的事情上。一般拍戏间隙演员都会聊天啊打游戏放松啊，只有他拍完就上车，在车上专心看书，是个很有文化底蕴的人。”

有了演员助理加上场记的经验，许多影片统筹的活儿也开始找上门来。“去年《男人不醉》的导演还叫我去给他做副导演。”小敬子很感激剧组带给她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