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精英文化和通俗

【摘要】在当代，人们愈来愈明了教育和文化的关系。相对一般意义上的文化而言，我们可以将教育理解为“社会遗传的机制（方式）”，“或者说是对人类文化、文明的积累和积淀的统一”。在这个层面上，我们不得不重视教育发展的文化背景。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毁灭与创生以同样暴烈的形式呈现于世人的面前。一方面，伴随着我们一代又一代人并且为我们所熟知习惯了的那种温情的生活方式和价值正被市场经济呼啸般残酷地淹没；另一方面，大量的让我们不熟悉的新鲜事物让我们震撼不已。在这样的背景下，硝烟迷漫的文化战场正在进行一场血腥的肉搏。一些文化形式受到重创而溃败与退守，而另一些文化形式迅速崛起，咄咄逼人。与此相伴随的是大众文化/大众传媒洪水一般地涌起，迅速填满了表意空间。大众文化/大众传媒取代“历史”成为现实的一种充分表象。质言之，精英文化衰败了，大众文化崛起了，而作为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缓冲地带”的通俗文化则处于停滞不前的尴尬境地。

一、精英文化、通俗文化、大众文化、通俗——大众文化的发展及现状

（一）精英文化的退守与萎缩

精英文化作为社会精英们创造和享用的文化，具有批判性、平民意识以及人文主义的理想性等特性。正是由地这些特征，使得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的精英文化对社会发展起着巨大推动作用。但正是这些特征，特别是精英文化的批判性和浓烈的人文意识，又使得精英文化在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正迅速失去大批的主体和载体。一方面，作为精英文化创造者的精英们分化瓦解了，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沦为市场经济的“奴隶”；另一方面，作为精英文化主要享用者的大众对精英文化逐渐失去了兴趣。对于大众而言，人文精神与商品意识毕竟不是同一层面的东西，人文精神在这个欲望横流的社会怎能承受得住商品意识的沉重挤压？精英文化的退守与萎缩，更主要的原因在于教育抉择功能的弱化。从本质上讲，教育应当担负着传递人类文化、文明的重任。这里的文化与文明无疑包含着精英文化在内。但是，当教育屈从于市场经济的压力而失去自己相对独立的地位时，抉择功能的弱化就成为一种必然。于是，我们不得不看到这种无奈的现象：当精英文化的批判性越强、人文色彩越浓时，喜欢接触它的人愈少，直到最后在断垣残壁中隐现孤傲的寂寞。

（二）通俗文化的停滞

通俗文化是适合群众的水平和需要，容易被群众理解和接受的文化。通俗文化源远流行，伴随着人类的出现而出现，人类自发地、不带任何功利性地创造了这种文化。广大人民群众是大众文化的创造者，又是大众文化的享用者，这是通俗文化的本质特征。可以讲，在这类历史的长河中，在教育传递下来的文化、文明中，通俗文化占居主要地位。离开了通俗文化的参与，教育便不成为教育。本来，1990年代之前，通俗文化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主流，亦是作为中国教育的主要内容被传递的。但是，1990年代以后，通俗文化与市场经济便格格不入了。一方面，通俗文化与这个时代的氛围的“制造”不想吻合了；另一方面通俗文化与这个时代所要求的教育的步调也不一致。一句通俗文化显得有些落伍了，它不能为当今的教育创造“轰动效应”，亦不能为当今教育提供多少可资借鉴的、值得传递的内容。因此，本应是文化市场的“主角”，如今却停步不前，受到冷落了。

（三）大众文化的崛起

大众文化（Massculture）的迅速崛起和泛滥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显著特征。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迎面扑来的都是大众文化的气息。大众文化是在工业社会中产生，以都市大众为其消费对象，通过大众传播媒介的无深度的、模式化的、易复制的、按照市场规律批量生产的文化产品。对于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化，虽然有论者认为，“在一个高度商业化的当代社会中，这种区别既不可能，也不必要。”然而，通俗文化与大众文化确是有区别的。总的说来，通俗文化是未被商品化的俗民众自为的文化，具有批判和现生的潜力，而大众文化乃是一种被商业机制完全掌控的消费文化。大众文化具有标准化、俗套、保守、虚伪的特征，是一种媚悦消费者的商品。而这些，恰恰是当代社会所需要的。严格说来，大众文化并未要求教育取悦于它，甚至在相当多的场合，它是排斥教育的。但是，“社会要求”这个最终决定因素迫使教育在精英文化、通俗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作出有利大众文化的抉择。正是在这种情形下，教育对大众文化的崛起与流行起着巨大作用。可以这样讲，离开了教育（无论是何种形式的教育），大众文化是断不可能流行起来的，不能流行的大众文化也就失去了大众文化的本质特征，也就不可能称之为“大众文化”。

（四）作为混合型的文化：通俗——大众文化

通俗文化的停滞哪怕是沉沦，决不意味着通俗文化已经退出当代中国文化舞台；大众文化的崛起与流行，并不意味着大众文化取得了至高无尚的地位。教育既然担负着传递人类文化、文明的重任，就不会轻易丢掉自己的职责，放弃自己的诺言。当市场经济的挤压一旦减轻，教育就会自动出现反弹。此时，通俗文化在教育传递过程中就会或多或少地增加些许份量。因此，大众文化尚不能完全取代通俗文化而成为文化的主流。在这样的状况下，大众文化只得寻求与通俗文化的妥协，不得不结起“同盟”，造成对精英文化的共同挤压态势。于是，通俗——大众文化应运而生。这是当代中国特殊社会的特殊产物。在当代，纯粹以通俗文化或者大众文化面目出现的文化形式很少，绝大多数都是以这种复合面目出现的。这就为教育的妥协找到了个绝好的借口。只要看看通俗音乐在学校中的市场与地位，便不难发现这点。教育在广泛的意义上充当着二者的“粘合剂”。甚至可以说，正是教育，使得这种新型的文化形式得以保留下来并迅速发展。

问题在于，当通俗文化与大众文化联系起来对付精英文化的时候，精英文化遇到空前未有的挑战。精英们经过分化，已经成为了名符其实的小众。“一切人文学科的兴趣，常常只能在一些清贫者那里存活。除了少数幸运者出人头地，一般说来，对现实批判和价值理性创造的担当，常常成为一些知识分子收入浅薄的原因——而他们正是传统意义上的精英。”当这个社会对现实批判和价值理性持拒斥态度时，教育的运行将十分痛苦并且十分艰难。

二、精英文化对当代中国教育的影响

精英文化是精英们的文化，是相对于大众来说的少数人的文化。但是，社会发展的力量，从来就不是以人的数量来衡量的。在历史的长河中，精英们的作用十分突出，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中国教育的发展，当然离不开精英文化的推动，有时在一些关键时刻，其影响至关重要。人类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教育成为少数人的教育。当这种少数人的教育渐渐演化为一种文化传统时，它所蕴藏的内涵就不是只对少数人发生作用了，而是对后继续教育绵绵不绝地施加着影响。无论当代文化形式以何种瞠目的速度变化，精英文化对当代中国教育的影响始终余音不绝。

（一）学而优则仕的受教育观

由于中国选拔人才的标准主要依据他在国家考试中的成绩，而不是家庭出身给他带来的权势和财富，因此，精英文化对“学而优则仕”的为官之道是极为推崇的。正如周南照先生所言，精英文化影响下的儒家教育“在实践中，更多的是培训和挑选优秀的领导者，而不是为个人得到充分的发展而施教。这种以考试成绩为依据的英才教育，鼓励各种社会地位的人去学习并在其职业生涯中力求上进。”实际上，我个人认为，这种状况不只局限于儒家教育内，在当代教育中，其影响也一直不曾停辍。一些显而易见的例证有：义务教育阶段“培优班”、“英才班”及大面积的补课愈演愈烈；高中教育阶段出现“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局面；大学教育阶段“考研热”的不断升温。表面上看来，这只是一些简单的、不能复加的教育行为，但在具体教育行为的背后往往蕴含着相应的教育思想。当“学而优仕”沉浸于其中，并成为人们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时，便不难理解上述种种行为了。企望通过“学而优”的途径成为“仕”，从而成为社会的精英，这样的思想在当代中国是十分普通的。但精英毕竟是有限的，于是便有了教育内容残酷的竞争和受教育者个性的肆意践踏。

（二）注重终级关怀

精英文化有着强烈的人文意识。在这样的背景下，教育不得不把目光投向终极关怀。精英文化影响下的中国教育流派不论是儒家的，还是道家的，其着力点都放在人文道德上，把人培养成为伦理的、道德的人，正是这种教育的道德目的之所在。今天，当中国物质文明快速向前发展时，作为社会教育体系的精神文明建设亦被提到十分重要的地位上，这种道德教育，目前正被分解成许多种可以操作的东西，如爱国主义教育、礼仪教育等等。而每从中分解出一个子项，即刻便有一个宣言或者法规性质的文件发表。精英文化与儒家文化在这点上的重合，使得被大众文化包围的教育不可能将这一点放弃。

（三）培养博雅多学之才

教育的基本任务在于培养人。每一种文化形式影响下的教育，其培养的人的目标会呈现出一定的差异。对于精英文化来说，它要求培养的是博雅多学之才。这种人才，首先，应是学识渊博之士，其次应是文雅之才。中国古代多有既精通数理又兼通文学的雅士。这正是精英文化影响下的教育所孜孜追求的目标。这样的人不仅能成为文化积累和传承的主要承担者，还能吸纳精英圈外的各种人才和成果，并将其纳入主流体制。问题在于，大众文化影响下的教育，对这一培养目标予以断然拒绝，不仅失去了“博”的精髓，而且还丢掉了“雅”的原韵。当博而不精的文弱之士充斥于这个社会时，这样的人才将会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精英文化之于当代中国教育的意义，与其说是影响的削弱与衰微，不如说是一种文化的萎缩与退守。从逆向上看，正是教育的普及表征着精英文化的萎缩，级极关怀的失落表征着精英文化的退守。

三、通俗——大众文化对当代中国教育的影响

自1980年代大众文化在中国出现以后，它始终处于文化争论的焦点。批评者们认为大众文化伤风败俗，对社会有极大的毒害作用；而鼓吹者们则主为大众文化是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必然伴随物，它对旧体制相应的文化冲击将会促进民主的发展。我个人认为，在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崛起后，迅速与主流文化（通俗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了种新的文化方式——通俗——大众文化。

这种新的文化的生成是被迫的，它是适应中国不完善、不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特殊国情而产生的。在市场经济机制下，一切可能贴上“市场”标签的，都将贴上标签。通俗——大众文化也不例外。当通俗——大众文化取代先前的通俗文化成为新的主流文化时，教育革命或者教育革新就不可避免地出现。

（一）教育目标的功利化

教育目标作为国家培养人才的总的规定，对教育无疑起着导向作用。教育目标首先不应是随波逐流的，它反映了现实的要求却又要超越于现实之上。当前，教育目标的过分功利化无疑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教育的显著特征。高等教育中各高校争上热门专业、相对忽视哲学社会科学及其他基础学科现象自不待言，就是在基础教育阶段，这种功利化的倾向也十分明显。在追求利益的前提条件下，我们常常企望基础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马上就能投入到经济建设的洪流中去，所谓“基础教育要为当地经济建设服务”即是明证。我们恰恰忽视了基础教育的基础性。我个人认为，教育目标的功利化盛行于高等教育的领域，充斥着基础教育领域。对前者而言，是对国家有限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是对社会发展的极大危害；对后而言，是拔苗助长，是对学生（儿童）人性的戕害，并将危及到整个国家发展的基础。

（二）教育内容的标准化

通俗——大众文化本身就具备标准化的特征。反映在教育内容上，则是以某一类标准，整齐划一地圈出教育内容。1980年代以来国家一直倡导“一纲多本”，但此是正是通俗——大众文化得以迅速发展的时代，文化的盛行客观上抵制了“一纲多本”的推行，“万人读一书”的现象依然未有大的改观。另一方面，占去学生相当一部分时间却未被国家承认为教育内容的通俗——大众文化亦在逐渐走向标准化。无论是学校教育的内容还是学生自我教育的内容都呈现出标准化的特色。

（三）教育政策模式化

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国家，因此，国家的政策应体现在多样性和灵活性的特点。但在通俗——大众文化的影响下，相当一部分的教育工作者逐渐失去了冷静的心态，认同和认可了通俗——大众文化的“普及的”、“短暂的”特征。教育政策正在走向模式化。从1980年代中期国家倡导“愉快教育”到1990年代中期的“素质教育”再到2000年代倡导的“和谐教育”，教育政策模式化的痕迹愈来愈重。实施什么样的教育作为一项教育政策提出，本身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将这一政策模式化后，特别是，将一地的经验作为一项政策倡议模式化后，反而不利于素质教育的推行。我认为，典范的教育政策应该是这样的：在国家规律的教育方针下，为全面贯彻教育方针，教育政策应多样化、灵活化。即不再制定一个统一的、强求于全国的具体教育政策，以免整齐划一，难以让地方因地制宜。

教育运行的简便化 通俗——大众化的最大特点在于它的简便、快捷，易于为人操作，反映在教育上，则要求教育运行简便化。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教育确乎体现出这一特点。在不少教育工作者那里，总是企望通过学习某些地区或者个人的经验，来搞好本地区或者本人的教育教学工作。1980年代中期以来，山东平度、湖南汩罗等地的经验成为人们竞相学习的典范。面对汹涌而来的参观人流，我们不禁要问：平度经验与汩罗经验对每一个地方都适合吗？企望走捷径，特别地经验引进加以利用的作法，只会使当地教育走弯路。1949年-1958年以前中国教育引进前苏联教育经验而引发的后果即是证明。而在相当多的教师那里，企望听几堂魏书生、任小艾等人的经验讲座就能搞好本职的教育、教学工作，现在看来不过是一厢情愿罢了。教育运行的简便化将会把中国教育引入歧途。

四、结语

在当代文化氛围中，精英文化、通俗文化和大众文化会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但是，当这种渗透最终体现为一种文化对其他文化的整合时，这种渗透就成为一种反常的文化现象了。文化发展的前景是多元化的并存。这也是教育发展的最佳文化背景。“真正多文化的教育应当既能满足全球和国家一体化的迫切需要，又能满足农村或城市具有自己文化的特定社区的特殊需要。这种教育将使每个人意识到多样性和尊重他人，不论他是近邻、工作单位的同事，还是遥远国度的居。”这才是最好的教育。

参考文献：

[1]邹广文.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

[2]陈刚.精英文化的衰落与大众文化的兴起[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04.

作者简介：梁冬妮，女，1969年11月，壮族，广西德保县人，大学本科学历，副教授，工作单位：武汉城市职业学院，研究方向：教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