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4-25
文/王正康,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
中国的货币政策采用了多种非市场政策工具,包括设定有管理的存款和最低贷款利率,以及存款准备金率、贷款配额和“窗口指导”等量化措施。中国非常规的货币政策有三个显著特点。首先,中国人民银行(PBoC)不仅控制政策利率,还调控零售贷款利率和存款利率。其次,中国央行使用非市场工具,如贷款配额和窗口指导,这实质上是告诉银行如何做好自己的工作。正如窗口指导影响贷款方向一样,中国的定量信贷配额在调节信贷总量方面也很重要。不幸的是,这些量化目标在中国和其他地方一样难以捉摸:近年来,量化货币和信贷目标几乎总是超出了中国央行的预期上限。第三,过去10年里,很少被西方国家央行用作政策工具的存款准备金率,独特地成为中国货币政策短期微调的重要工具。
中国央行的官方使命是保持货币稳定,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与发达经济体的央行不同,中国央行对中央政府几乎没有独立性。货币政策的决定一般由国务院作出。
为实现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的最终目标,中国人民银行设立了一系列中间目标。主要的中间目标是货币总量的增长。1994年,中国人民银行宣布M1 和M2 的增长为官方目标,此后一直公布目标值。另一个中间目标是国内银行信贷的增长,它与货币总量目标一起发布。中国央行还负责维持中国银行体系中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因此,最低的利润率,即最高存款利率和最低贷款利率之间的差额被控制。中国央行还寻求汇率稳定,到2005年为止,人民币以固定汇率与美元挂钩。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允许人民币在参考货币篮子上下浮动。
这是因为中国选择了一种渐进的方式,从国家分配资源、分配商品和定价的计划经济过渡到由市场决定价格的市场经济。同样,自1978年中国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以来,中国的货币政策框架也在逐步演变。一开始,中国央行为所有经济部门设定贷款额度,并通过各省的中央分行向企业分配信贷。上世纪80年代,利率仍由中国央行设定,但随着商业银行的成立,中国央行转而为个别商业银行制定信贷计划,为银行留出了调整贷款以反映经济状况的空间。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央行进一步放松了对信贷配置的直接控制,将M2 增长设定为货币政策的名义锚,并引导零售贷款,转向间接管理货币供应。商业银行逐渐获得了自主设定存贷款利率的自由。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逐步增强。因此,中国经济转型为中国央行基于多个中间目标的做法以及监管和宏观管理框架的出现提供了背景。与国际同行相比,中国央行在实施货币政策时使用了更广泛的工具。
中国人民银行使用的货币政策工具可以分为两类。第一个包括以市场为基础的工具。一些是发达经济体常用的,如公开市场操作和央行贷款;其他是非传统的,例如存款准备金率(RRR)。第二类是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非市场工具。这些措施包括存款和零售贷款的管制利率,以及零售银行贷款的窗口指导。目前中国人民银行积极使用存款准备金率和第二类工具。
自200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人民银行一直在积极使用存款准备金率。从2007年到2016年期间,中国人民银行在短短的10年内共调整存准率42 次,光进入18年以来,就4 次下调存准率以应对产出下滑冲击。目前超过20%,这在国际标准下是非常高的。中国人民银行于2004年推出了一种基于单个银行资本充足率和资产质量的差别存款准备金率。2011年,中国人民银行首次推出“动态差别存款准备金率”,规定了银行特定存款准备金率允许的月度变动幅度。由于对经济过热的担忧日益加剧,中国央行在2011年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定期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也用于其他政策目的。例如,存款准备金率的变化被用来冲销外汇储备流入,并从系统中抽走过剩的流动性。
存款准备金率能够有效增强了公开市场操作对利率和消费的影响,如果存款准备金率相当于央行票据收益率/银行间利率以及银行贷款是主要的融资渠道,那么,存款准备金率可以被视为OM O 的近替代品。但是,由于经常项目下的贸易盈余及直接净投资均呈下降态势,2015年以来我国外汇占款已呈现出趋势性下降,通过存款准备金锁住多余流动性的必要性下降。
中国人民银行还通过对零售银行贷款的行政窗口指导政策控制银行信贷。这种以数量为基础的非价格工具是实施货币政策的重要工具,可以理解为通过正式声明或私下讨论进行的温和胁迫。中国人民银行在季度货币政策报告中定期公布窗口指导意见。在这项政策下,中国人民银行与中国银行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CBRC)合作,说服银行根据指导方针放贷。该指南通常涵盖贷款增长水平和银行贷款应投向的行业。
最近,中国央行加强了窗口指导政策,为银行设定了季度配额。用窗口指导而不是利率来引导信贷似乎很自然;中国缺乏一个发达的货币市场,因此无法通过短期货币市场利率进行微调。窗口指导如此有效的一个原因是,国有银行的高级人员是由中央政府任命的。对那些担心自己职业道路的银行家来说,偏离指引可能代价高昂。中国央行将对违反其信贷限制的银行处以罚款。指导银行放贷的另一个原因是,银行贷款通常是中国企业的主要融资来源。银行贷款占企业官方融资的70%以上。然而,随着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这一比例正在下降。目前我国新增人民币贷款和已实现贷款的年度目标中贷款目标与其实际价值之间的差距引人注目。在六年中,有五年的实际银行贷款超过了中国央行设定的目标水平。近年来,信贷目标也常常超额完成。
窗口指导对消费和产出的最终影响取决于冲击的来源。窗口指导在偏好冲击和投资冲击情景下降低了波动性,而在生产率和成本推动冲击情景下增加了波动性。窗口指导能够抵消利率管制在某些冲击下对贷款的影响,包括正面的生产率冲击。高企的贷款目标加上严厉的惩罚措施,将推高存款利率上限所抑制的存贷款。然而,使用这种组合的净效益取决于两个因素。首先,你需要在没有利率监管的情况下,对适当的贷款水平做出准确的猜测。其次,正是这种冲击的性质决定了投资波动性的提高最终是否会导致产出和就业波动性的提高。
基准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银行为存款支付的最高利率和银行从贷款中赚取的最低利率)也作为货币政策工具。银行不得吸收超过基准存款利率的存款,也不得贷出低于贷款利率90%的贷款。中国央行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放松利率管制,从银行间拆借利率、债券收益率以及外币利率开始。1998年至2004年间,中国逐步提高了零售贷款的上限。2004年10月,贷款利率上限和存款利率下限均被取消。目前,商业银行贷款利率有下限,存款利率有上限。存款利率上限通常被认为是有约束力的,因为实际存款利率往往集中在基准利率周围。更难判断贷款利率的下限是否具有约束力。但是,目前中小微民营企业融资困难正当时,国内的宏观经济形势也不允许我们快速放开存贷款利率隐形管制。
但是,利率管制会扭曲了公开市场操作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并对央行票据收益率发出的货币立场信号产生了偏离。利率调控可以在短期内增强或减弱公开市场对产出和通胀的影响,具体还是取决于冲击的性质、银行融资在投资中的重要性、投资和消费在通胀中的相对贡献。因此,无论如何,中国央行计划进一步放开利率,逐步取消存贷款基准利率,即转向更加市场化的货币政策实施框架。
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的转型过程,已从中央计划经济转型为混合市场经济。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 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此外,全球金融危机加速了权力向亚洲的转移。这使得对中国的经济研究成为了解世界经济的当务之急。
中国大陆使用的货币政策工具与发达经济体的传统货币政策框架不同。因此,本文介绍了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分析了这些非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如存款准备金率、窗口指导和对私人银行零售利率的约束。目前中国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工具代表了一件多功能但脆弱的艺术品,各种政策工具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相互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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