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衣行事：《摩尔·弗兰德斯》中的服饰叙事

时间：2024-04-25

陈栩

【摘要】文章探讨了笛福小说《摩尔·弗兰德斯》中的以衣行事。认为笛福在《摩尔·弗兰德斯》中的服饰叙事将个体身份嬗变与空间体验熔铸为有机整体，服饰意象的流变成为演绎个人身份诉求、性别话语规训以及帝国殖民想象的多维舞台。作为必不可少的行动元素和修辞策略，服饰折射出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时代精神和底层人物的生存困境，成为18世纪英国小说形式现实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摩尔·弗兰德斯》;服饰叙事;身份;身体

作为笛福的首部传记小说，《摩尔·弗兰德斯》讲述了同名主人公幼年被弃，继而骗婚求生，最终身遭流放的坎坷人生。伊恩·瓦特认为，该作是18世纪英国虚构故事史中的里程碑，它属于“第一批体现了形式现实主义所有要素的重要的叙事作品。”[1] 目前学界主要从女性主义、文学伦理学、犯罪叙事、空间话语等角度对其进行阐释，现有研究对小说中的服饰叙事缺乏足够关注。事实上，作为重复出现的文学意象，服饰对小说主旨的生成至关重要。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希利斯·米勒在《小说与重复》中富有洞见地指出，识别小说中的重复现象并理解其衍生含义是文学阐释的一个合法路径，“众多事件发生着、被重复着，这些事件环环相扣、情节性很强的故事常常能激起人们感情上强烈的共鸣。”[2] 在《摩尔·弗兰德斯》中，服饰总是出现在小说情节发展的关键节点，仿佛一颗颗不可或缺的纽扣串联起小说的经纬。本文借鉴物质文化研究中的相关理论，从性别话语、身份伪装和殖民想象三个层面考察服饰叙事在小说中的诗学意义。

一、驯顺的着装身体

法国思想家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指出，身体会卷入某种政治领域，“权力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这种对肉体的政治干预，按照一种复杂的交互关系，与对肉体的经济使用紧密相联”。[3]通过一系列日常操控和形塑，身体被引渡为涵摄了丰富能指的动态场域，上面交织着不同的话语方式、规训技术和惩罚机制。因此，身体的宿命是要被微观权力“对象化、利用、改造和提升”，最终成为“驯顺的肉体”。[4]细查之下，笛福对主人公生命历程的诸多描写与福柯的论述有诸多共通之处。小说不仅将摩尔的身体置换成负载各种异质力量的试验场，同时也强调权力对身体的微观改造技术，只不过，笛福是借助服饰这一特殊的物质手段来呈现人物的身份嬗变。

事实上，摩尔的命运走向与服饰之间有着不容忽视的微妙关联。摩尔的母亲在怀孕期间因在伦敦盗窃亚麻布而被捕，后被流放到美洲的弗吉尼亚。摩尔一出生便被遗弃，她“没有衣服穿，也没有朋友，得不到任何人的帮助”。[5]作为无形暴力的牺牲品，摩尔失去了法律保护而沦为阿甘本哲学思想中的赤裸生命，衣不蔽体的个体形象是生命政治化的典型症候。在流浪到小城卡尔切斯特市后，摩尔被当地教区的一位老阿妈收养。在这位老妇人开办的学校里，摩尔按照大众审美价值被教授了女性必备的各项生活技能，其中最重要的一门功课就是学做各种针线活，包括缝衣服、制花边等技艺。摩尔的日常生活被服饰相关的针线劳动所规划和占据，她不再游离于社会、社群和家庭之外，而是变身为一个普通的劳动者。

那么，针线、服饰与摩尔的自我意识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互涉关系呢？首先，针线劳动是摩尔走向经济独立的关键一步。在阿妈的教导和指引下，心灵手巧的摩尔在女红方面表现出惊人的悟性和适应力，她很快掌握了这一赖以谋生的技能，娴熟的手艺不仅给她赢得了良好的声誉，而且为她换来了不菲的金钱收入。摩尔将工资悉数交给阿妈，她“给我买帽子、衣服、手套和扎头发的丝带等。所以，我一直穿戴得整整齐齐，清清爽爽。”[6]针线劳动将摩尔带入家庭经济的生产和运作中，财富意识和簿记思维第一次进入她的概念世界。摩尔的生存处境因此得到巨大改善，她全新的着装造型即是明证。

其次，针线劳动也是激发摩尔自我意识的隐秘触媒。摩尔经常受邀为城里的贵妇们做活，她们不仅给她支付报酬，甚至还将穿戴过的袜子、长袍等服装赠送给摩尔，她随后再“改一下尺寸，这样穿起来更合身。” [7]在这个极富象征意味的场景中，针线、布料和服饰串联起一个由物理环境和人际环境交织的语义空间，搭建起摩尔身份操演和身份想象的舞台。如果将服饰看作与身体平行的物质文本，那么摩尔无疑是这一文本的作者，她以针线为工具书写着个人欲望和身份诉求，身着新衣的摩尔感觉“真的成为我所向往要做的贵妇人了。”[8]

不仅如此，作为人际关系聚合体的针线也是“广阔关系网络的一部分”。[9]事实证明，小说中的针线劳动消解了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边界，在女性共同体的培育和塑造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纽带作用。作为女性群体的普通一员，摩尔凭借针线手艺和崭新的服饰造型频繁出入于本地贵妇人的社交圈，她不但被视作“小贵妇人”，而且精通上流社会的各种社交礼仪，成为众人眼中“一个端庄俊俏的女人”。[10]由此可见，针线劳动不但是女性美德的直接外化，也是摩尔填充性别角色的物质依托，更是她实现身份认同的有效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摩尔看似独立的身份意识实际上是权力规训的结果，因为着衣的身体“是加于身体之上的各种社会力量的结果。”[11]一方面，18世纪英国社会所赞颂的性别规范通过摩尔衣柜中的各色服饰展现出来并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可视化执行。小说中，服饰的功能分类使身份政治和阶级属性以最直观的方式呈现，这样权力话语就以一种更加温和的方式清晰地铭刻在摩尔的身体之上，比如摩尔被教导要保持整洁的装束，“就是穿破衣服，也要干干净净”。[12]另一方面，摩尔的着装意识也强化了这一性别政治。摩尔始终生活在贵妇人所代表的上层社会的道德评判和趣味审视之下，她每次外出都会考虑穿戴是否得体，进而发展出与着装相对应的行为规范和准则，用以约束自己的日常言行，比如她时常提醒自己要恪守礼貌周全的淑女做派。毋庸置疑，小说中的服饰蜕变为权力的外衣，它不斷对身体进行管理和定位。在这一个意义上，服饰与禁闭在摩尔的身体上达成了话语共谋，传统的空间圈禁被巧妙地隐藏，代之以可视化和可分类的服饰形象，用父权社会钦定的审美价值和道德标准置换了福柯所阐发的“全景敞视监狱”。

二、伪装与身份迷失

在摩尔生活的18世纪，工业革命和圈地运动的兴起促使英国的社会财富不断增长，这引发了消费模式的变革，尤其是个人装饰品的需求量与日俱增，“消费品领域的扩大，加上‘社交界的扩张，就为个人向社会展示自我提供了更多机会。”[13]社会风气和服饰时尚的悄然改变在小说中得到了生动反映。

如果说服饰建构了幼年摩尔的身份认同，那么在她成年后的生命历程中，服饰则见证了她的身份迷失。摩尔的生活悲剧源于她被情人抛弃的创伤经历。在崇尚财富与门第联姻的时代，有利可图的婚姻是改变男女双方社会地位的有力杠杆，有评论认为，“封建贵族的门阀观念与中产阶级的利益原则苟合使金钱成为‘婚姻市场的硬通货，婚姻成为人们计算利益得失，追求财富的又一有效手段。”[14]反观小说，摩尔的卑微出身与物质至上的婚配原则格格不入，她不可避免地被话语操控者边缘化，继而沦为无辜的受害者。经历了沉痛打击的摩尔幡然醒悟，要想在名利场中生存下来，必须掌握通行的游戏规则，身无长物的她意识到“美貌就是一份很好的嫁妆”，[15]她以服饰为媒介，借时髦的身体形象游走于英格兰各地，寻求敛财致富的良机。

服饰时尚是如何有效地连接身体与财富的呢？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时尚是指日常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服饰模式，时尚与衣着和身份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一方面，衣服表达性别、阶级、地位等个人信息，另一方面，衣服也给身份误读大开方便之门。的确，摩尔的穿衣哲学首先源于她的虚荣心理，她毫不隐晦地坦言自己钟情于高档衣物。更重要的是，摩尔巧妙地通过伪装制造身份错乱，达到向上攀附的社交目的。在和伦敦一位银行职员的交往中，摩尔打扮成富婆形象，在骗取对方的信任后即刻成婚，由此获得了每年三千英镑的收入。作为物质符号，服饰的意义在能指和所指的链接处发生断裂，正如摩尔事后悔过，“我没有多少钱，却装成富婆的样子，欺骗了一个男人，使他以为我富有，和我结了婚。”[16]摩尔的着衣风格与其真实的生存状况南辕北辙，服饰表征功能的错位被她精心利用，成为服饰主体重构社会空间的有效策略，摩尔的身份由普通女性滑向特立独行、惊世骇俗的姿色商。

那么，笛福为何一反18世纪英国小说所极力塑造的恪守服饰伦理的贞洁淑女或贤妻良母形象，转而刻画了一个精于伪装的另类女性？这与笛福的自由观和重商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首先，摩尔以变化多端的服饰造型穿行于英格兰各地，这种将自己打造成摆脱家庭羁绊、拥有无限自由的新女性的身体政治呼应了启蒙时代的自由理念。笛福在《论神圣的权利》中提出，自由是自然法的重要内容，是“正当理性的律令”，人的自由具有不可否认的道德地位。[17]尤其对于广大女性而言，自由也是她们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女人的天资恐怕比男人要高，她们的脑子也比男人快”，因此在笛福看来，对女性自由的剥夺是“最野蛮的风俗之一”。[18]在小说中，摩尔的百变造型让她如变色龙一般游刃有余地猎取生存资料，服饰作为身体的延伸无疑大大拓展了她的生存空间。

细读文本便不难发现，摩尔的身份伪装及其卖身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暗合了笛福的重商思想。随着资本主义的崛起和世界工厂的形成，个人私欲被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标的商品经济所张扬，新的社会意识形态要求人们重新审视人的本性和世界的秩序。笛福敏锐地感受到时代转型带来的思想变革，在商海几经沉浮的人生经历使他对商人这一社会阶层青睐有加，在《计划论》一文中他对商人勤劳致富予以首肯，“比起任何人来，商人更加依靠智慧生活”，[19]笛福不自觉地将自己的商业理想投射到摩尔身上，赋予其独立经济人的角色。摩尔的美德似乎就是不知疲倦地梳妆打扮四处猎富，以她的私欲满足为最大荣耀。在服饰的映衬下，摩尔的身体仿佛一架涌动着无比多能量的机器，她的冒险精神“不仅是新兴资产阶级的共同特征，而且也是她掩盖在经济意识之下的真实自我的一个层面。”[20]

然而，摩尔以身体自由和经济利益为驱动的衣着实践也潜伏着巨大的伦理风险。摩尔的公共自我和本真自我在服饰的掩盖下发生分裂，对快乐自我的追求导致她辗转漂泊，居无定所，虽然周身彩绣辉煌，但她却难以找到与之相配的归属感和幸福感。抛弃了社会伦理责任的摩尔时刻都生活在惶恐之中，“我整日不得安宁，害怕有朝一日会大祸临头，最终将会被绞死。这种想法深深地根植在我的脑子里，使我不得不正视。”[21]摩尔的着装经验表明，服饰功能的变异势必导致着装者的身份疏离，要走出身份迷思，有必要重构服饰伦理，从而实现个体的精神救赎。

三、帝国殖民想象中的服饰话语

观其一生，摩尔的服饰与身份、空间紧密勾连，形成了小说服饰叙事的亲密谱系，这一点在小说的第三部分表现得愈加明显。摩尔在旅居伦敦期间因盗窃昂贵的锦缎被当场抓获，她在狱中偶遇失散多年的丈夫，随后二人被流放到美洲的弗吉尼亚。有意思的是，服饰不仅表征了摩尔由流放犯到新世界拓荒者的身份嬗变，而且参与了启蒙时代不列颠的帝国殖民想象。小说以服饰话语为修辞手段，策略性地呈现了笛福所关注的殖民主题。

商人出身的笛福素来重视贸易在国家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要解决国内商品市场的流通问题就必须将目光投向海外，尤其是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他的殖民思想在《英国商业计划》一书中表露无遗，在批评英国政府开发殖民地方面远远落后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同时，他建议有必要“开化那些我们和其他欧洲人已经占领的国家，让赤身的野人穿衣服，教会野蛮民族怎样生活”。[22]笛福特别提到穿衣问题，原因在于纺织品在当时英国的出口贸易额中占据了半壁江山。此外，笛福对美洲的兴趣也来源于英国的殖民移民问题。据丹尼斯·托德考证，从1700年到1780年间，约有27万英国移民先后定居美洲的十三个州，这一庞大的移民群体主要由刑事犯、窮人、流浪汉等边缘人群构成，“他们以仆人的身份进驻，最后变身为主人，这一转变不仅体现在经济方面，而且体现在道德层面。”[23]某种意义上讲，摩尔的脱胎换骨就是不列颠的帝国殖民想象在文学场中的生动回响。

在由伦敦开往弗吉尼亚的轮船上，摩尔和丈夫不仅携带了大量家具，还装载了不少亚麻布以及种植园所需的一切工具。达到新大陆之后，他们秉承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一贯的开拓精神，在广袤的土地上开辟农场，招募仆人，修建房屋，“流变中的自然物被纳入人的规范，消除了它的不稳定性，混乱的世界有了秩序和理性”。[24]小说浓墨重彩地将摩尔成功的创业经历转喻为华丽的服饰进行再现：我特地设法为我丈夫买了许多他喜欢的东西。只要是我知道他喜欢的，我都给他买了，例如，两个长长的假发，是优质材料制成的;两把银柄的剑 [……]还有一件紫色的披风。总之，一切我能想到的能让他高兴的东西，我都给他买来了，使他成为一个英姿潇洒的绅士……至于我自己，所需的布料不多，因为我已经有许多衣服了。我购买的其他货物包括各种铁器，马具，农具，仆人的衣服，毛料，哔叽，袜子，鞋子，帽子，以及其他杂七杂八的东西。[25]

与流落荒岛的鲁滨逊相比，笛福借助丰富的服饰意象建构了英国殖民者的新形象。摩尔将母国的着装规范和生活方式移植到了英属殖民地，从她购买的各种款式的服装可以隐约窥见迅猛发展的殖民地经济，有论者指出，殖民时期美洲文化的形成取决于当时的经济制度、谋生的方式、各阶级的意向、财富的积累等综合因素。[26]同时，摩尔列举的丰富服饰也暗示了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她为丈夫置办行头不仅反映出勤谨持家的女性美德，也象征了一种独特的审美趣味。摩尔和丈夫以体面的形象亮相于美洲，成为整个移民群体的代言人，完成了现代性主体的自我塑造。此外，得体的服饰也映射了人与环境的和谐共处，从人地关系的角度来看，个人只有牢牢地扎根于地方才能建立家园并形成稳固的身份感。摩尔立足于脚下的土地，过上了她孜孜以求的富足生活。服饰流变折射出家庭伦理的回归，洗心革面的摩尔忠实地履行着家庭主妇的责任和义务，由此呼应了这部自传小说的写作目的，即“宣扬道德、传授教训，提出警告”。[27]

综上，《摩尔·弗兰德斯》中的服饰叙事将个体身份嬗变与空间体验熔铸为有机整体，服饰意象的流变成为演绎个人身份诉求、性别话语规训以及帝国殖民想象的多维舞台。作为必不可少的行动元素和修辞策略，服饰折射出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时代精神和底层人物的生存困境，成为18世纪英国小说形式现实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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