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教案中民众被煽动的原因探析

【摘 要】 本文以扬州教案为例，叙述了扬州教案中的“乱象”，分析了谣言与底层民众的狂热，确认地方精英新的 “华夷观”与利益关系是其背后的主要原因。认为有关近代教案的研究，除了从民族国家角度出发，以阶级观念看待平民与教民之间的冲突之外，还应客观的看待教案过程中底层民众表现出来的不理性行为，并从不同的视角去分析教案中底层民众表现出疯狂举动的原因。

【关键词】 扬州教案；底层民众；原因

近代以来教案问题频发，因其背后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导致教案问题成为当时地方政府最为棘手的对外交涉问题。本文是基于扬州教案发生时，底层民众对于外国传教士以及洋商、洋人官员所制造的惨案背后的原因进行分析。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的《清末教案》关于“英国议会文件选译”的出版，从史料方面为教案问题研究提供了另外的视角佐证。

一、扬州教案中的“乱象”

1868年8月22日发生的扬州教案，据称是由谣言引发的，扬州教士在一份声明书中宣称，“约两周以前，手抄的匿名小字帖张贴了出来，老百姓开始喧闹……又贴出长达几乎三英尺的大字帖，称我们为基督教匪并污蔑我们挖取死人的眼睛；开设育婴堂是为食小儿肉，与剖开孕妇之腹用胎儿制药等等。”[1]到了案件发生前一天，有人看见法国育婴堂管事陆荣仁所雇掩埋尸体的李得义，手携一篮去掩埋尸体。于是，百姓央求江都知县检查传教士之住宅，并把掘出的十余具儿童尸体送至江都县。江都县令督仵作验明实系病毙，但是挖眼挖心的谣言早已传出，于是群情大为激动。[2]

8月22日，随着两个居住在镇江的洋人到访，谣言又起“谓来了不少洋人，并说又有二十四名小孩失踪。”于是群情激奋开始袭击洋人，“约于下午四时，一仆役跑进屋内……内外两门已被撞开，人群已涌入厅堂。”“未几，人群开始向坐在门口的二人掷打……至天黑，暴徒仍不散走，反而更加喧囂。” [3]此后英教士戴德生接连派了两个人去禀告扬州知府，但都没有回来，最后戴德生与童跟福先生决定亲自去见知府。“但一上大街立即被认出，并受到石块与碎砖的掷打”，[4]最后借着黑夜勉强进了知府衙门，但是被带到师爷房里等待了约三刻钟。在戴德声与童跟福先生离开之后，民众涌入教房之中，当时李爱恩和路惠理教士留守教房，随后愤怒的民众开始袭击留守的洋人，“堵塞边门的一堵墙被推倒……同时，雨点般的石块继续向正屋的窗户扔来”、[5]“其中较为大胆的就冲了进来，击毁楼下的家具搬走任何可以搬动的贵重物件……较重的箱子与抽屉均被背走”，[6]其后民众放火烧房，李爱恩教士被碎砖击伤了眼，妇女、孩子们从楼上跳下逃生，其中有的受伤，路惠理教士也受了伤，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扬州教案。

二、谣言与底层民众的狂热

在扬州教案的发生过程中，到底是谁煽动了底层民众的狂热，本文以为应该从在上述关于扬州教案的发生描述过程中多次提到的“谣言”一词入手展开分析。

而在此之前我们则应对于中国社会底层民众的社会结构进行简单了解，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城镇与农村界限并不十分明显，对于这样的社会结构张鸣先生认为它是一种奇特的同心圆式结构，在社会伦理关系中，家庭是圆心，依血缘、亲缘关系的远近、义务及态度的不同渐次冷漠。[7]

在这样的一种社会结构下，当国门洞开、洋人的闯入，中国社会底层的民众对于存在于精英社会中的“华夷之别”是相当漠然的，正如在鸦片战争期间，对于英国军队的入侵，时有记载“近有贫穷小民，闻英夷不伤害百姓，渐有搬迁进去”，[8]甚至在中国近代史上享有盛名的三元里抗英运动，时人也有评论，“彼百姓安知大义？不过因其轮奸一老妇人起衅。”又说“该夷又四布流言，以为与官为仇，绝不向民加害，于是奸民贪其利，顽民受其愚……及至贼破四方炮台，复淫掠不止，始悟其奸。”[9]言辞之间虽然有失偏颇，但从这一段材料中仍然可以看出，中国社会中出于底层的民众对于“国家”如何被肆掠并不敏感，而让他们真正在乎的只有当他们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时，对于“国家”的认同度才得以体现出来。

同样，洋教早期的传入对于底层民众而言，自身利益尚不至于受到较大的冲击，在扬州教案之中，英国新教内地会传教士戴德声等人在扬州设坛布道在1868年6月1日以后，而教案发生时是1868年8月22日，两者相距不过两个月，而且在后来有关教案的往来文件之中并没有直接提及教士巧取豪夺、侵犯民众利益的言辞，那么使得民众群情激奋的原因只能是落在“谣言”一词上，我们可以假设因为当时谣言的产生在心理上是对普通民众的利益造成侵犯的。

扬州教案中所流传的谣言不外乎洋人挖取死人的眼睛、开设育婴堂是为食小儿肉与剖开孕妇之腹用胎儿制药等等。这些在洋人看来不过滑稽至极的谣传却足以引起民众的骚动，在中国古代社会“辟邪”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它不仅是防备“鬼”的存在，同样也是用来对付妖党的邪恶力量。

在扬州教案发生过程中，谣传的洋人挖取死人的眼睛、开设育婴堂是为食小儿肉、与剖开孕妇之腹用胎儿制药等等在民众看来不过也只是妖党邪恶力量的一种，一则是因为金发碧眼的洋人在底层民众看来的确属于异类，并容易将其妖魔化，如在台湾凤山教案中一则关于中国人中普遍流传的报道，“传教士用毒药掺杂秘密药剂，使人民吃了后就成为皈依该教的教徒……以此凤山县城的暴徒攻打并烧毁了罗马天主教堂和基督教堂。” [10]

二则是因为当时洋人传教过程的不透明性，如在扬州教案中“百姓央求江都知县检查传教士之住宅，并把掘出的十余具儿童尸体送至江都县。江都县令督仵作验明实系病毙，但是挖眼挖心的谣言早已传出，于是群情大为激动。” [11]从这段文字材料之中分析，从中可以看出教会所办的育婴堂的确存在不透明性，也正是因为这种不透明性才使得针对洋人食“婴孩肉”的谣言有了其存在的土壤。

总之，流行在近代有关洋教的谣言多是对于现实事件的扭曲理解，但是这种基于教会本就给人以神秘面纱的“谣言”中，往往又加深了底层民众对于洋教妖魔化的理解，而且这种谣言中的具体言辞往往又切实关系着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容易引发底层民众的恐慌，所以在近代教案之中，谣言一旦产生，对于底层民众而言诉诸以现实的只能是暴力。endprint

三、地方精英的“华夷观”与利益关系

在教案的发生过程中，谣言只能说是直接促使底层民众诉诸于暴力的导火索，而这根导火索的背后还有着地方精英阶层的存在，也就是地方乡绅。

在扬州教案之中，乡绅到底起着何种作用，洋人与清政府地方官吏有着不同的看法，在教案的过程中，洋人认为“以一些科场生员为首的暴徒袭击并焚毁了传教士家属的住宅”、[12]“事件是由一些生员与绅士的煽动而爆发的”、“约两周以前，我得悉一些文武秀才曾集会，决定用谣言煽动百姓将我们逐出扬州。” [13]

尽管后来曾国藩在给英国领事麦华陀的信函中为士绅辩护，认为扬州教案之中“百姓误扰戴教士一层，均系愚民因婴孩死者太多，怀疑生忿，仓卒生变，不与各绅士相干[14]”，但是官僚与绅士不过是异名同体的存在，在朝为官，居乡为绅。对于曾国藩本人而言本就是士绅阶层的代表，镇压太平天国，所倚仗的也正是地方士绅的力量，故而此间曾国藩为士绅辩解也是正常，而在扬州居民蒋元给上海的友人信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他们央请江都知县检查传教士之住宅。经挖掘出十余具儿童尸体……于是群众更大为激动。在此之前，他们已征询了一些显要绅士的意见”、“前两广总督晏（晏端书）表示，洋人最怕老百姓，只要老百姓聚集起来痛打洋人……厉抚台、吴道台与卞道台也持相同主张。”[15]

综上所述，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扬州教案之中，并非误扰所致，也并非曾国藩所言“不与各绅士相干”，反而在这其中上层士绅所起到的正是幕后指挥、谋划的工作。

那么在教案发生过程之中，士绅为何会煽动底层民众群起而反对洋教，本文以为主要有两方面的因素，其一、地方士绅自身新的“华夷观”。“华夷之辨”自古存在，雖然到了清代，因为满清统治者以异族身份入主中原，从而导致传统以种族为中心的华夷观向以地缘为中心的华夷观转变，在传统知识分子之中因为“文字狱”的屠戮，华夷之辩也不再占据主导地位。但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侵入，使得原本不再占据重要地位的华夷之辩开始凸显其地位，从而形成了“新华夷”观，也就是所谓的“人畜之辩”。

关于这种新的“人畜之辩”，其观点主要是将洋人作为一种新的“夷”对待，也就是一种异类。如将洋人谓之“其种半人而半畜……汉译所谓鳀人也。”[16]在扬州教案之中，教士的信函之中提到城中揭帖，有“耶稣何畜，流毒中国[17]”的言辞，也正是地方乡绅新的华夷观体现，而这种新的华夷观是一种典型的自我种族与文化的优越感，教案之中对于洋人、洋教的反对相比与宗教抗拒，更多的是文化与种族上的排距，中国社会结构中乡绅阶层作为地方文化精英存在，面对洋人与洋教的侵入，自然是会产生一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理，而揭帖反教、丑化普通民众对于洋人的认识观也正是这种新的“人畜之辩”下最为直接的体现。

其二，地方士绅原有利益受到侵害。以扬州教案为例，在扬州人蒋元给友人的信函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我认为洋人将不能再来扬州建立教堂……假使准许他们前来，则盐运业务将大受束缚。”[18]扬州教案发生距离教士前往扬州布教不过两个月时间，在此期间内教士的行为是否对士绅掌控的盐运业产生影响尚有待商榷，但从中仍然可以看出至少是传教士的到来使得乡绅心理上对教士产生戒备。同时，随着洋教的传入，在中国社会形成一个新的势力——教民势力。早期的教民多是属于被宗族势力排斥之外的人群，本就为传统的士绅阶层所轻视，但是教民往往借助教士与传统士绅阶层对抗，甚至凌驾其上，故而当新产生的教民阶层形成对自身传统地位的威胁之时，乡绅阶层自然将仇火对准教民与教士。

但是因为士绅担心直接与洋人发生冲突，正如扬州教案之中士绅所担心的“闲言闲语定会传到北京，那就会产生巨大后果”，[19]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底层民众以及部分下层绅士才会被上层绅士推到对抗前线直接参与行动。

四、结语

尽管从近代民族国家角度出发，反洋教运动体现出来的是民众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热情，在中国近代反帝反侵略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但是近代以来，对于底层民众对洋教的抵制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一种被“谣言”煽动下的疯狂，而这种疯狂不仅仅是理性的缺失，其制造出来的一系列惨象也有违中国传统文化所提倡的“仁爱”、“笃实”精神。

这种缺乏理性的反教运动，在一次次的失败背后只能是进一步加深民族危机，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中国近代化观念上的转型，而底层民众的疯狂背后也并非单纯的出于反帝反侵略的爱国热情，应该说是无数条暗线的牵扯，本文所论述的谣言与地方精英的暗地操控不过是多重因素下较为重要的部分之一，至于底层民众处于方教运动的第一线，也正是这些不同暗线所共同作用的效果。

【参考文献】

[1][3][4][5][6][10][12][13][14][15][17][18][19] 陈增辉：《清末教案：第6册（英国议会文件选译）》[M].北京：中华书局，2006-02-01.P5.P7.P8.P9.P9.P200.P2.P5.P36.P13.P6.P13.P13.

[2][11] 张永贵等编：《教务教案档：第二辑》[G].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研究所，1974（1）.P578-579.P578-579.

[7][8][9] 张鸣.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1）.P4.P39.P44.

[16] 王明论.反洋教书文揭帖选[M].山东：齐鲁书社，1984-06.P1.

【作者简介】

刘长林（1992-）男，湖南科技大学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外关系史.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