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社会动员研究

时间：2024-04-25

赵华蕾程森

本文为 2017 年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中国共产党华北根据地环境史研究（1935-1949）》（编号：17XZS033）

【摘要】文章梳理并阐释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社会动员内涵及成效：思想动员——舆论宣传和思想教育;经济动员——土地革命和经济建设;组织动员——成立群众组织;政治动员——组织民主选举。这些社会动员工作对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关键词】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社会动员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20世纪30年代土地革命时期，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和陕甘边区人民群众，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战，在陕、甘交界地区创建了一块重要的革命根据地。社会动员是指国家、政党、团体等特定组织，通过特殊的方式或手段，鼓动、促进社会成员参与既定的社会活动，从而达到预期目的的过程。[1]在土地革命时期，社会动员是指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手段，将广大人民群众动员到革命队伍中来，以达到建立武装割据根据地，最终实现革命胜利的目标。

国内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革命斗争的经过、根据地的创建过程、根据地的历史地位及意义等方面，而针对社会动员方面的研究较少。本文将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社会动员情况作一个粗浅的考察和探讨，以期揭示中国共产党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过程中，是如何让广大群众参与到革命中来，从而建立革命根据地，推动革命向前发展。

一、思想动员——舆论宣传和思想教育

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思想动员是社会动员的主要任务，而舆论宣传和思想教育是思想动员的主要形式。通过各种社会宣传和教育，统一了群众的认识，提高了群众的思想觉悟，调动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

在宣传方面，各级党组织通过召开群众大会来进行宣传，甚至中共陕西省委也指示陕甘边游击队要经常召开群众大会，通过群众大会宣讲地主豪绅的压迫剥削，宣讲军阀民团的暴行，宣讲苏维埃与国民党的区别，宣讲党的政策、法令和红军的纪律，使群众认识到推翻现在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才是唯一的出路。[2]群众大会也增加了群众斗争的勇气和决心，启发了广大群众的阶级觉悟和革命思想，当地群众纷纷要求摆脱阶级压迫和剥削。

由于陕甘边区的群众绝大部分都是文盲，受教育程度极低，因此浅显易懂和易于传播的标语、口号、歌谣等也是宣传的重要手段。例如：“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工农红军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土豪劣绅”、“反对派粮摊款”、“反对苛捐杂税”、“实行耕者有其田”、“实行普及教育”、“提高女权、男女平等”等标语在广大乡村随处可见。[3]政治工作人员也会编写一些顺口溜来进行简单的政治宣传，例如“天不下雨，天逼民反;苛捐杂税，官逼民反;百姓不反，离死不远;倘若一反，或者可免”等。[4]苏维埃政府组织宣传队下村串户宣传党的政策，如给荔园堡群众教唱革命歌曲：“穷苦大众一条心，跟上红军闹革命，打土豪呀分田地，穷人能过好光景，嗨嗨呀呼嗨，穷人能过好光景”，[5]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动员他们参加革命活动。南梁苏维埃政府妇女委员会委员长张景文亲自编唱鼓励妇女解放、参加革命的信天游：“婆姨女子放开脚，长发剪成短毛盖，男当红军女宣传，革命势力大无边”， [6]带领开展妇女工作，宣传婚姻自由，开展妇女放足，动员妇女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和工作。

此外，陕甘边区政府还通过出版大量红色刊物来进行宣传，这些红色刊物成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动员群众参加革命的重要载体。为了宣传党的政策和方针，1934年边区政府在南梁荔园堡创办了《红色西北》， 1935年陕甘边特委创办了《布尔塞维克的生活》。[7]这些红色刊物主要刊登与根据地有关的消息，例如根据地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发展情况，同时也刊登中央、省委、边区等各级政府的决议、政策、宣传类文件，极大地提高了边区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推动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各种斗争和建设。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创建过程中，还十分重视发展教育事业，以系统性地提高群众的知识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为革命培养了大量后备力量。边区政府成立之前，整个南梁，没有一所学校，边区政府成立后，于是广泛发动群众兴教办学。先是在何家沟门办起了陕甘边第一所红色小学一列宁小学，[8]后来又在根据地相继办起了几所列宁小学。列宁小学除了教授知识，还给学生教授“马克思是谁呢？是世界革命的领袖，他终生领导着我们穷苦人革命，还把穷人革命的办法指示出来”，“马克思、恩格斯，世界革命二導师”将知识教育和革命宣传有机地结合起来，[9]既提高了学生们的知识水平又培养了学生的革命情感，唤醒了学生们的革命觉悟，培养了大量革命接班人。与此同时，政府还积极开展农民群众的成人教育，在一些村庄办起了扫盲识字班。通过文化教育，提高了当地群众的文化素质和思想觉悟，引导他们从封建思想的枷锁中解放出来。通过这些教育政策和措施，提高了广大群众的精神状态，改变了根据地的社会风气，为团结教育人民群众和建设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

二、经济动员——土地革命和经济建设

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经济动员是社会动员的重要动力，而土地革命和经济建设是经济动员的主要形式。自古以来，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保证，尤其是在生产力低下的时代，拥有自己的土地，是农民毕生的奋斗目标。而在土地革命之前，陕甘边区的土地矛盾极其突出，总的来说占人口数量不到10%的地主、富农霸占了绝大部分的土地和生产资料，而90%的农民只有少量的土地，甚至没有土地。[10]因此中国共产党在陕甘边区的社会动员从“打土豪，分田地”入手，进行土地革命，可以快速地减轻农民的经济负担，满足农民对土地的需求，农民对中国共产党产生感激和认同的心态，为群众参与革命活动提供了动力。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创建过程中，实行土地革命，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解决广大农民的生产生活问题，成为陕甘边区党组织的重要工作。在寺村塬时期，陕甘游击队组织和发动群众，打击豪绅和地主，没收地主豪绅、祠堂庙宇及帮助反革命的富农的土地、粮食和牲畜，分配给苦力、雇农、贫农和中农。[11]在照金时期，陕甘游击队成立组织群众成立粮食委员会，没收和分配大地主囤积的粮食和土地，后又与红26军一道，没收分配了香山寺囤积的大量粮食、布匹及土地。对于没收的土地，采取谁租种就分给谁的办法，不给地主交租纳税，并在地里打木桩插木橛，确定地界。[12]南梁政府建立后，根据中央土地法和边区的实际特点，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有关土地革命的政策和法令，发动和领导边区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将地主及富农的土地分配给中农、贫雇农及缺地少地农民。[13]通过开展土地革命斗争，使得陕甘边区的贫苦农民获得了土地，解决了农民对土地的迫切需求，消灭了封建的土地剥削制度，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热情，为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可靠的群众基础。

除了进行土地革命，为减轻农民负担，发展根据地经济，陕甘边区政府还通过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定了《财政决议案》和《粮食决议案》，[14]根据决议案的精神，制定了一系列财政和粮食方面的政策，主要有：

首先，发行苏区货币，建立集市贸易。南梁政府成立了陕甘边银行，印发了苏币，苏币与银元等值兑换，同时禁止国民党伪法币在苏区流通，保证了苏币的稳定。建立集市，鼓励当地群众的农林牧副产品上市交易，鼓励敌占区小商贩来苏区做生意;保护小商贩利益，以促进了苏区的经济发展，保障了苏区的物质供给。照金时期在薛家寨山下停子沟设立了5日一集的集市，主要是为红军收购粮食和其他生活日用品。南梁时期在白马庙和荔园堡设了集市，每月阴历初一、十一、二十一为集日。[15]

其次，采取予民生息方针，鼓励农民发展生产，由于陕甘边区自然条件恶劣，经济长期落后，为保障农民生计，边区政府决定不向农民征粮派款，边区政府和红军的经费主要依靠打土豪地主获得，军队所需粮食靠向农民收购。政府还办了一些小型牧场，牧养猪牛羊，以备军需;建立小型工厂，为红军缝制服装鞋袜，既既减轻群众负担，又能满足军需。政府工作人员、红军及游击队全部实行供给制，从领导干部到一般工作人员、红军战士，经济待遇一律平等，所有费用一律从政府财政委员会筹措。[16]这一系列措施极大地改善了边区群众的生活水平，促进了根据地的经济发展，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群众参与革命活动提供了动力。

三、组织动员——成立群众组织

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组织动员是社会动员的关键，成立群众组织是组织动员的主要形式。中国的农民历来缺乏组织性，因此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队伍历来天生散漫，如何将天生散漫的农民个体凝聚成一支严密有序的革命队伍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动员中面对的关键问题。徐向前曾经说过：“组织就是凝聚力，能把各种分散的、个体的力量收拢、聚积起来，形成强大的战斗力。高度的组织性，是无产阶级政党用以战胜敌人、克服困难的重要手段。”成立群众组织、通过党对群众组织的领导权，可以直接地将群众纳入革命队伍的范畴。

在陕甘边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游击队大力发展群众组织和群众武装，在各区、乡、村普遍建立了各种群众组织。1932年3月20日，陕甘游击队攻打山河镇失利后，召开队委会重新讨论行动方案，即组织发动群众，将群众自发组织的民团改编为赤卫军，立即实现陕甘游击队的纲领。游击队到达寺村塬时，当地群众革命热情十分高涨，队委会立即召开群众大会，组织成立农民协会、农民赤卫队，少年儿童先锋队、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并领导群众组织一同开展土地革命。[17]在南梁时期，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高度重视群众组织的成立，习仲勋甚至亲自深入白马庙川、荔堡川、小河沟等地发动群众，领导广大贫苦农民组织成立农民联合会，农民联合会在发动群众、宣传革命道理、领导群众进行土地革命、配合红军和游击队进行游击战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8]除农民联合会之外，游击队还组织群众，在南梁地区建立了以村为单位的贫农团、农民联合会、妇女联合会、少先队、儿童团等群众组织，这些群众组织的主要任务是给游击队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如建立军医院、修械所、被服厂等，为革命红军提供了后勤支持，此外这些群众组织在站岗放哨、视察敌情、维护社会秩序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9]

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群众组织和群众武装的建立，表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本质是人民群众的战争，同时也表明了组织动员是社会动员的关键，因地制宜发挥不同群众组织的作用，是中国共产党社会动员的成功经验。

四、政治动员——组织民主选举

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政治动员是社会动员的重要措施，组织民主选举是政治动员的主要体现。受中国数千年封建集权统治的影响，中国群众存在着阶级地位固化的保守观念，导致他们没想过，也不敢改变自己的地位和身份，大多数中国群众对政治产生冷漠和恐惧的心理。陕甘边区政府在通过土地革命给予群众物质利益之外，还通过组织民主选举给予群众身份、地位、尊严和民主。

1932年4月，陕甘游击队到达寺村塬，并在寺村塬召开群众大会，大会期间，每个村选举农民代表1名，共70余名代表，其中贫农40名，雇农10名，其余为中农。其后，召开了工农兵代表会议，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亦称寺村塬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由15名委员组成，其中农民委员10名，游击队委员5名。[20]1934年，陕甘边革命委员會筹备召开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工农兵代表大会由根据地各群众团体代表、各武装团体代表、党团代表及革命领袖组成，是工农民主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当时代表产生的办法是：地主、富农都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中农二十人选一个代表、贫农十人选一个代表，雇农五人选一个代表，保证了贫下中农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优势。[21]这种推选方式既保障了红色政权的阶级本质，又充分体现了民主集中制原则，使得红色政权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贫下中农一下子变成了“代表”、“委员”，相当于拥有了“干部”身份，这对一直处在“官本位”社会中的贫下中农来说，是莫大的荣幸，也是最大的“翻身”。

组织民主选举，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主人公责任感，改变了群众的固有观念，唤起了他们参与政治的热情，使得群众成为政治的参与者和实践者，广大群众开始意识到贫苦并非天生注定，而是要靠自己去争取权利，有效地调动了陕甘边区群众参与革命的积极性。

五、结语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过程中的社会动员工作，通过思想动员，提高了当地群众的文化素质和思想觉悟，同时使得陕甘边区的文化教育事业迅速发展，群众的精神生活丰富改善;通过经济动员，充分调动了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同时使得陕甘边区群众的物质生活得到改善，为陕甘边区的革命活动提供了后勤保障;通过组织动员，直接地将群众纳入了革命队伍，同时树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通过政治动员，改变了陕甘边区群众的阶级地位，调动了陕甘边区群众参与革命的积极性。总的来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过程中的社会动员工作做得很成功，正是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社会动员工作，才能得到陕甘边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使得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成为当时全国“硕果仅存”的一块红色革命根据地，为党和人民群众的革命胜利做出了特殊的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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