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恽代英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动因探析

刘君?雷家军

【摘 要】 本文探析了青年恽代英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动因：内在动力，立志救国的热诚推动青年恽代英关注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探索，社会思潮的对比促使青年恽代英选择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实践基础，革命活动的检验帮助青年恽代英确立马克思主义崇高信仰。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信仰;青年恽代英;先进知识分子

五四时期不仅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崭新阶段，也是中国早期先进知识分子信仰求索和选择的关键时期。青年恽代英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确立，是他在对马克思主义这一“信仰”的接触和社会实践中，在爱国主义思想的坚实基础下，并在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理论学习和革命斗争实践的探索过程中，最终形成的科学信仰。青年恽代英对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求索，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科学信仰求索的典范。

一、内在动力：立志救国的热诚推动青年恽代英关注马克思主义思想

面对近代中国国事积弱、民族危亡的现状，救亡图存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于科学信仰求索的内在动力，这使得青年恽代英必然走向共产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在恽代英走向共产主义的曲折历程中，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立品救国”到资产阶级的“教育救国”，再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救国”，爱国主义思想始终是恽代英拯救国家、拯救民族的坚实情感动力。

20世纪初，中国已深陷帝国主义侵掠，封建军阀割据的黑暗深渊之中，国力日衰，民生日困，人人都有某种程度“国将不国”的忧患意识。和大多数有志青年一样，恽代英在青年时期就立志要拯救民族，改造国家，他把“利社会、利国家、利天下”作为自己的人生奋斗目标，一生都在以争取国家独立，民族振兴，人民自由解放这一人生理想为精神支撑，并为之努力奋斗。1915年，进入武昌中华大学以后，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他在《义务论》中揭示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假借自卫之名侵略我国西藏和东北的事实，指出这些权利论者，实则为“天下争攘之泉源”。[1]为此，他从中国古代传统的善恶观中寻求救国之道，“我很信这善势力是中国各方面欢迎的，很信中国一定可以靠他们得救。”[2]而在恽代英早期救国思想中，“立品救国”的思想是其集中体现。他认为善势力的养成不在于他人，而在于有志青年道德修养的加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有志青年要维持自己的真品格，有积极进取的精神，勇于担当救国之责。

1918年从武昌中华大学毕业后的恽代英，为拯救国家，培养善势力，改变社会风俗，他将“教育”作为正风俗的“一种手段”和“唯一切实的工具”。为此，在担任中华大学附中部教务主任期间，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践行他的教育观，试图通过教育改造，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实施教育主张以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在他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革命救国”思想则是他为实现救国救民崇高理想、践行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坚定选择。在1925年《中国的经济状况》中，恽代英明确指出，拯救中国的唯一道路在于革命，“要救中国，要救我们自己，只有革命。”[3]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的唯一道路在于革命，而只有工农民权革命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途径，他更加明确地指出：“共产党是为中国的太平而主张工农民权革命”，通过工农民权力量，建立工农政权，“能保证民权革命的胜利”。[4]青年时期的恽代英在完成自身思想转变的过程中，始终把个体生存、发展与国家、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赤诚的爱国主义思想是恽代英执着追求科学真理和信仰的坚实基础。

二、理论探索：社会思潮的对比促使青年恽代英选择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青年恽代英并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旧世界观的摒弃与新世界观的萌芽在各种理论思想冲突中，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状况。这种思想的矛盾性并不是说偶然的，是当时中国复杂社会的反映，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20世纪五四时期，在空前的民族危机和各种思想学说的广泛传播中，中国知识分子对于科学信仰的选择和求索，并不是直接选择马克思主义，而是在对各种思想学说的认真研究、学习、比较的过程中，经过思想上的觉悟升华，最终走向马克思主义。

恽代英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选择也是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这一时期，他对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广泛研究，经过反复鉴别和对比，促使他选择并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五四运动前后，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思想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尤其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对包括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在内的早期先进知识分子们的思想转变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可以说，对于各种思想理论的学习探索是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样一个历史转折时期的具体而深刻的体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他们对各种社会思潮保持欢迎的态度，在理论学说的分析鉴别中，走向马克思主义。恽代英本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对当时的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互助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等四种主流思潮进行学習、鉴别、选择。

首先，恽代英进入武昌中华大学时，就先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1919年9月，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就说道：“从实告诉你，我信安那其主义已经七年了，我自信懂得安那其的真理，而且曾经细心的研究。”[5]在这里，安那其主义指的就是无政府主义，反映了当时广大知识分子对于未来美好社会的预见，即消灭私有制，废除私产制度，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会。在辛亥革命失败，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这一思潮得到了恽代英的赞同，他在1914年《义务论》中说过，通过舍其权利，实行义务论，“私产制度，不期而自破，黄金世界，不求而自现”。[6]恽代英认为，无政府主义的精义在于“自由、平等、博爱、劳动、互助的真理”，从而达到人人自由平等、各尽其能、各取所需的黄金世界。五四运动后，在革命运动的洗礼中，青年恽代英新的世界观开始萌芽，他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转变，从现实社会条件中寻找解决社会问题的答案。但这一时期的恽代英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并不是赞同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作为改造社会的手段，而是鼓吹新村主义和工读互助主义。

1919年下半年，日本新村主义传入中国。同年底，由王光祈、陈独秀、李大钊在北京发起的工读互助团对恽代英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他很赞成通过组织新村和工读互助团实现救国救民的美好愿望，在《我们的新生活》写道：“这是创办一个独立的事业，投身生利场合的第一步……看机会以尽力于工读互助主义，尽能力为社会兴办各项有益事业。”[7]新村主义、工读互助主义幻想通过“和平的社会改造的办法”，“本互助精神，实行半工半读”，进行“新村实验”，建立一个各尽其能、各取所需的新组织。恽代英试图通过新村运动和工读互助团建立共同生活的新形式，通过共同事业，逐步走向“各尽其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会。但随着利群书社被毁、平民教育团的取缔、工读互助团的相继失败，也证明了空想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相同之处和本质区别。我们不难发现，空想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都憧憬建立一个“各取所需、各尽其能”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也是恽代英选择新村主义和工读互助主义的最初渴望，但两者走向理想社会的主要手段不同，从而使得通过改良手段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同时，1920年，恽代英受到陈独秀的委托，翻译考茨基的《阶级争斗》。这本书的翻译对恽代英的思想起到了很大作用，他开始赞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并通过唯物史观理论来剖析中国的实际问题。但这一时期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互助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社会主义运动风起云涌，对于恽代英等近代早期先进知识分子世界观的改造可以说是非常关键的。在宣城师范学校执教的恽代英，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帮助和各种思想的碰撞下，恽代英的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逐渐认识到避免革命的手段，以工读互助主义的“共同生活”的主张只是一种美好幻想，并最终走向马克思主义，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青年恽代英在不断追求救国真理的过程中，敢于承认旧的过去，否定旧的过去，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从此，恽代英一生不曾动摇甚至放弃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

三、实践基础：革命活动的检验帮助青年恽代英确立马克思主义崇高信仰

“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而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8]离开实践谈理论，只会流于形式，陷入空洞的说教。早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科学信仰的形成绝不是在理论层面的口说争辩，而是通过理论联系实际，在具体的革命实践活动中，完成了自身科学信仰的转变。可以说，爱国主义是早期知识分子形成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基础，虽然大多数的思想起步是一致的，但容易受到错误思想的干扰，产生不一样的结果。因此，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形成能够得到早期共产主义者的笃信，不仅在于对理论本身的分析、比较，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真理探寻的过程中通过个人社会实践，最终矢志不渝的坚定践行。

恽代英是一个十分注重社会实践的爱国主义者。进入中华大学后，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尤其是克鲁泡特金主张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对恽代英的早期影响深刻。为此，1917年，他与好友成立了一个小团体，取他们所崇拜的克鲁泡特金的名著《互助论》中“互助”两字，定名为互助社。互助社充分吸收了克鲁泡特金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合理成分，它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社团的宗旨，同时十分重视通过个人品德的修养达到一小部分人品格修养的养成。这正是以互助、改良为主要手段，避免暴力革命，以无政府共产社会为目标无政府主义的显著特征。他对无政府主义的探索正是体现在这一点上，互助社可以说是恽代英将革命思想付诸革命行动的第一步，五四运动则让恽代英开始对扩张团体，产生拯救国家的大团体的探索更进一步。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恽代英与其他爱国知识分子散发爱国传单、进行爱国演说、参加游行。在领导学生爱国运动中，先后成立武昌学生团、武汉学生联合会，客观上推动了五四运动在武汉的发展。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恽代英旧的世界观、人生观思想开始发生动摇，新的世界观开始在实践中萌芽。五四运动后，新村主义传入中国，恽代英持欢迎态度，在细心研究后，恽代英和挚友计划组织新村，过“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新生活。在对新村共同新生活的憧憬中，1920年，恽代英发表《共同生活的社会服务》宣言，初步通过“共同生活与书报贩卖”的利群书社在武昌成立;同年下半年，实行半工半读的利群毛巾厂在武昌也相继成立。可以说，这是恽代英等先进知识青年对未来新村理想社会在实践上的具体体现。然而，这种“半空想、半无政府”的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道路是行不通的，通过改良手段进行的新村实验，已经不适合当时中国国情，只有通过工农联合、暴力革命的手段才能走向未来理想社会。最终，1921年，以“积极切实的预备，企求阶级斗争、劳农政治的实现，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为目的”为宗旨的“共存社”成立，[9]标志了恽代英已经走向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从欢迎无政府主义从而成立互助社，到欢迎新村主义成立利群书社、利群毛巾厂、浚新小学，再到赞成暴力革命、支持工农联合成立共存社，最终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时期的恽代英世界观已经确立，逐渐抛弃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转变为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恽代英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确立，不仅仅从新旧世界观的冲突碰撞中得来的，而是经过革命斗争的实践，经过身体力行选择的结果。他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信仰的确立既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又有实践理性的自觉。

青年恽代英对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求索和抉择，是五四时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群体探索科学信仰的一个典型缩影。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恽代英一方面通过对社会主义思潮理论的学习鉴别，另一方面又在实践上将它们进行比较抉择，最终通过思想上的觉悟升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青年恽代英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心路历程，始终立志救国救民，在他探寻科学理论的艰辛历程中，敢于否定“旧我”，唯真理是从。对青年恽代英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形成动因进行探析，不仅对于认识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于科学信仰的求索，认识马克思主义信仰成为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主流信仰的必然性具有重要意义，更重要的是要铭记像恽代英等老一辈革命家们不忘初心、坚守信仰，为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复兴而奉献一生的光辉事迹。坚守初心，坚守信仰，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动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贡献青春力量。

【参考文献】

[1] 恽代英.恽代英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4.2.

[2] 中央档案馆等.恽代英日记[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1.623.

[3] 恽代英.恽代英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4.300.

[4] 恽代英.恽代英全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4.0233.

[5] 恽代英.恽代英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4.101.

[6] 恽代英.恽代英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4.5.

[7] 恽代英.恽代英全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4.119.

[8] 斯大林.斯大林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199.

[9] 田子渝，任武雄等.恽代英传记[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60.

【作者简介】

刘 君（1994—）女，汉族，安徽马鞍山人，浙江农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理论与实践.

雷家军（1963—）男，汉族，黑龙江大庆人，博士，硕士生导师，浙江农林大学马克思主義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文化与知识分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