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唐军纪败坏现象及其原因探析

王腾飞

【摘 要】 文章叙述了中晚唐以来士卒们军纪败坏的表现，在河朔藩镇，动辄出现“兵骄则逐帅”的现象。分析了中晚唐军纪败坏现象的原因：募兵制取代府兵制；安史之乱后朝廷对平叛将士的漠视；宦官监军对军纪的破坏；将领生活腐化和统治者对军纪的忽视。

【关键词】 中晚唐；军纪；兵痞；腐化

关于唐代军纪问题的讨论，学界早已有之。张国刚在《唐代兵制演变与中古社会变迁》中指出“随着府兵制的衰落，出身流民的兵士们不愿获得功名，只想谋求赏赐”。[1]朱德军《唐代中后期地方独立化研究》则认为“安史之乱后健儿来源复杂，缺乏封建纲常教育”。[2]仝佛光在《唐代军纪问题及相关研究》中提出：“兵制改革带来了军队服役制度和兵源素质的变化，直接影响唐后期军队纪律的维护和执行。军纪涣散、逃亡现象不断加剧……”，[3]还对军队刑罚问题进行了探讨。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中晚唐士卒兵痞化现象的分析研究，进而找出中晚唐军纪败坏现象背后隐藏的原因。

一、中晚唐士卒兵痞化的表现

何谓兵痞？兵痞有三大特点：长期当兵、行事粗俗且逐利、不遵守甚至完全无视军队和国家纪律。兵痞化具体表现有：

1、以下犯上，驱逐甚至杀害节度使

中唐以来，地方藩镇，节帅更换频繁，但“骄兵”却是长期在镇，很有势力。其中比较典型的有宣武、武宁两镇的频繁变乱以及河朔三镇的动乱。《旧唐书》载：“（刘）玄佐性豪侈，轻财重义，厚赏军事，故百姓益困。是以汴之卒，始于李忠臣，讫于玄佐，而日益骄恣，多逐杀将帅，以利剽劫。”[4]宣武自刘玄佐后，骄兵益甚，以至于后来的宣武节帅不得不专门剿灭骄兵。韩弘及其弟韩充任职宣武期间，“得尝构恶者千余人”，斩杀骄兵数百，方才平息事端。王智兴任武宁军节帅后，也险些被驱逐。“初，王智兴得徐州，招募凶豪之卒二千人，号曰银刀、雕旗、门枪、挟马等军，番宿衙城，自后浸骄，节度使姑息不暇、田牟镇徐日，每与骄卒杂坐，酒酣抚背，时把板为之唱歌、其徒日费万计。每有宾宴，必先厌食饫酒，祁寒暑雨，卮酒盈前，然犹宣噪邀求，动谋逐帅。”[5]“（大中十三年）武宁节度使康季荣不恤士卒，士卒噪而逐之。上以左金吾大将军田牟尝镇徐州，有能名，复以为武宁节度使，一方遂安，贬季荣于岭南。”[6]至于河朔三镇的变乱则更是数不胜数。

2、欺压百姓，掠夺财物

上元元年（760），刘展叛乱，淮南节度使邓景山引平卢副大使田神功率军讨伐，“至扬州，大掠百姓商人资产，郡内比屋发掘略编，商胡波斯被杀者数千人。”[7]广德二年（764），郭子仪之子郭晞在邠州纵容士卒为暴，当地百姓苦不堪言。泾州刺史段秀实仗义直言：“副元帅勋塞天地，当念始终。今尚书恣卒为暴，行且致乱，乱则罪及副元帅；乱由尚书出，然则郭氏功名，其存者几何！”[8]郭晞被说服，不敢再犯，这才保住了百姓的安全。贞元三年（787），将军刘昌以宣武兵防秋时，也曾出现过兵士劫掠的情况。《册府元龟》载：“德宗贞元三年，（刘）昌率其众自坊州赴灵台，既次三原，遂纵掠一夕。时淮西散兵百余人隶于昌，及是，昌归罪淮西兵，尽杀之。”[9]而《新唐书》对此事的记载为“士卒有逗留沮事者，斩三百人，乃行。”[10]由此可知，刘昌看到部下劫掠百姓，为整肃军纪，便以淮西兵为替罪羊杀之，而对本镇宣武兵的处理则是不了了之。

3、唯利是图，忠君爱国思想薄弱

建中四年（783）正月，李希烈叛乱，“（德宗）以左龙武大将军哥舒曜为东都、汝州节度使，将凤翔、邠宁、泾原、奉天、好畴行营万余人讨希烈。”[11]但却作战不利。据《奉天录》载，德宗又派出了一支禁军支援，“诏神策制将行营兵马使御史大夫刘德信、御史大夫高秉哲，各马步共一十万，来救襄城。”[12]《资治通鉴》又载“时李勉遣汉臣将兵万人救襄城，上遣德信帅诸将家子弟应募者三千人助之。”[13]刘德信等人统帅的是“诸将家子弟”，可见当时朝廷已经捉襟见肘了。然而，哥舒曜、李勉、刘德信等人与李希烈交战，大败，退守汝州。德宗无奈，于九月底征发泾原的四镇北庭兵。十月份，北庭兵便以“犒赏失当”为由发生变乱攻入长安，德宗被迫逃至奉天，史称“泾原兵变”。 学界对于泾原北庭兵自私自利、经常闹事作乱的表现有着清楚的认识，黄永年先生认为：“泾原的安西北庭兵本就是极不安稳惯于闹事作乱的部队”。[14]李碧妍也指出：“德宗最后才征发北庭兵，当然是知道这支军队向来不太稳定也不叫人放心。”[15]到了晚唐僖宗时，士卒们的自私自利更是尽显无疑。广明元年（880），黄巢起义军进攻潼关，僖宗命张承范等人率军抵抗，不敌，承范等撤退下来等待援军，“博野、凤翔军还至渭桥，见（承范）所募新军衣裘新鲜，怒曰：此辈何功而然，我曹反凍馁！遂掠之，更为贼向导，以趣（趋）长安。”[16]

二、中晚唐军纪败坏现象的原因

1、募兵制取代府兵制

兵制的变化，是中晚唐以来士卒兵痞化的最重要原因。唐前期的兵役制度以府兵制度为主。府兵平时务农，战时当兵，就如唐长儒先生所说：“府兵不具有职业兵性质”。[17]开元十年（721），玄宗实行募兵制度，广开兵源。这一制度本质上是职业化终身制的雇佣兵制度，它的出现，既解决了开元天宝年间唐向外扩张却兵力不足的问题，又因为能吸取大量流民当兵，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社会的稳定，可谓一举两得。但募兵制也产生了新的问题：即投身军旅的主体仍然是破产的农民或流民，[18]所以士卒们通常素质极低，容易兵痞化。同时，由于士卒们对于军帅有着极强的人身依附性，他们就会慢慢形成只忠于军帅个人而不忠于国家的观念。但募兵制的危害不止于此，由于军帅会被朝廷频繁更换，而士卒们却不会，他们几乎是终身制兵役，很容易在藩镇长期扎根，形成势力。

2、安史之乱后朝廷对平叛将士的漠视

诚然，诸如“泾原兵变”之类的事件，是士卒们自私自利，主动闹事作乱导致的，但从另一方面看，朝廷对他们的漠视，待遇较差，是使得士卒们变得自私自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如上文提到的泾原北庭军，本来是一支军纪严明，忠君爱国的部队。“安禄山乱，肃宗追之，诏至，即引道，（李嗣业）与诸将割臂盟曰：所过郡县，秋毫不可犯。”然而，安史之乱平定后仅仅过了数年，大历三年（768）北庭军的境遇却是“初，四镇、北庭兵远赴中原之难，久羁旅，数迁徙，四镇历汴、虢、凤翔、北庭历怀、绛、鄜然后至邠，颇积劳弊。及徙泾州，众皆怨诽。”[19]然而以德宗为代表的唐统治者并不体恤北庭军的辛劳，对其过度使用。在这种恶劣条件下，北庭兵自然不满其待遇，必然优先维护自身的利益，所以喜欢闹事便不足为奇了。

3、宦官监军对军纪的破坏

关于宦官监军破坏军纪的问题，学界研究的不少，仝佛光就做出过系统的阐述。[20]个人在其总结的基础上加以补充，认为宦官监军弊端有三：其一，由于宦官本身就很难为封建士大夫所接受，很容易出现军队内部上下离心，令行不一的情况，久而久之就会造成出征失利、无功而返。其二，宦官多为宫廷杂役，洒扫之徒，文化素质差，虽然也会有诸如刘弘规和梁守谦这样的“宦官精英分子”，[21]但多数宦官素质低下是不争的事实，这些典军宦官自己就在破坏军纪，是不可能做到言行如一、赏罚分明的。其三，宦官监军多以权谋私，使得军中贪腐成风。“初，神策军使白志贞掌招募禁兵，东征死亡者志贞皆隐不以闻，但受市井富儿贿而补之，名在军籍受给赐，而身居市肆为贩鬻。司农卿段秀实上言：禁兵不精，其数全少，卒有患难，将何待之！不听，至是，上召禁兵，竟无一人至者。”[22]军人都是些市井之徒，不事操练，跑去做买卖，军纪败坏可见一般。薛平拴在其研究中也指出，由于神策军赏赐多于其他军队，因此无赖子弟多寄名军中，长安的商人也多与禁军勾结，私相便利。[23]

4、将领生活腐化和统治者对军纪的忽视

有的将领在面对军队军纪问题时，选择回避态度，或者干脆随波逐流，利用职权为自己或他人谋利，这一类占大多数。《太平广记》就记载了德宗时的名将李晟与长安富商窦乂勾结之事。李晟家附近有一小宅，相传风水大凶，他想拆除之，但又怕人说笑，窦乂得知此事后，买下宅子，并请算命先生改了风水后再赠给李晟，李晟大喜，作为回报，他为窦乂推荐的几个富商子弟安排到诸道膏腴之地任要职。[24]这一方面说明长安的商人交结禁军将领以求靠山，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军队将领与商人勾结的现象广泛存在。以李晟之见识，不可能不了解军队与商人扯上关系的危害，但他并未拒绝窦乂的请求。当然，也有将领清楚地看到了军纪问题的严重性，并积极告谏统治者，但被统治者无视，或是受到权贵干扰而失败。贞元八年（792），左神策大将军柏良器试图“募才勇之士以易贩鬻者”，将商人逐出军队，但因遭到宦官窦文场的阻挠，以失败告终。[25]段秀实也曾向德宗谏言要对神策军进行改革以整肃军纪，但德宗并未采纳。“泾原兵变”发生后，段秀实在长安被朱泚手下所杀，德宗后悔不已，“恨委用不至，涕泗久之”，[26]然而为时已晚。

三、结语

中晚唐以来士卒的兵痞化和将领的腐化，从表面上看是军纪和社会风气问题，但其背后隐藏着许多值得深究的因素，这其中最关键的是兵制的变化，由此军帅和士卒们的关系便产生了微妙变化，到后来甚至出现了上下沆瀣一气的局面，此外也有商人阶层对于军队的腐化渗透和监军宦官对军纪的破坏，也是值得注意的。通过对唐代军纪败坏现象的分析，能得出诸多经验教训，对我们今天的军队建设也有相当的警示意义。

【注 释】

[1] 张国刚.唐代兵制演变与中古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2006.4.P178-189.

[2] 朱德军.唐代中后期地方独立化研究，天津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3][20] 仝佛光.唐代军队纪律及相关研究，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58.

[4] 《旧唐书》卷145《刘玄佐传》，中华书局，1975.3932.

[5] 《旧唐书》卷19上《懿宗纪》，中华书局，1975.653.

[6] 《资治通鉴》卷249“大中十三年条”，中华书局，2012.8197.

[7] 《旧唐书》卷124，中华书局，1975年，第3533页。《旧唐书·邓景山传》载“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数千人”.

[8] 《新唐书》卷153《段秀实传》，中华书局，1975.4849.

[9] 《册府元龟》卷445《将帅部·军不整》，中华书局，1960.5288.

[10] 《新唐書》卷170《刘昌传》，中华书局，1975.5174.

[11] 《资治通鉴》卷228“建中四年正月”条，中华书局，2012.7460.

[12] [唐]赵元一《奉天录》卷1，清道光年间刻本，中华书局2016.6.

[13] 《资治通鉴》卷228“建中四年九月”条，中华书局，2012.7470.

[14] 黄永年《泾师之变》，《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411.

[15] 李碧研.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2015.P167.

[16] 《资治通鉴》卷254，“禧宗广明元年十二月”条，中华书局，2012.8360.

[17] 唐长儒.吐鲁番文书中所见的西州府兵，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武汉出版社，1990.P29.

[18] 杨志玖.论唐代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历史教学，1980.6.P25.

[19] 《资治通鉴》卷224“大历三年十二月”条，中华书局，2012.7324.

[21] 陆扬.清流文化与唐帝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P87.

[22] 《资治通鉴》卷228，“建中四年十月”条，中华书局，2012.7472.

[23] 薛平拴.论开元天宝年间以后的长安商人与禁军.唐都学刊，1992.4.P17.

[24] 《太平广记》卷243，中华书局，1961.P1877-1878.

[25] 《资治通鉴》卷234，“德宗贞元八年八月”条，中华书局，2012.P7661.

[26] 《资治通鉴》卷228，“德宗建中四年十月”条，中华书局，2012.P7478.

【参考文献】

[1] 王钦若.册府元龟[M].北京：中华书局，1960.

[2] 李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

[3] 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 司马光编著，胡三省注.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12.

[6] 赵元一.奉天录[M].北京：中华书局，2016.

[7] 杨志玖.论唐代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J].历史教学，1980（6）25.

[8] 唐长儒.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0.

[8] 薛平拴.论开元天宝年间以后的长安商人与禁军[J].唐都学刊，1992（4）17.

[9] 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10] 张国刚.唐代兵制演变与中古社会变迁[J].中国社会科学，2006（4）178-189.

[11] 朱德军.唐代中后期地方独立化研究[D].天津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

[12] 仝佛光.唐代军队纪律及相关问题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13] 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14] 陆扬.清流文化与唐帝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