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

刘冬

【摘 要】 本文对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的内涵进行了阐释，包含合同中所出现的所有减轻或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及对该条款的说明义务应当主动履行。我国司法实务操作中，对于判定保险人是否履行了该义务看法不一，主流思想认为以形式履行和实质履行的双重判断标准可以使投保人的利益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笔者认为该界定标准过于严苛，以形式履行作为判断标准可以调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从而真正做到公平公正。

【关键词】 免责条款；说明义务；司法适用；利益平衡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保险消费意识的普及，如何维护交易公平成为保险法所面临的重要课题。而保险的免责条款是保险人与投保人在签订保险合同时必备的条款，也是保险人为维护自身权利的一种方式。但是我国法律对免责条款何时产生效力做出了限定，以防止保险人对此项权利滥用。笔者从免责条款的内涵、免责条款说明义务的履行方式，以及司法适用三方面入手，结合案例进行分析研究，对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相关内容进行探讨。

一、引例

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是法律赋予保险人减少自身风险承担，以维护正常运营的一项正当权利，也是保险合同中的必备条款。但是，为了防止保险人滥用该项权利，法律也对它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以案例作为说明：[1]原告贺雪缘于2012年11月被确诊为紫癜性肾炎，此前原告在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人身意外伤害险并已获得保险金。后经学校统一代办，其保险转入中华保险公司，保险期间为2013年9月1日至2014年8月31日、2014年9月1日至2015年8月31日，每年保额为20000元，共投保两年。在保险期间内，贺雪缘因紫癜性肾炎住院共7次，实际支付48529.23元，原告贺雪缘要求保险公司进行理赔。2014年年底贺雪缘接到中华保险公司通知，称贺雪缘在因“确诊紫癜性肾炎10月余，复诊”而入院所发生的事故损失为被保险人投保前所存在的疾病，属于保险合同中所约定的免责事由，因此保险公司拒绝理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條的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保险单中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做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投保人做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原告贺雪缘以被告中华保险公司在为其办理保险业务时未告知具体免赔事项为由向湖北省赤壁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经法院审理查明，以被告中华保险公司未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原告贺雪缘及其法定代理人就免责条款进行说明，在保险合同中仅以“温馨提示”提醒投保人留意责任免除部分，并不能尽到明确说明义务为由，认定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无效，判令被告中华保险公司支付原告贺雪缘保险金40000元。从上述案例中可知，在保险合同中，非免责条款必然生效，保险人并不能通过免责条款任意规避风险的手段，保险人必须对免责条款履行提示与明确说明义务，才能使免责条款发生效力。那么，什么是免责条款呢？

二、保险合同中免责条款的概念

在保险合同中，免责条款无疑对确定保险责任范围有重大影响。我国现行的《保险法》并未对免责条款进行定义。对于免责条款的内涵，我国学界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免责条款应为合同中明确规定在免责事由中减轻或免除保险人责任的部分，不包括其他部分出现的减轻或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此种观点是对《保险法》第17条中所称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所作的狭义理解。第二种观点则将《保险法》第17条、第19条的内容整合而论，其认为在保险合同中所出现的所有减轻或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均属免责条款。[2]其认为判定是否属于免责条款，不应以条款出现在保险合同中的位置来判定，而应当结合保险合同的特点以及具体案件事实进行实质分析，以其是否减轻或免除保险人的责任、加重投保人的负担，作为判断的依据。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更为客观，其体现了新修订的《保险法》措辞转换背后隐含的拓宽概念的目的。根据2009年修订的《保险法》的第17条中，“责任免除条款”被“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所替代，足见其中免责条款外延拓宽的意图。此外，对于该法第19条所规定的三种无效条款，有学者认为其与第17条第二款所规定的免责条款之间逻辑关系模糊，存在“履行说明义务即免责”和“履行说明义务仍不免责条款且绝对无效”的冲突。但笔者并不赞同这一说法，笔者认为《保险法》第19条恰恰印证了第17条所规定的免责条款，是对第17条所做出的排除性规定，二者之间并无冲突。首先，根据民法中的意思自治原则，合同为平等的当事人在意思表示相一致的前提下设时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保险合同作为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所订立的契约，当然适用该原则，《保险法》第17条所规定的免责条款，实际上就是保险人与投保人在意思自治的前提下，所做出的平衡双方利益的约定。而该法第19条所规定的条款绝对无效的三种情况，笔者认为，这应是对第17条的限制，即当保险人所提供的格式条款的内容与法律相违背时的无效情况，也就是说，免责条款不可以约定有害被保险人所依法享有的权利。因此，该法的两项条款是相印证的，即第17条所规定的内容生效的前提必须是被第19条所规定的内容排除。此外，参考《合同法》第39条、第40条有关免责条款的规定可知，免责条款生效的前提是不违背法律的规定，且不免除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主要义务。因此笔者认为，对《保险法》中的相关规定可理解为，第17条所规定的免责内容应是“保险人保险金给付责任免除的条款”，而保险人若意图对其他缔约过失责任进行免除，则应适用第19条的规定，认定该条款绝对无效。

在保险合同中，免责条款是关乎双方当事人之间利益分配的重要部分，是保险合同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笔者认为对免责条款的特征进行分析也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免责条款为合同条款中的一种，是保险人与投保人在意思自治的前提下所做出的，旨在对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进行分配的约定，是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其次，免责条款必须明示，任何以默示方式所提出的均不为免责条款，且该明示必须达到提醒当事人注意的作用。此外，免责条款应在事先进行约定。最后，免责条款应具有免责功能，即限制或免除保险人的未来民事责任。

以此案例说明免责条款的概念：2014年10月31日，李某向某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支公司（以下称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商业保险，并接收到由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根据保险单的记载，被保险人为李某，保险期间为2014年11月1日至2015年10月31日。2014年12月8日，李某驾驶被保险车辆（此时该车辆并未取得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签发的正式牌照）由北向南行驶，与一辆由南向北行驶的小客车发生碰撞，两车均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坏。根据交通事故认定书所认定的事故责任，被保险车辆应当承担50%事故责任。2015年5月9日，李某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并提供了于2014年12月5日签发、有效期至2014年12月12日的车辆临时行驶号码牌。后保险公司将李某提供的车辆临时行驶号码牌送往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所进行鉴定，经鉴定，李某提供的车辆临时行驶号码牌为假。保险公司以保险合同最后一部分约定：除另有约定外，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车辆未取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行驶证或号牌，未按规定进行车辆检验或车辆检验不合格，不论何种原因导致了被保险车辆损失，保险公司均不承担保险责任。”为由拒绝理赔。李某不服，遂以该保险公司为被告、以该条款不属于免责条款为由诉至法院，法院在审理的过程中，对该条款内容予以认定，认定其为免责条款。由于被告向法庭提供了向原告履行免责条款说明义务的证据，且证据真实合理。因此法院判定该条款属于免责条款且对原告产生效力，被告可以根据该条款免除责任。可见，在本案中，该免责条款是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在双方当事人订立保险合同时意思表示一致而产生的。虽然免责的内容并没有在保险合同中独立出现，但其明示了可以使保险公司得以免除责任的内容，且保险人提供了免责条款已经引起投保人注意的证据，故属于免责条款，且该免责条款发生效力。此外，从免责条款的设定意义来看，免责条款是建立在最大诚信原则之上的，以实现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利益平衡的规定，从广义角度出发理解免责条款的内涵，正是看到了其中所隐含的减轻或免除保险人责任，使双方当事人之间利益进行协调的本质。[3]上述案例中法院对该免责条款的认定即是最好的印证。

三、免责条款的提示与说明义务的履行方式

诚然，保险合同是一种特殊的商事合同，而免责条款则是保险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免责条款作为最大诚信的合同，是由英国法官曼斯菲尔德在Carter v. Boehm一案中创立的，其主要观点是：保险合同是典型的最大善意契约，它的订立需要保险人与投保人之间的特别信赖，这种信赖需要最大善意以防止被滥用的可能。因此保险人对免责条款说明义务的履行适当与否，成为决定免责条款是否有效的前提。依据我国《保险法》第17条的规定，保险人应对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进行“说明”此种说明实际上有两层含义，即同时履行对免责条款的提示义务和解释义务。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规定，“明确说明”是指保险人在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之前或者签订保险合同之时，对于保险合同中所约定的免责条款，除了在险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还应当对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或者代理人做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及法律后果。事实上，司法实务中对于免责条款的履行方式一直存在两种争议，一种认为说明义务应当是被动的，即在投保人进行询问时保险人有义务就其询问内容进行准确且通俗易懂的解释。另一種则认为说明义务应当是主动性义务。笔者支持第二种观点。从最高院的司法解释我们不难看出，保险人在与投保人缔结保险合同的过程中，应当同时对免责条款履行提示义务和解释义务，二者缺一不可。提示义务主要体现为，保险合同中以黑色加粗加大字体等形式，使免责条款的内容在整个保险合同中处于醒目状态，使其能够引起投保人的足够注意；而解释义务，则表现为保险人积极主动的向投保人就保险合同中，专业性较强的内容进行解释说明，使投保人藉此准确理解相关条款的内涵，从而做出是否缔约的真实意思表示。此外，从免责条款说明义务的规定目的出发，之所以要求保险人对免责条款进行说明，是为了更好的维护双方当事人的利益。由于免责条款中经常涉及专业性较强的术语，且具有极强的技术性特征，投保人很难通过自身的阅读发现其真正内涵，要求其对陌生晦涩的免责条款中所有内容进行积极主动的发问显然不切实际。因此，若将说明义务理解为被动性义务则违背了该条款设立的初衷。

四、司法实务中对说明义务是否履行的判定标准

在司法实务操作中，对是否履行说明义务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有法官认为，只要保险人对免责条款做出了完整、客观、准确的解释即为履行了说明义务。但也有法官认为，应当从形式履行和实质履行两个方面进行严格审查保险人是否履行了说明义务。从形式上看，保险人与投保人在签订保险合同之前或签订保险合同之时，必须通过书面或者口头的方式对免责条款进行说明；从实质上看，保险人不仅需要在形式上履行此种提示与说明义务，还需要是这种履行为投保人所理解，也即实质履行。在判断保险人是否真正履行了该义务，二者缺一不可。显然，这样的判断标准是十分严厉的，从某种程度上讲，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保险人是否实质履行该义务是很难界定。尽管保监会发布的《人身保险业务基本服务规定》第十五条明确规定了保险公司在犹豫期内应对合同期限超过一年的人身保险新单业务进行回访。但是在绝大多数的司法实践中，即使有电话回访录音作为证据材料，以证明保险人对免责条款已进行了明确说明。法院仍会以“免责条款没有尽到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及明确说明义务”而不予支持。例如“李尽党、卢秋香与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乡中心支公司保险纠纷”一案。[4]2014年5月25日，李树铭向平安人寿投保护身福险，保险金额为500000元。保险合同约定：投保人为李树铭，被保险人为李树铭。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护身福终身保险（分红型）条款对身故保险金责任免除第5种情形约定为：“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李尽党与卢秋香系李树铭的父母。2014年11月1日15时30分，朱家晨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无号牌三轮摩托车载杨勤娥，沿封丘县留光至冯村公路由东向西行驶，与相对方向的李树铭持C1型驾驶证驾驶的无号牌两轮摩托车发生相撞，造成李树铭当场死亡，杨勤娥受伤及两车不同程度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该事故经封丘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做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朱家晨承担该事故的主要责任；李树铭承担该事故的次要责任；杨勤娥不承担该事故的责任。事后卢秋香、李尽党要求平安人寿支付护身福保险金500000元，平安人寿称被保险人李树铭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导致李树铭身故属于平安人寿责任免除情形，保险公司不应当承担责任。平安人寿向法院出具了投保提示书，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及电话回访录音，以证明其对免责条款已进行了明确说明。而法院认为，尽管平安人寿对免责条款做出过说明，但其没有尽到足以引起投保人李树铭注意的提示及明确说明义务，故免责条款无效。平安人寿不服人民法院判决遂提起上诉。上诉法院认为，平安人寿虽然规定了免责条款且字体已经加黑加粗显示，也在电话回访中问过李树铭是否了解免责条款，但是平安人寿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该合同条款在李树铭购买保险时已向其出示，并对该条款予以提示说明。因此，平安人寿不能将该免责条款作为不承担保险责任的理由。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实这样的双重判断标准是单方面偏向投保人的，这同样有违免责条款订立时利益协调的初衷。因此，笔者并不赞成最高院对“明确说明”所做出的司法解释。从“李尽党、卢秋香与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乡中心支公司保险纠纷”一案中我们可以看出，尽管保险公司履行了对免责条款的提示与说明义务，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投保人若辩称保险人在与其签订保险合同的过程中并没有清晰明确的说明免责条款的内容，那么法院在做出判决时，就会以“没有尽到足以引起投保人的注意”为由，判处免责条款无效。这的确从最大限度保护了处于弱势地位的投保人的利益，但由于最高院对“明确说明”的实质性判断要件中对投保人的主观要件做出了规定，即必须使投保人明确免责条款的内容。因而在实践中，即使保险人履行了提示与说明义务，也会因为投保人的否认而被否定。实际上，这样的判断标准是单方面偏向投保人的，这也是近几年来骗保事件频频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在形式要件满足的情况下，保险公司很难证明投保人已经明确免责条款的内容。因此笔者认为，人民法院在审理保险合同纠纷的过程中应当注重投保人与保险公司这两个方面的平衡。在对免责条款是否有效做出判断时，原则上应以保险公司是否形式履行为限，而不应当过多的考虑投保人的主观方面。同时，由于制定合同的利己性因素，应当加强对保险公司制定格式条款的监督，在司法实践中，不应以格式条款为由而不予采信。这样，才能在维护公民权利义务的同时，也保证保险公司的正当利益，做到真正的公平公正。

五、对免责条款的适用分析

法官在判定免责条款是否发生效力时，往往因为自由裁量权的使用，对于免责条款的认定差异而使审判的结果大相径庭。笔者认为，法官在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时，应当充分考虑当事人双方的情况，尊重双方的权利与义务，不可一味的加重保险人的责任。对于举证责任的证明方式，应当以保险合同中存在以加粗或加黑的文字，通俗易懂的写明免责内容（这种判断标准以一般正常人的理解程度为限），而判断保险人是否对免责条款履行了说明义务，应以保险合同中存在符合上述条件的免责条款且该合同中有投保人的签名为判断标准。除此之外，笔者认为不应当再要求保险人再承担任何形式的举证责任。若每一次签订保险合同，保险人都要事先穷尽一切证明手段，这显然也不符合商事活动高效便捷的原则，同时也在无形中加重了保险公司的成本，亦不符合公平原则。在判断免责条款是否产生效力时，也应当对投保人进行考察，综合其所受教育程度、社会经验等因素，在保护投保人及被保险人时也应当防止骗保的发生。此外，出于利己考虑因素，保险公司在制定免责条款时的确有可能回避本应当承担的责任，因此加强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免责条款的审查力度，也是十分必要的。

【注 释】

[1] 中国裁判文书网，（2015）鄂赤壁民初字第1677号，2015.01.04.

[2] 稂文仲.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理解与法律适用，保险研究，2011.11.

[3] 马宁.论保险人说明义务的履行方式与标准，福建法学，2010.1.

[4] 中国裁判文书网.（2015）新中民金终字第694号，2016.0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