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经济全球化视角的FDI对中国出口贸易影响

李习平，李捷理

（1、湖北中医药大学 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5

2、美国俄亥俄大学 社会学系，美国 俄亥俄 OH 43606-3309）

基于经济全球化视角的FDI对中国出口贸易影响

李习平1，李捷理2

（1、湖北中医药大学 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5

2、美国俄亥俄大学 社会学系，美国 俄亥俄 OH 43606-3309）

本文从经济全球化视角入手，深入分析FDI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利用现有的经济模型探讨FDI对中国出口贸易的效应影响。从研究目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结果、政策讨论这些方面验证了FDI对贸易产生的积极影响。在吸引FDI方面的两个重要变量就是良好的企业管治和法治，虽然这两个变量不相同，但都涉及到政府的政策。

FDI；出口贸易；效应分析；内在机理；全球化；国家持续发展

从1990年开始我们谈得更多的是经济全球化问题，在全球化过程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FDI的增加。在2007年，世界的FDI（这里主要是指流入的）累计达到18333.24亿美元，占世界GDP总额（2007年为543470亿美元）的3.37%。2015年全球FDI同比增长36%至1.7万亿美元，为2007年以来最高年份，并且主要集中在并购领域，绿地投资则与上一年基本持平。从地区来看，发达经济体成为主要的资本流入地，共计9360亿美元，为历史第二高：其中美国流入3840亿美元，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和地区。但这些资本流入只是改变了企业的资本结构和金融账户，并不能带来资源的实际流动。对于大部分从事于FDI的国家和部门来说，这种资本贸易已经推动了经济一体化的进程。2009年6月3日，来自瑞典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的Christer Ljungwall教授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发表了题为“中国是否不同？——FDI对中国经济影响的Meta分析”的演讲，提出不同的模型设定对中国的研究结果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不管我们如何处理数据，代表中国的虚拟变量的估计系数都十分显著，这表明FDI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相比大多数国家而言更大，研究的结论是FDI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本文在一定理论假设和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希望通过建立模型并运用1990年至2007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出口贸易分类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寻求FDI对出口贸易是否存在一定的依存关系，FDI对中国出口贸易会产生什么影响。

利用贸易理论构建一个经济模型来验证中国出口贸易与国际资本流动之间的关系。产品贸易与FDI之间的关系不是建立在早期李嘉图或赫克歇尔-俄林的贸易理论基础上的。罗伯特·蒙代尔（Mumdell）是最早阐述产品和劳务贸易与国际资本之间关系的经济学家之一，蒙代尔研究证明在赫克歇尔-俄林理论框架内产品贸易与国际资本流动相互替代。随后舒米茨（Schmitz）和汉姆伯格（Helmberger）修正了蒙代尔模型，对要素固定不变、单一产品函数、消费者偏好的假设进行修正，目的就是说明事实上产品贸易与FDI是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替代的。能被用来说明产品贸易与FDI之间有联系的第二个贸易理论方法就是巴格瓦提（Bhagwati）在1985年提出的研究理论，巴格瓦提找到了在进行FDI投资或活动的企业与外国政府实施的贸易政策之间有联系。FDI对本国贸易政策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完善巴格瓦提的理论。

一、研究方法

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探讨FDI与中国出口贸易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利用FDI来说明产品贸易而不是使用李嘉图或赫克歇尔-俄林的贸易理论。因此，由于数据收集的困难以及研究的可行性，假定将中国所有实际的FDI虚拟为一个G国投资到中国。中国所有的出口关系就是G国，有关出口总额都虚拟与G国之间的出口贸易。所有FDI投资均是以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在两个国家的框架下进行研究，其中中国与G国相比是发展中国家。假设出口贸易额与FDI的投资额是正相关；出口贸易水平由FDI的水平决定的内生性变量。

本文拟采用两个阶段模型，如果回归方程存在一些内生变量且这些变量存在一些误差项，那么就要使用最小二乘法（2SLS）回归模型（Angrist和克鲁格，2001）。研究所提出的经验模型主要是研究中国的出口贸易与FDI的关系，其关系的估计如下。

Tj=ω0+ω1（FDIj）+ω2（EXP）+ω3（IMP）+μ（1）

其中：Tj是中国出口贸易水平，FDI是G国实际进入中国的FDI，EXP是中国的出口额，IMP是指中国的出口额，ω0，ω1，ω2，ω3为回归系数，μ为误差项。

FDIj=β0+β1（EPP）+β2（EMG）+β3（RDj）+ε（2）

其中：FDIj是第j年G国的多余资本在中国的投资价值，EPP是中国初级产品的出口额，EMG是指中国工业制成品的出口额，RDj是中国政府的研发投资费用，β0，β1，β2，β3为参数，ε为误差项。

在第二阶段，利用在等式（2）中所获得的预测值来替换原始的FDI值。故用下式来估计出口贸易和FDI的关系：

Tj=γ0+γ1（FD^Ij）+γ2（EPP）+γ3（EMG）+υ（3）

其中：Tj是中国在第j年的出口贸易水平，（FD^Ij）是FDI在第j年的预测水平，为了获得相关方向和有偏估计水平的相关信息，可以通过最小二乘法相关系数（γ1），可以与WLS系数（ω1）比较获取。

二、数据分析

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分析按照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第三次修订本的分类结构及编码，出口商品共分10类，下分64章，先按商品的不同加工程度，再按商品的不同用途分别归类。其中，“初级产品”指SITC的0-4类，“工业制成品”指SITC的5-9类。根据中国对出口贸易对产品的分类总体上分为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两类。而初级产品又分为食品及主要供食用的活动物、饮料及烟类、非食用原料、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动物油脂及蜡；工业制成品分为化学品及有关产品、轻纺产品、橡胶制品矿冶产品及其制品、机械及运输设备、杂项制品、未分类的其他商品。基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整理所需数据如表1所示。

表1　1990-2007年出口额、研发费用和FDI（单位：亿美元）

FDI数据表示自1990年以来从G国到中国的总资本的状况或资本存量所形成的时间序列数据。FDI数据记录的是以积累了资本存量的变换，而不是某种程度的资本流动的变化。

本文主要采用SPSS17.0来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处理。首先估计WLS回归模型（见公式（1）），它提供了一个在FDI、初级产品出口额和工业制品出口额对中国出口贸易所产生影响的预测。研究了方程1将使用贸易总额作为依赖变量。出口贸易总额是指中国出口到G国的总价值。

利用公式（2），将FDI作为依存变量，来研究初级产品、工业制成品和研发费用对FDI的影响，运用WLS回归进行分析，通过SPSS17.0的分析得到表2。

表2　　初级产品、工业制成品和研发费用对FDI的影响

根据计算的结果，得到FDI的回归方程为：

FDIj=300.751+0.329（EPP）-0.028（EMG）+0.149（RDj）

WLS回归的结果表明，FDI对中国初级产品的出口产生积极影响（见表2）。这一结果表明初级产品的出口和FDI之间有一个相关关系，见表3。

表3　FDI与初级产品出口的相关性分析

为了检验FDI是一个内生变量这一假设，对OLS回归方程进行了豪斯曼检验。根据检验结果，在75%置信水平下，不能拒绝在贸易总额和出口总额回归中FDI是一种内生变量的假设。就进口总额回归方程豪斯曼检验结果提供很少有说服力的统计结果（见表2的p值）。为了修正内生变量的问题，估计2SLS回归模型（见表3）。预测的FDI水平对中国和G国的贸易总额，出口和进口有积极影响。对比OLS回归模型和2SLS回归模型，在两者回归技术和计算出的FDI相关系数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对于FDI而言，2SLS回归模型确实估计的系数偏小，而OLS回归模型计算的系数却出现偏大的问题。鉴于FDI变量在两个模型中都有正相关的迹象，所以我们不能拒绝假设，即产品的贸易和FDI是相互促进的。

三、研究结论

在中国出口贸易中工业领域贸易和FDI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研究结果证实了关于中国产品贸易和FDI之间具有正相关性的观点，两个互补关系因素可以解释为什么两者之间存在这种关系。第一，由于跨国公司在FDI中的作用，这些大型企业在两个国家之间进行贸易，则规模经济得以实现。第二，由于官方的高度保护使得一些“报偿”机制可能在这些部门中发生。

本文研究最有价值的成果就是FDI的规模和产品贸易总额数量之间具有内源性。经济体开放的程度大，则增长速度也越快，这进一步说明了其内源性的关系。因为经济的增长速度与出口的增长速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从经济角度来看，倘若提供了一个以鼓励FDI的环境，可谓是一个明智之举。

四、政策讨论

随着资本投资投向新技术，业务联系的加强以及经济的发展，在FDI对经济增长的潜在好处的问题上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分歧（经合组织）。然而，FDI对一个国家经济的推动作用不会自动出现，也不会在所有地区和部门都体现出来，这就存在一个政策和体制问题。国际经验表明，政府需要在传统的、自由的FDI政策基础上有所作为。需要更多地考虑提供一个更加宽松的政策和法制环境，这有利于FDI以及国内的投资机会。这里所说的管理和体制问题包括健全的法律环境、良好的公司治理、透明化的政府行政行为、健全的竞争政策、劳工权利的保护和环境问题。

本文验证了FDI对贸易产生的积极影响。研究显示，如果中国希望提高贸易水平，开放的政策对FDI是很重要的。中国在自然资源方面也有优势，例如水，土地和能源，这些都能提高资源型产业的生产能力。扩大贸易机会需要资金、技术以及与国际商业接轨。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显然是缺乏的，但是FDI可以为其提供它们所需要的资金、技术等。在预测部门的FDI水平时，最重要的变量就是在这些部门中公共研究和开发（R&D）的投资规模。要在变革中实现创新，研发投入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一个部门要发展，参与国际竞争，必须要创新。如果这些部门能吸收更多的FDI进来，那么可以说创新正悄然而至。在FDI预测性方程中，研发变量（R&D）正推动这种创新的实现。如果中国想要继续吸引FDI到资源型部门，加大对出口贸易的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的政策。在中国，资源型产业部门不仅能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而且在GDP中所占的百分比也较大。初级产品农业部门的规模尽管已经减少了，但仍是农业产品加工部门原料的主要提供者。重要的是，各国政府继续向初级生产和粮食部门的行业提供长期均衡的研究资金。

在吸引FDI方面两个重要的变量就是良好的企业管治和法治。这两个变量虽然不相同，但都涉及到政府的政策。在吸引FDI方面，法治是非常重要的。各国政府为某些经济部门寻求援助时，这可能就存在一些问题，在过去，一旦公司投资后，政府就改变了一些规则。例如，中国在批准新的作物品种方面拥有一套规范的标准，在2003年，中国政府曾面临决定批准由孟山都公司研发的新的转基因小麦新品种。如果按照目前的规则实施的话，就科学标准来说，这个项目要么获得批准，要么不批准，这就使得该公司能预知投资的结果如何。如果政府屈服于公众压力和不批准该项目，这就会让该公司觉得中国的投资环境不安全，不适合于长期投资。

在解释FDI时两个国家还找到了两个不是很重要的变量，一个是差别工资率，另一个是税率。中国西部劳动力是可以流动的，大部分的工资差异反映了其生产能力的差异。对于FDI而言，技术熟练的劳动力的供给往往是更大的制约因素，超过了工资率。税率也反映了提供的服务，而不是一个简单成本的公司。这些结果与其他研究是一致的，这说明工资率和税率在解释公司FDI投资导向时并不是首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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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胡春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