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模型分析

刘锐

内容摘要：产业集聚是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本文通过对2004-2015年我国31个省份研究发现，产业集聚对中部和西部区域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东部区域产业集聚效应已经产生负面影响，抑制了经济增长。本文建议应根据不同的区域采用不同的产业聚集战略，从而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

关键词：产业集聚   经济增长   地区差异化

引言

产业集聚是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和动力，通过对资源的再配置和空间组织的重构，从而形成产业聚集的业态。优势产业的集聚能够实现规模经济、提高再分配效率、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从而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当前，我国经济处在转型时刻，通过发展城市群、提升高新产业聚集程度带动区域经济增长是必经之路。从国际经验来看，产业集聚是国际领先区域的重要特征。近年来，我国多个城市也在大力发展产业聚集区，将资源集中于发展地区优势产业，重点培育和复制地区优势企业团体，并吸引和汇聚更多的生产要素，从而促进本地的增长。

本文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增长研究分析框架中加入产业集聚的相关因素，建立产业集聚和区域经济增长模型，研究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文献综述

国内外大量的现象和理论研究表明，优势产业聚集推进了区域经济的增长（Richard et al，2001;Ottaviao和Pinelli，2006）。对于产业聚集促进经济增长主要有两种原因：第一，产业集聚使得企业个体交通和信息交流更为便利，从而降低创新成本，增强区域创新活力，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如Martin和Ottaviao（2001）认为产业集聚使得企业间经济活动更为频繁，为企业创新降低了成本。Richard et al认為由于产业集聚使得技术的外溢效果更加明显，从而推动创新发展。第二，产业集聚增加就业密度，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如Ciccone和Hall（1996）认为美国的产业集聚主要是就业密度增加，就业密度每增加一倍，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约6%。Cingano和Schivardi（2004）、Brulhart和Mathys（2007）认为产业集聚区的劳动生产率的弹性系数要高于非产业集聚区。

我国区域增长实证表明，产业集聚对推动区域经济有明显的作用。张亮（2009）通过构建面板模型研究认为，我国城市产业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彭文慧（2013）认为产业集聚产生较强的外部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范剑勇（2014）认为产业集聚产生的外部性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作用。张万里和魏玮（2017）认为产业集聚开始会对经济产生正向影响，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集聚逐渐会产生拥挤效应。胡浩然、聂燕锋（2018）认为从产业集聚角度来看，开发区的生产效率更高，伴随着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生产效率可能会出现回落。

通过对国内外的文献梳理，研究发现产业集聚确实存在明显的经济增长效应。本文基于2004-2015年全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研究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模型设计

（一）模型设定

根据集聚经济理论，本文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参考潘文卿和刘庆（2012）、王志勇（2018）的模型设计，构造如下生产函数：

Aggi是地区i的产业集聚指标，包含它的函数以乘积的形式纳入生产函数，对生产函数产生影响，即研究Aggi对地区i的经济增长是否有影响。其中Yi表示地区i的产出，Ii、Ki、Xi分别表示劳动投入、资本投入以及其他可能影响产出的投入要素。根据新古典假设，f （*）规模报酬不变，假设生产函数具体形式为道格拉斯函数，F（Aggit）为幂函数形式，则可表述为如下：

（二）变量选择

被解释变量。本文以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人均GDP（yi）对数值为被解释变量，以此来衡量各省市自治区的经济增长水平。本文的样本区间为2004-2015年。

解释变量。本文以31个省市自治区集聚指数为解释变量，本文采用区位熵方法计算集聚指数Aggit，Aggit=（eit /et）/（Eit /Et）。其中eit为地区i在t时刻工业总产值，et为地区i在t时刻生产总值;Eit为t全国工业总产值，et为t全国生产总值。

控制变量。物质资本投入变量：各地区全社会人均固定资产投资（Invest）。人力资本投入变量：各地区人均教育经费（Edu）。制度变量：各地区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Insti）。研发投入变量：本文采用人居R&D（rd）来表示各省市的研发投入情况。信息基础设施变量：本文选择人均邮电业务量（mail）来衡量各地区信息基础设施投入的差异。

（三）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选取我国31个省市区为研究对象，根据样本区间可得性，样本区间为2004-2015年。原始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及相关统计年鉴。本文利用面板模型来进行实证分析。

实证结果

变量描述性统计。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数据来自于CSMAR数据库。

回归结果。根据模型（2），本文进行实证分析，相关面板模型结果如表2所示。表2表明，基于Hausman检验，本文研究更适合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从固定效应模型来看，物质资本投入、人力资本投入和研发投入均显著，与经济增长理论相符。但结合各个变量显著性检验来看，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中，产业集聚指数均不显著，即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的增长没有显著影响。基于Federica（2008）分析认为，有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影响结果。

为克服面板模型带来内生性问题，本文将以上模型转换为动态面板模型，即采用系统GMM模型，解决变量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运用2SLS-sys-GMM估计参数结果，见表3所示。表3系统GMM的结果显示，人力资本投入增加、物质资本投入提高、制度因素、基础设施改善、研发投入的上升，均会对地区经济增长有正面影响。估计结果显示，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有明显促进作用，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能够形成规模化的生产和服务，为经济个体进行生产提供了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参与集聚的经济个体能够通过分工外部化使自己本身只承担部分任务，从而能够节省成本，推动生产专业化。因此，参与集聚个体以及形成的市场具有了效率优势，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从各项变量的系数来看，人力资本投入的增加和物质资本投入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较大，并且占有几乎相同的比重，这与古典经济增长和新增长理论相一致。经济增长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参与率，人力资本投入的提高将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物质资本有利于资本积累，资本积累可以借助分工和专业化间接促进经济增长。

从制度性因素来看，制度性因素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我国制度变迁具有市场导向的国家意愿推动，我国各级政府在这一意愿的指导下，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对外开放程度深化。

研发投入系数为正且通过检验，表明研发投入是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研发投入能够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与劳动生产水平。研发投入也可作用于其他生产要素，使得人力资本投入和物质资本不断积累，促进经济增长。

除此之外，信息基础设施变量并未通过检验，表明该变量对地区经济增长没有显著影响。可能原因在于，当空间经济活动高度集聚时，对通讯社会的依赖程度下降。假如空间经济活动进一步集聚，即某地区产业集聚指数提高时，所带来的空间便达到最高值。之后“拥挤成本”便开始上升，威廉姆森效应开始显现。

本文对区域进行划分，进一步研究不同区域具体影响。本文将全国分成东北、东部、中部、西部区域（区域划分标准参照国家统计局划分）。为消除可能存在异方差和序列相关性问题，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进行估计，见表4所示。

分区域的回归结果表明，我国不同区域的产业集聚程度差别较大：东北地区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没有明显作用;东部地区的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中部和西部地区产业集聚促进了该区域经济增长。

通过上述研究可以发现，产业集聚的分化程度导致了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在经济发达区域，如东部，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负面作用，说明东部区域已经跨过了经济发展的早期和集聚临界值，由于过度集聚产生的如拥挤效应和环境污染等，使得集聚产生的净收益为负值。此时，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起着抑制作用。在快速发展区域，如西部和中部等，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起着显著的正向作用，表明这两个区域经济处于快速发展期，产业集聚能够形成规模效应并带来专业化分工从而提高效率，促进经济增长。

结论与政策含义

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了人力资本投入、物质资本投入、制度因素、研发投入、信息基础设施因素后，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作用。同时人力资本投入、物质资本投入、研发投入和制度因素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起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本文分区域的回归模型显示产业集聚程度的差异也会导致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东部、西部、中部就会表现明显不同，东部因为经济发达，集聚已经超过临界值，从而产生抑制作用，对经济增长是负面效应。而中部、西部則处于快速发展期，产业集聚能提高生产效率，从而对该区域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根据本文结论，本文提出如下的建议：

第一，不同区域的政府应制定不同的产业集聚策略。由于东部集聚效应已经超过临界值，因此应该引导东部产业转移，降低产业集聚程度，降低因产业集聚过度集中而造成的负面影响。而对中西部区域，应该进一步促进产业发展，提高产业集聚程度，提高生产效率，促进该区域快速发展。第二，应该发挥中央政府指导作用，引导产业良性聚集。通过“看得见的手”的调节，引导产业合理分布和转移。第三，应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研发投入等相关因素。进一步扩大开放，提高开放程度，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

参考文献：

1.Ciccone A. Agglomeration effects in Europe[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002，46（2）

2.范剑勇，冯猛，李方文.产业集聚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J].世界经济，2014（5）

3.胡浩然，聂燕锋.产业集聚、产业结构优化与企业生产率——基于国家级开发区的经验研究[J].当代经济科学，2018（4）

4.聂献忠.浙江省产业集聚问题及竞争力研究[J].生产力研究，2004（9）

5.彭文慧.社会资本、产业集聚与区域工业劳动生产率空间差异[J].经济学动态，2013（11）

6.谢立新.产业集群产生和演进：泉州的实践与思考[J].发展研究，20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