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政策变迁背景下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任慧玲

内容摘要：本文以我国生育政策变迁为背景，运用2000-2016年的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数据及中、东、西部地区数据分别进行实证检验，考察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居民消费变动机制，并得出相关对策建议。

关键词：人口年龄结构   居民消费率   少儿抚养比   老年抚养比

文献综述

有关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国内外许多学者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主要基于理论层面与实证层面两大部分。

从理论层面来看，Modigliani & Brumberg（1954）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简称LCH）为之后的学者研究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该假说认为，理性消费者会将劳动收入平滑到一生进行消费以实现终生效用最大化。根据该假说，若总抚养比增加即人口中少儿和老年人比重增加则会提高消费率;反之，若社会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增加则储蓄率上升将降低消费率，也就是说居民消费率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该假说为后来学者研究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支持，在一定程度了弥补了宏观消费理论的不足，但是生命周期假说假定消费者收入不变，忽略了诸如收于预期增长、意外支付、意外所得等因素对储蓄和消费的影响（Hurd，1990;Carroll & Summers，1991;Haque et al.，1999）。另一理论层面的研究为Samuelson（1958）、Nether（1971）从微观视角建立了人口结构与消费之间关系的家庭储蓄需求模型（简称HSDM）。该模型认为孩子作为投资可以替代家庭储蓄，当家庭孩子数量增加时，家庭为养老而进行的储蓄将会减少;而当家庭孩子数量较少时，家庭会出于防范养老而增加储蓄。类似的研究观点认为孩子的数量和质量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即家庭孩子数量减少将会提高家庭用于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Becker，1981）。由此可见生命周期假说和家庭储蓄消费模型均从微观的视角解释了人口结构的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在实证层面，许多学者以生命周期假说为基础展开了相关研究。一些研究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居民储蓄率进而影响居民消费率（Modigliani，1966;王德文，2004;Demery & Duck，2006;赫瑞卡，2006;康建英，2009等）。Leff（1969）、Higgins & Williamson（1997）、汪伟（2010）等研究得出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对居民消费率有显著影响，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与居民消费呈正相关关系;李文星、徐长生（2008）研究人口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并未引入抚养比的概念而是“人口自然增长率”这一变量，结果显示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居民消费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有关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少儿抚养比对居民消费具有正向影响这一结果相对较为一致。但关于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具有较大差异，有的学者认为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具有负影响，不利于消费增长（Modigliani & Cao，2004;Clark & Spengler，1980;李通屏、李建民，2006;王金营、付秀彬，2006;刘玲玲、徐雷，2012），一部分学者认为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影响不显著（张玉周，2011）;另外一些研究则认为人口老龄化老年抚养比增加可以促进居民消费的增加（Leff，1966;Schultz，2005;王鹏宇，2011）。毛中根等（2013）分别就人口年龄结构对城镇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影响展开研究，结论显示老年抚养比对城镇居民消费具有抑制效用，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结果则不显著。李文星、徐长生、艾春荣（2008）研究则发现少儿抚养比对居民消费具有微弱的负向影响，老年抚养比则对居民消费影响不显著，并得出了我国居民消费率过低的原因并非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导致;另有一些文献研究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具有动态性（于潇、孙猛，2012）。

针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影响居民消费的主题，国内外许多学者分别从理论和实证层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分析，但是研究结论尚未形成一致，仍需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尤其有必要深入分析不同区域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基于此，本研究以我国生育政策调整为背景，在生命周期假说理论基础上运用动态规划模型构建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的理论模型，并利用1990-2016年31个省级面板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和检验，在总体研究的基础上分别对中、东、西部区域进行对比分析。在变量选择方面除反映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滞后一期居民消費率、通货膨胀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实际利率等控制变量外，还综合考虑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对居民消费率的交互影响，以考察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对居民消费率的长期作用机制。

生育政策变迁背景下人口年龄结构变迁与居民消费变动

我国生育政策变迁历史。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口经历了近70年的发展历程，与之相伴的生育政策也经历了不同的变化，主要包括以下五个阶段：宽松的生育政策（1949-1970年）、“晚、稀、少”政策逐步形成和全面推进阶段（1971-1980年）、全面推行“独生子女”政策阶段（1980年秋-1984年春）、多元化生育政策阶段（1984-2013年）、生育政策逐渐完善阶段（2014年至今）。在经济发展与人口政策双重作用下，我国人口发展经历了多次波动与起伏，人口出生率、人口死亡率、自然增长率及总和生育率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图1所示）。20世纪80年代“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以来，人口增长持续放缓，在1993年总和生育率1.8首次跌破更迭水平，使得我国人口增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口增长和总和生育率持续处在低位徘徊阶段（1991至今）;2014年生育政策调整以来由于政策具有时滞性，目前来看其人口效果还未完全凸显。

生育政策调整背景下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居民消费。世界经济发展经验表明，随着一国人均GDP不断增加迈入中高等收入国家行列，国民收入增加，中产阶级不断增多将带动消费总量与消费层次的不断提高，从而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居民消费率将不断攀升并最终稳定在一个较高点，居民消费将最终成为拉动国内需求与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与此同时，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与人口结构快速转变相伴同行，在生育政策与经济发展双重力量作用下，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重要的转变。2000年我国正式步入老龄化社会，清华大学宁向东教授指出在一些老龄化程度比较高的大城市正在以非常快的速度逼近“过渡老龄社会”（65岁及以上的人口比例超过20%）（宁向东，2017）。同时由于出生率不断下降，少儿抚养比不断下降，我国呈现“少子老龄化”的人口现状（如图2）。而“中国式经济增长奇迹”长期以来严重依赖于投资与出口，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有限，居民消费率长期处于低迷状态，与经济高速增长并存呈现了“煎焦的冻鱼”这一奇特的景象（如图3）。

理论推演及估计方程分析

（一）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居民消费变动的机理分析

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会通过直接和间接方式对居民消费产生影响。根据美国经济学家Modigliani提出的生命周期消费理论，人们在较长时期内规划自己的消费开支，将终生收入在当期消费和未来消费之间进行最优配置，以期实现终生效用最大化。假设消费者生命周期为三个阶段，即少儿期、成年期、老年期。成年期参加工作获得收入，此阶段的收入用于当期消费和储蓄;少儿期和老年期没有收入来源处于纯消费阶段进行负储蓄。由此可知，随着年龄的不断变化，消费者社会角色也在不断变化，其消费决策也将随之而发生改变。为实现效用最大化，在我国人们习惯于根据自身所处年龄阶段而将其收入在消费和储蓄之间进行分配。由此可见，人口年龄结构直接影响居民消费需求。同时，居民消费作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人口年龄结构还通过劳动力供给、储蓄率、劳动生产消费、居民消费观念等对居民消费变动产生间接的影响。

收入水平是消费函数理论中主要的影响因素，如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假说、弗里德曼的持久性收入假说、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霍尔的随机游走假说等消费理论，均将收入水平作为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加以研究。一般来说，居民收入增加将导致居民消费支出相应增加，居民消费率变化与收入增长不一定呈正向变动关系，这是因为居民消费率增加与否与居民消费倾向的变动有着密切关系，假定居民消费倾向不变的前提下，居民收入增长则居民消费率也随之增加。

根据宏观经济理论，利率对消费的影响存在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替代效应是指实际利率上升提高了储蓄的回报率，强化了储蓄的吸引力，同时，利率增加降低了未来消费的价格，提高了当期消费的价格，因此消费者将减少当期消费增加储蓄;收入效应是指利率上升增加了储蓄的未来价值，居民对未来收入预期增加将会使其增加当期消费。由此可见，利率对居民消费影响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作用相反，居民消费与实际利率变化之间最终关系取决于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二者作用的强弱。

由微观经济学产品市场理论可知，价格因素是影响市场供需的主要因素，消费需求与价格呈反向变动关系。因此，当期价格及预期价格变动对消费者决策行为有重要影响，价格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居民消费支出。另外，由于我国特定消费文化的影响居民消费习惯具有较强的顽健性，因此居民往期消费在一定程度上也将对居民消费变动产生影响。

（二）理论模型的推演分析

本研究以生命周期消费理论为基础，借鉴陈冲（2011）、郭东杰（2016）有关该问题研究的处理方式，假定典型消费者一生的消费周期为0—T，消费水平为C0，则有：

其中，r为市场利率，Ct为消费者在t期的消费，t∈[0，T] 。

消费者初始财富存量为0即W0=0 ，生命周期末即T期财富值仅能维持当期消费，期末财富值为0即WT=C0 ;消费者从财富存量中获得的收入流为Yw=rW，成年期消费者的劳动收入为Yl;消费者的收入用于消费和储蓄，消费者可以消费财富存量，任何没有被消费的收入均被作为财富存量，因此：

其中，s为用于平滑一生消费的储蓄率，s<1。当0<s<1时，正储蓄;当s<0时，负储蓄; Yt为t期消费者所有收入，Yt=Yw+Yl 。

假设消费者具有效用函数u（Ct） ，其效用函数为具有凹函数属性的对数函数形式即：

消费者终生效用最大化问题可以描述为：

其中，ρ是消费者的个人时间偏好率（ρ>0），ρ越大表明消费者越看中当前消费而不是未来消费。构建该最优化问题的Hamilton函数为：

其中，C为控制变量，W为状态变量。因为效用函数是凹函数，并且约束函数对C为线性的，可知Hamilton函数是凹的，可令H/C=0 得出H的最大值，协状态方程为 λ′=-H/W，并利用已知的边界条件可以求得消费函数Ct表达式为：

已知e>0，s<1，可得：

由式（6）（7）可知，居民消费与收入呈正相关性，即：

由（8）可知，当0<s<1时， ，表明当消费者處于生命周期第二阶段时将收入的一部分进行储蓄，储蓄部分挤压了消费;当s<0时， ，表明当消费者处于第一、三阶段时进行负储蓄即为纯消费者，提高了消费水平。

（三）估计方程的设定

本研究计量模型的建立以生命周期消费理论为基础，基于式（6）理论推演而得。借鉴汪伟（2009）对储蓄变量的处理方式，本文选取居民消费率CRit为被解释变量，表示t时期i地区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率定义为一定时期内居民消费与支出占生产总值的比值;解释变量居民抚养负担由两部分构成，分别为少儿抚养比YDRit和老年抚养比ODRit，分别定义为0-14岁少儿人口数和65岁以上老年人口数与劳动人口数的比值。为了剔除居民收入水平可能具有的时间趋势，选取居民人均GDP水平对数形式lnYit 作为反映收入水平对消费影响的解释变量;由于居民消费决策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以往消费经验与决策的影响，故本模型中引入了滞后一期的居民消费率LCRit。为了考察抚养负担及收入水平对居民消费交互影响，引入老年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与收入水平的交互项ODRit×lnYit 、YDRit×lnYit（汪伟，2009），β4（ODRit×lnYit） 与β5（YDRit×lnYit） 共同代表抚养负担与收入水平增长对居民消费的长期交互影响。同时考虑到居民消费率会受到实际利率、物价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引入了相关控制变量。综上，得到如下面板估计方程：

其中，式（9）中下标i代表地区，下标t代表时间， rit表示实际利率，CPIit表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εit为随机干扰项。

数据处理及实证分析

（一）变量和数据的选取

根据研究目的及数据的可得性，本研究所选取样本数据来自于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00—2016年的平行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以及国家统计局、地方统计局官网等数据库。各变量的统计性描述如表1所示。

（二）实证检验及分析

由于居民消费习惯的顽健性，文中解释变量引入了滞后一期的居民消费率，因此设定的计量模型为动态面板模型。被解释变量滞后项的引入可能会导致估计结果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的情形，一般的OLS估计方法所得到的估计结果可能有偏，因此在面板数据的处理上，估计方法选用了广义最小二乘法GLS，然后进行Hausman检验以判定该面板模型是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根据Hausman检验法及经验判断法综合判定，本文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同时，考虑到地区差异可能对居民消费带来的影响，本研究在对全国数据研究的基础上，分别对中部、东部、西部地区做了相应的结果估计，并对回归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如表2所示。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在模型1、2、3中，无论全国数据还是分区域数据估计结果中，少儿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说明随着少儿抚养比不断提高，居民消费率水平会随之增长，这与生命周期假说理论的结果是一致的。同时，诸多文献研究的结论也验证了这一结论。

全国及东部地区数据进行的模型1、2、3估计结果显示，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显著为负，而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通过三个模型估计，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影响系数符号由负转为正。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有显著的负效应，这一结论与生命周期假说理论相悖，究其主要原因如下：首先，我国居民保障机制不健全，医疗、教育等领域的一系列改革增加了居民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因而居民预防性储蓄增加从而降低了消费率;其次，我国居民养老主要依赖于家庭养老，“独生子女”政策实施带来的“4、2、1”家庭结构模式，极大地加重了家庭养老负担，随着养老压力的不断增大，居民将通过减少消费支出增加储蓄存款来增加未来的养老保障;再次，我国老年人对子女的遗赠动机较为强烈，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费;最后，自古以来固有的“勤俭节约”的传统在老年人口消费决策时影响显著。估计结果显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的影响随着控制变量的增加影响由负转正这种变化，原因可能来自于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异以及医疗、养老保障、子女教育支出、子女婚姻支出等方面的差异，因为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居民消费以必需品的消费为主。

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与人均GDP的交互项的系数，从估计结果显示与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的系数相反。人均GDP增长对居民消费率偏效应为CR/lnY=β1+β2YDR+β3ODR，引入实际利率、居民消费指数等控制变量后，无论全国还是分区域估计结果均为少儿抚养比下降将导致经济增长对居民消费增长的贡献不断强化，随着老年抚养比的不断增加，全国及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对居民消费增长的贡献不断弱化，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对居民消费增长的贡献度不断加强。

无论从全国数据还是区域数据估计结果来看，经济增长对居民消费的增长都显著为正，表明随着经济不断增长将扩大消费;实际利率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显著为负，一方面说明居民消费具有前瞻性，另一方面说明物价上涨将阻碍居民消费支出的增长。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考察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首先对本文重点关注的核心变量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进行回归（模型1），然后加入经济增长及其与抚养比的交叉项进行回归（模型2），最后模型3中又加入实际利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控制变量进行回归。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少儿抚养比的显著性和符号不变，但老年抚养比的系数符号出现了变化，说明这两个区域少儿抚养比变量检验结果是稳健的，但老年抚养比变量的检验是不稳定的。老年抚养比检验结果不稳定的原因结果分析部分已做相关分析。刘铠豪（2016）利用门槛效应回归表明随着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长，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呈现“倒U型”，收入水平的差异最终导致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差异。相关文献研究结论的不一致也从另一个侧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该解释变量的不稳健性。全国和东部地区回归模型显示的核心变量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的显著性及符号保持不变，检验结果为稳定。

对策建议

綜上，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首先，以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为起点，积极推进生育福利政策改革。可以学习加拿大、瑞典等一些发达国家的儿童福利政策，出台具有中国特色的鼓励支持家庭养育“二孩”的政策，通过国家强有力的生育福利政策弱化生育压力，强化生育动力，以破解当前生育率低下的局面;其次，积极探寻养老模式改革，以实现和谐老龄化。政府应积极构建有效的家庭养老、社会养老、自我养老三位一体的养老模式，逐步实现以家庭养老为基础的“1+X”养老模式。居民养老模式的完善，有助有进一步释放居民养老储蓄，从而提高居民消费率水平;最后，积极开发多层次、多样化的消费产品市场。大力发展个人消费信贷，以减少年轻人面临的预算约束，根据消费者需求的多样性、层次性，积极开发丰富多样的消费品市场，尤其是老年消费品市场，以不断释放消费者的消费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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