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产品价格波动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研究

廖杉杉　鲁钊阳

内容摘要：从理论分析来看，农产品价格波动对农民收入增长会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农产品价格波动影响农民家庭农业生产经营收入、农民家庭在乡从事非农经营收入和农村集体经济收入等方面。从实证结果来看，农产品价格波动与农民收入增长呈现负相关关系。同时，农民收入增长的滞后项、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农村产业结构状况、农村人力资本水平、财政支农支出水平、城镇化水平与农民收入增长显著正相关，而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则与农民收入增长显著负相关。

关键词：农产品价格波动 农民收入增长 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农民工数量显著增多，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纷纷从农村到城镇、从农业转入到第二、三产业就业，农民“离农”、“弃农”现象越来越常见。即便是留守农村的劳动力，专业从事农产品生产的也并不多见，兼业经营的现象极为普遍，农户都或多或少与农产品“产-供-销”一体化产业链相关。基于此，农产品价格的波动，尤其是农产品价格的畸形波动，会对农民收入增长带来直接的影响。

农产品价格波动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分析

（一）农产品价格波动影响农民家庭农业生产经营收入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农民家庭农业生产经营收入主要指的是农民通过出售自己劳动所得的产品，从而获取的收入。尽管随着时代的发展，专业从事农产品生产经营的农民数量显著减少，但是农村土地规模化、集约化趋势在显著增强，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种养殖业大户在带动个体农户增产增收方面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如果农产品价格能够与经济社会发展都保持较为稳定的增长速度，农产品价格不发生大幅度的畸形波动，农民家庭农业生产经营收入就会有保障。反之，如果农产品价格大幅度畸形波动，个体农户无法抵御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价格风险，就会成为农产品价格波动的直接受害者，其家庭农业生产经营收入就无法得到保障；为避免农产品价格波动所带来的风险，在很多时候个体农户会紧跟市场行情来组织农业生产。但当面对市场风险时，个体农户只能被动接受，而不能够积极主动应对。所以从某种意义上，农户的家庭农业生产经营收入不受农户自身控制，而完全由外在市场力量所掌控。

（二）农产品价格波动影响农民家庭在乡从事非农经营收入

從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农民家庭在乡从事非农经营收入，主要是通过从事与农产品“产-供-销”一体化相关工作所获取的。对绝大多数个体农户来说，在农业劳动生产空闲之际，多会选择到离家较近的农业龙头企业和大型种养殖专业户家里从事短期的兼业劳动。如果农产品价格保持稳定，不发生大幅度的畸形波动，农业龙头企业和大型种养殖专业户的收益就会相对稳定。反之，如果农产品价格经常发生大幅度畸形波动，在农产品价格风险面前，无论是农业龙头企业，还是大型种养殖专业户都会比较谨慎，不愿意积极扩大产销规模。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农业龙头企业和大型种养殖专业户还会压缩产销规模和裁减工作岗位。这些情况都会直接影响农户的非农经营收入。所以农产品价格的相对稳定，不仅有利于农业龙头企业和大型种养殖专业户的稳步发展，而且可以为农户兼业从事非农经营创造条件。

（三）农产品价格波动影响农村集体经济收入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成为我国集体经济组织的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农村各种基础性资源逐步分配给个体农户。但我国相当部分乡镇和村社仍然掌握着一定的资源，如未分配的集体耕地、林地、牧场等，这些资源成为农村集体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些资源的属性决定了其最终用途是与农产品生产经营紧密相关的。农产品价格如果能够与经济社会发展保持一致，以耕地、林地、牧场等为生产基础的各级各类经营主体收入就稳定，农村集体经济收入来源就有保障。作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受益者，农民收入是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当农产品价格基本稳定的时候，未分配的资源能够为农村集体经济创造更高的效益，农民就会得到更高的回报；反之，农民回报则会受到影响。

农产品价格波动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实证分析

（一）指标选择与模型设定

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

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学者们实际采用的指标存在差异。比如，沈坤荣和张璟（2007）用农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表示农民收入增长，冒佩华和徐骥（2015）用从事农业生产的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以及非农工资性收入之和表示农民收入增长。基于研究的实际需要，本文采用扣除价格因素影响后的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表示农民收入增长，记为nmsrzz。

核心解释变量。农产品的概念内涵极其丰富，若按照农产品所包含的种类来一一研究农产品价格波动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并不现实。因此，本文从宏观视角出发，用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的变动表示农产品价格波动，记为ncpjg。

其他控制变量。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用农村人均贷款表示农村金融发展水平，记为ncjrfz；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用农村固定资产投资额表示农村固定资产投资，记为ncgdzc；农村产业结构状况，用农林牧渔业产业增加值与非农产业增加值之比来表示，记为nccyjg；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借鉴骆永民和樊丽明（2014）的做法，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表示农村人力资本水平，记为ncrlzb；财政支农支出水平，借鉴毛其淋（2011）的做法，用人均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表示财政支农支出水平，记为czzn；城镇化水平，基于陆铭和陈钊（2004）的成果，采用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城镇化水平，记为czh。

考虑到当期农民收入增长受前期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设定农产品价格波动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如下：

lnnmsrzzit=γ0+γ1lnnmsrzzit-1+γ2lnncpjgit+

γ3lnncjrfzit+γ4lnncgdzcit+γ5lnnccyjgit+γ6lnncrlzbit+endprint

γ7lnczznit+γ8lnczhit+ct+εit

上式中，为减轻异方差带来的负面影响，所有指标均取对数，it表示i时期t地区，ci表示个体异质性，ξit表示随机误差项。

（二）数据来源及相关说明

本文所确定的样本区间为1999-2013年，样本为我国31个省级单位。农民收入增长指标的原始数据资料来源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农产品价格波动指标的原始数据资料来源于《中国农产品价格调查年鉴（2000-2014）》，本文其他指标原始数据资料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对于部分地区部分指标的缺失数据，本文采取插值法补齐，所有涉及价格度量的指标均采用GDP平减指数剔除物价因素的影响。

（三）实证结果及相关解释

在实际检验过程中，本文同时采用Levin，Lin & Chu检验、Im Pesaran and Shin检验、ADF-Fisher Chi-square检验和PP-Fisher Chi-square检验，取这四种检验均一致的结果，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中可以看出，虽然所有变量的原始序列没有同时通过上述的四种检验，但所有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均同时通过检验，所以本文所选择的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

在确保所有变量均是一阶单整的前提条件下，可对本文所设定的农产品价格波动影响年收入增长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中第3列Sargan检验概率值p（p=0.0057）可知，差分GMM工具变量无效，这说明工具变量与误差项相关或误差项存在异方差的可能；为了纠正由异方差所带来的系数估计偏差问题，进一步分析第4列的结果，m2即AR（2）的概率值 p（p=0.5021）表明差分的误差项存在二阶自相关且不显著，同时，Sargan检验的概率值p（p=0.6217）也表明二阶差分GMM工具变量是有效的。理论上来说，当因变量一期滞后项系数为0.8-0.9时，差分GMM估计的系数相对于系统GMM来说不准确性要大。通过对比表2中第5列和第6列中Sargan检验和差分Sargan检验的概率值p可知：第6列即系统GMM（SYS GMM）的估计量具有更好的一致性和有效性。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选择表2中第6列的回归结果来分析农产品价格波动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

农民收入增长的滞后项与农民收入增长显著正相关。从现实来看，影响農民收入增长的主观因素是农民自身难以在短期内得到快速提升，即便是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外在客观环境相对来说容易改变，但考虑到政策执行的实际成效，也需要较长时间。所以要切实有效地提升农民收入，不仅需要农民自身持续不断的努力，还需要政府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虽然我国对农民增产增收高度重视，并且在全面提升农民综合素质和培育新型农民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投入，出台落实了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但从目前实际情况来看，农民收入增长仍然是难题。

农产品价格波动与农民收入增长显著负相关。从现实来看，农产品价格波动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负面影响是极其显著的。当农产品价格大幅度畸形上涨时，会吸引大量的个体农户盲目跟风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改变市场上农产品供求状态，导致市场上农产品供给过剩，农产品价格快速下跌。这时由于个体农户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弱，导致绝大多数农产品滞销，因此个体农户就成为农产品价格畸形波动的最直接受害者。当农产品价格畸形下跌时，个体农户无法承受价格下跌所带来的影响，就会迅速缩减生产规模，导致来年农产品供给不足；如果来年农产品价格上涨，由于农户已经缩减了生产规模，所以仍然无法从农产品价格上涨中获益。在当前我国农业生产经营模式下，个体农户由于受信息不对称的直接影响，无论是农产品价格上涨还是下跌，都无法从中受益。

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与农民收入增长显著正相关。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稳步提升，不仅可以显著改善农民融资难的现实问题，还可以为农户投资理财提供极大便利，直接增加农民收入。笔者2015年12月通过对重庆市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部分区县调研，发现一般农村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区县，新金融业态发展好，农业经济发展融资难的问题表现不明显，农业经济发展速度快，农民收入增长快；反之则农民收入增长迟缓。

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与农民收入增长显著负相关。在20世纪80年代，基础设施建设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为此国家和部分地区提出“要致富、先修路”的发展理念。在此理念的指引下，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飞速发展，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路、水、电”等硬件条件得到了显著改善。进入21世纪，随着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持续不断地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在逐步弱化。随着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的持续增加，制约农民增产增收的障碍逐步被扫除，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在影响农民收入增长方面的作用进一步被弱化。

农村产业结构状况与农民收入增长显著正相关。目前，我国个体农户通过小规模的种养殖业的发展，难以实现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显著增加；相反，种养殖业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龙头企业的发展，则给农民带来更多的实惠。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日益优化，个体农户可以选择从事非农产业或者是兼业经营。在确保粮食自给自足的前提条件下，农村产业结构的优化可以为农民提供更多的获利机会，有利于农民收入的增长。

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与农民收入增长显著正相关。在激烈的社会竞争环境中，大学毕业生找到理想工作的难度加大，因此在部分农村地区流行“读书无用论”的观点，认为接受教育不能够为农村孩子的职业晋升带来显著优势，部分农村地区人力资本水平呈现下降趋势。事实上，从全社会就业群体的整体职业生涯发展来看，绝大部分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群体所获得的就业机会和薪酬待遇要比其他群体高。

财政支农支出水平与农民收入增长显著正相关。作为国家支持农业发展的重要手段，财政支农的概念内涵极其丰富。财政支农，包括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抗灾救灾、扶贫开发、农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农业综合开发、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等。以农业综合开发为例，土地整治和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其最核心的内容。它们对于促进农业生产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稳步提升农民收入具有显著的积极意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全面推广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村大集体时期的农田水利设施修葺和完善工作日益滞后，难以满足农业生产经营发展的现实需要。但农业综合开发力度的强化，使制约农业发展的诸多硬件问题逐步得到改善，农民收入稳步增长。endprint

城镇化水平与农民收入增长显著正相关。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城镇加快了向城乡结合部和农村扩张的步伐，这为农民的就业增收创造了新条件。一方面，随着城镇的扩张，农民可以更方便快捷地在城镇找到工作。比如，城镇对家政服务职工的需求和城镇化过程中对建筑工人的需求可以为农民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城镇居民对蔬菜等农产品的需求会加大，进而为农民增收提供条件。与偏远山区相比，城乡结合部或离城镇较近的农村经济会更活跃，城镇经济社会发展的溢出效应成效显著；而偏僻的山区农民，收入增长则较为缓慢。

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

本文在分析农产品价格波动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理论机理的基础上，设定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我国31个省级单位1999年-2013年的数据，实证研究农产品价格波动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农产品价格波动与农民收入增长呈现负相关关系，农产品价格波动越大越不利于农民收入增长。同时发现，农民收入增长的滞后项、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农村产业结构状况、农村人力资本水平、财政支农支出水平、城镇化水平与农民收入增长显著正相关，而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则与农民收入增长显著负相关。

通过实证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建议：第一，要采取措施确保农产品价格的基本稳定，为农民收入的增长夯实基础。要不断优化农业生产资源的配置，提高农业资源的使用效率，从供给层面避免农产品价格出现波动而影响农民收入增长。要高度重视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及现代物流技术和新型贸易方式在农产品流通领域的推广，在确保农产品价格基本稳定的同时增加农民的收入。第二，要高度重视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其他因素，为农民收入增长扫除各方面的障碍。不断深化农村金融改革，提高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支持、鼓励和引导城镇金融资源服务于农村经济，切实缓解农民增收过程中面临的融资难问题；加快农村工业化进程，创造条件扶持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逐步调整农村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切实保障农民在农业产业链中的合法权益，确保农民收入的增长；强化对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加快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将农村人力资源优势转变为人力资本优势，为农民收入的稳步增长创造条件；将财政支农政策与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有机结合，支持、鼓励和引導符合条件的农民转变为城镇居民。

参考文献：

1.沈坤荣，张.中国农村公共支出及其绩效分析：基于农民收入增长和城乡收入差距的经验研究[J].管理世界，2007（1）

2.冒佩华，徐骥.农地制度、土地经营权流转与农民收入增长[J].管理世界，2015（5）

3.骆永民，樊丽明.中国农村人力资本增收效应的空间特征[J].管理世界，2014（9）

4.毛其淋.经济开放、城市化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J].浙江社会科学，2011（11）

5.陆铭，陈钊.城市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J].经济研究，2004（6）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