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经济学的中国探索者

2017年春节期间，《商业经济研究》杂志社的几位领导来看望我，我很感谢他们，同时也非常感谢几十年来的同事和朋友关心我。节后，《商业经济研究》第四期刊登了《本刊领导新春看望商经学界泰斗万典武》一文，令我心生不安。客观地讲，我在商业经济研究领域耕耘了六十余年，在某些关键时期也许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泰斗”一词对我而言，是愧不敢当的。鉴于此，我口述这样一篇文章，梳理商业经济学的中国探索者们，一者算是对《商业经济研究》刊文的回复，二来也是对新中国商业经济研究历程的追溯。需要说明的是，商业经济研究涉及多个领域，参与者众多，也总结出版了很多宝贵的文献资料，本文只对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和学会的研究情况进行概括。即便如此，也肯定存在疏漏，敬请谅解。

中国人民大学的首创

解放后，在中国学习苏联的背景下，中国人民大学贸易系主要负责人曾洪业、孟振虎、刘福圆成为第一批向苏联学习商业经济学的老师，他们编著了一本名为《贸易经济》的教材，学界称之为“黄本”，成为中国探索商业经济的第一部教科书。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民大学的有关教授如林文益、黄国雄、李金轩、夏光仁等也做了大量研究工作，他们发表论文、出版专著、组织多种形式的研讨活动，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可以说，中国人民大学的许多老师是中国商业经济学的创建者，他们也培养出了第一批研究商业经济学的老师。

社科院财贸所的开拓

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财贸经济研究所。财贸所是最早把商业经济学当作专业及课题来研究的单位，财贸所的第一任所长刘明夫同志作出了巨大贡献。刘明夫同志曾任国家计委主管商业的副主任，是我的老领导，我还经常去给他汇报工作。另外财贸所的高涤陈、贾履让、陶琲、唐伦慧等也都是商业经济研究的开拓者，这些同志的著作和课题成果都是研究商业经济学的重要资料。当时，财贸所聘请我作为所外学术委员，我和这些开拓者们也成为了第一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

商业部商业经济研究所的深化

1979年根据上级指示，商业部成立商业经济研究所，该所属于司局级单位，专门进行商业经济学的研究，对商业经济学的探索进行了深化。研究所成立之初，由商业部办公厅主任肖帆牵头，肖帆、陈大鹄、万典武、杨德颖组成领导班子。

研究所成立后，我提议我们四人每人确立一个自己的研究方向，其他三人均表示赞同。肖帆同志是商业部的大秀才，他从不署名发表文章，但文笔很好，他对烹饪学尤其感兴趣，所以他研究的课题也是烹饪学。他主持创办了名为《中国烹饪》的文化刊物，创刊后发行量特别大。他还帮助扬州商学院建立了烹饪专业。陈大鹄同志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厦门大学学经济学的，他主要研究商业政策问题，同时也写过许多相关专业精彩的文章。杨德颖同志也是很有水平的专家，写过一本商业部史，留下了宝贵的史料文献。

我选择的课题是商业体制改革。那时候刚开始改革开放，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石油电力等行业是改革不了的，所以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商业开始的。商业体制改革符合时代的要求，起步早，进展快。以商业体制改革为主题，我在《红旗》、《人民日报》等重要刊物发表了系列文章。我写的第一篇商业体制改革文章是关于餐饮业的，题目为《我国饮食业应该有一个大发展》，主要是针对群众生活中存在的“五难”问题：吃饭难、洗澡难、理发难、住宿难、修理难。写这篇文章前，我和几位副司长及几位老处长三下天津，进行了非常深入细致的调研，比如和理发员详谈两三个小时，记录分析他们经营服务的每一个细节。调研后我开始思考，当时国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适应吗？以餐饮业为例，现行的经济体制与餐饮业店小，分散、手工劳动、服务性的经营状况是不适应的。我就跟相关的司长探讨，建议国家应该放开对商业服务业的管制，不能再用国营的方式独家经营。文章发表后，得到了时任商业部部长王磊同志的肯定，还以我为例，号召大家多研究问题、多写论文。

第二年我们又去武汉做调研，武汉当时是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试点城市。我们的调研仍是从最基层开始，走访自主经营的小店主，分析自营餐饮企业效率提升的原因。后来我在武汉大学、中南财经大学作报告时，经常引用此次调研时的一些实例，论证小型餐饮企业摘掉国营的帽子，放开搞活，提高效率的问题。

我在商业经济研究所的大部分研究工作都是以体制改革为主题的，做了很多政府课题和企业课题。我以商经所的名义召开的多次重要的座谈会、研讨会，也是讨论商业体制改革问题的，中国人民大学和几家商业院校的同志都是重要的参与者。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我负责的许多研究工作，贡献不是我一个人的，是一个团队共同工作的成果。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务院体改小组专门成立了一个研究商业经济的课题组，时任商业部部长刘毅担任组长，让我带头来做这个课题。当时我是带领2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在北京共同研究这个课题的。课题组写成了近十万字的报告，我写了《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一文，作为研究报告的总论，这篇文章真正表达了我对商业体制改革的看法，还向国务院领导人进行了口头汇报。该报告除报送国务院有关部门外，在当年的全国商业、粮食、供销厅局长会议上，都作为参阅文件下发给全体参会代表。再比如《大百科全书商业卷》的编写工作，这是个国家级项目，花了整整两年时间，我成立了十个小组，每个小组负责一个项目，每个项目都有组长，我要求每个礼拜开一次例会。这都是集体创造的成果，不能单独归功于我，单把功劳记在我身上我是不认同的。

高等院校的普及

这个问题现在许多人都比我熟悉，我也只是说一下我所了解的情况。研究商业经济学的学校有北京商学院（现北京工商大学）、哈尔滨商学院（现哈尔滨商业大学）、杭州商学院（现浙江工商大学）等。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杭州商学院办得比较不错，它的刊物也比较不错，另一个印象较深的就是武汉，武汉有自己的商业经济研究所。另外还有很多与此专业有关的学校和老师，像西安交通大学的文启湘老师，湖南商学院的柳思維老师等都做了大量研究，写了多篇相关文章，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商业经济学会的大力推动

在研究商业经济学方面，中国商业经济学会也涌现出一大批的人才。在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程雨村同志，他是中国商业经济学会第一任秘书长，也是商业部教育司的司长，由他和另外几个领导牵头，推动成立各省市商业经济学会。在我的印象中，上海、北京、天津、浙江、武汉、广东、山西等地方的学会都办得不错。中国商业经济學会对商业经济学的探索与研究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本文既然是对商业经济研究的一个整理，我还想对商业经济领域的一个概念谈谈我的看法。1987年有关领导提出用“流通”来代替“商业”一词，是有特定的时代背景的，主要是缘于想用“流通”一词涵盖商业、粮食、供销等几个部门。但从学术的角度，我觉得是不太准确的。第一个理由是，我认为“流通”指的只是一个过程，而“商业”是指整个大行业。我读过一些西方经济学的原著，在我的印象中，这些书中都认为经济学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商业经济等。另外，马克思的资本论构建的是政治经济学体系，“流通”一词多是在讨论商品流通、货币流通时用的，没有单用流通来作为一个行业研究的。第二个理由就是基于实践经历。改革开放之后我到过一些国家，接触最多的是美国。那里的普通居民旅游、探亲、去超市购物等等，都没有提到过“流通”（ circulation），要么讲“贸易”（trade），另外提到的可能是“商业”（business）。其它国家如新加坡，是用“商业”（commerce）一词。我跟着商业部代表团去日本时，发现日本用的是“流通产业”而不是单用“流通”来指商业。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去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家考察，当时还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也没听他们用“流通”代替“商业”。当然这属于学术讨论的范畴，所以我也只是表达一下我自己的看法罢了。

补充说明一点，就商业经济学的研究来讲，其实许多人也是有很大贡献的。曾任商业部部长的胡平同志提出并大力推进商业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吴慧同志，组织了20多位专家，历时多年编写了一部《中国商业史》，获得了“孙冶方经济学奖”和“国家图书奖”。几十年来，有多少学者倾注心血从事商业经济的探索和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只此一篇短文，又怎能尽数呢。所以说，把“泰斗”一词用在我身上我是不敢当的。

我今年已经九十六岁了，身体还算健康。最后，我总结一下我的养生体会，与大家分享。我的体会主要是“两动”、“五不”。“两动”是指身体要常动，头脑要常动；“五不”是指不抽烟、不喝酒、不暴食、不熬夜、不生气。再次感谢几位领导来看望我，也祝各位学界同仁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感谢北京工商大学刘田田、苏美玲两位研究生为本文所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