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城市群视角下中国三大经济圈的特征比较

内容摘要：城市群作为一国经济的重要增长极，已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同，但城市群的发展又面临“大城市病”和内部不均衡等问题。所以有必要以时间和空间为轴，探究世界级城市群的演变途径与模式，并以此为出发点审视国内城市群的特点，寻求可供借鉴的发展思路。

关键词：世界城市群 长三角 珠三角 京津冀

世界城市群的形成路径

（一）世界城市群的界定

在地理空间范畴上，城市群是由多个城市组成的，彼此联系紧密，共同对区域发展产生影响的空间形态。在区域经济范畴上，城市群是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能够产生巨大能量的经济集聚效益的地带。世界城市群是由多个城市聚合形成的对所在国家或世界经济都有重大贡献的城市化地带。

20世纪50年代，法国学者戈特曼（Jean.Gottmann）最早提出了大都市带（Megalopolis）的概念。1976年，他在《城市和区域规划学》杂志发表《全球大都市带体系》的文章中明确提出世界上已出现6个大都市带：从波士顿经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到华盛顿的美国东北部大都市带；从芝加哥向东经底特律、克利夫兰到匹兹堡的大都市带（北美五大湖区）；从东京、横滨经名古屋、大阪到神户的日本太平洋沿岸大都市带；从伦敦经伯明翰到曼彻斯特、利物浦的英格兰大都市带（英国中南部城市群）；从阿姆斯特丹到鲁尔和法国西北部工业聚集地的西北欧大都市带；以上海为中心的城市密集区（长三角）。如今这六个区域的经济规模，及与所在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总量占比都非常突出，远非其他城市群或都市带可比。

（二）世界城市群的演变路径

多数城市群都遵循了：超级城市—新大都市带—城市群区域的演化路径。“超级城市”的特点是核心都市对周边有较强的辐射影响力，而“新大都市带”和“城市群区域”则出现了多个城市核心的网络化发展。三者的区别不仅在空间规模上，而且在资源流动和协作上也存在差异（见图1）。戈特曼认为城市群是“人类生活空间组织形式的新秩序”，其最大特点是功能上的连接性，区域内各城市间的资源流动和协作大大便利了居民生活与经济发展，而在地理空间上无需界定明确的界限。

（三）世界城市群的发展阶段

世界城市群从无到有通常会经历三个阶段：分散到集中—集中到分散—普遍繁荣。“分散到集中”是“超级城市”孕育成型的阶段。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分散到集中”的周期不断缩短。如伦敦历经两个多世纪才成长为国际大都会，而纽约仅用了100多年就完成了类似的进程。

“集中到分散”是大都市带的形成期。这期间核心大都市开始对周边地区产生辐射和拉动效应，有产业聚集的城市带浮现出来。当然并非所有的核心城市都能成长为伦敦、纽约那样的国际大都会，所以会出现联合周边其他城市以都市带的形式来和世界“超级城市”抗衡的情况，如北美五大湖区、欧洲西北部地区在二战后逐步形成了跨国界的大都市带，其分散协调化的合作对整个区域的经济拉动性丝毫不逊于伦敦和纽约对周边的带动。

“一荣俱荣”是城市群的发展过程，但“俱荣”或“普遍繁荣”才是城市群的标志。不仅区域内均衡协同发展，而且担当了所在国家甚至全球经济增长极的城市群才可谓世界城市群。从表1的数据可见，2016年六大城市群GDP总量达到16.58万亿美元，与整个欧盟仅相差0.53万亿美元，与美国相比也只有1.98万亿美元的差距。换个角度衡量，六大城市群在约半个新疆的土地面积上，用不到我国1/3的人口，创造出我国1.45倍的经济总量（据IMF统计，中国2016年的GDP为11.39万亿美元）。而且它们与所在国家或地区的GDP占比也证明了戈特曼40年前提出的六大都市带均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城市群。

用图示来说明世界城市群的演变路径与发展阶段，可以发现它们是叠加在一起的递进关系。借鉴图1，可分析现有城市群所处的阶段，并预测其未来一段时间的走势。

世界城市群的类型

（一）自然发育模式与规划推进模式

依据原发或继发，世界城市群可被分为“自然发育模式”与“规划推进模式”。前者以英国中南部和美国东北部为代表，后者以日本太平洋沿岸区为样本。三者分别以伦敦、纽约、东京为核心，在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借助核心城市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方面的优势地位，由点到线、由线到面逐步构建起享誉世界的城市群。前两个城市群的演化过程主要依靠国际化和市场力量，具有典型的原发性且演变周期较长，称为“自然发育模式”；而东京城市群的形成除了市场因素，还有显著的政府干预，继发性强且周期相对较短，因此被视为“规划推进模式”的代表。

以伦敦为轴心的英国中南部城市群是最早、最有代表性的“自然发育模式”。从16-19世纪，伦敦城市圈和工业带的形成以英国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为背景，并和众多历史事件交织在一起，如圈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第一次科技革命以及攫取海外殖民地等。这期间，无论伦敦城还是英国在利益驱使下都积极主动参与各种市场驱动的竞争。或许是“时势造英雄”，在19世纪的前70年里，仅占世界人口2%左右的英国，掌握着世界工业生产的1/3-1/2和世界贸易的1/5-1/4。英国在全球市场占据了毋庸置疑的领先地位，尽管彼时的伦敦区域尚处于“分散到集中”的第一个发展阶段，但它对整个英国经济的贡献度一直高居40%以上。从此，伦敦成为英国的符号，伦敦笼罩下的城市群在拥有绝对优势的市场背景下自发而“野蛮地生长”。

美国东北部城市群的出现以纽约从19世纪下半叶迅速崛起为开端，期间历经第二、第三次科技革命及两次世界大战。正是从第二次科技革命开始，美国对于科技成果的利用与转化比欧洲更快。研究表明，美国城市群的形成與工业发展密切相关，美国东北部城市群和北美五大湖区加总聚集了全美70%的工业，正是充裕的石油资源为城市工业带的缔造打下了基础。另外，美国广袤的土地使它为新移民和二战后的婴儿潮提供了生存空间，美国人口由1773年的390万增至2009年的3亿。移民的涌入既提供了充裕的劳动力，又增加了消费需求，为城市的扩容和城市群的发展创造了可能。近150年来，新兴的美国在开发利用新技术、新能源和吸收移民方面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逐步取得了各项生产要素上的比较优势甚至绝对优势。基于现代的产业分工，一座座或商业化或工业化的城邦相继在美国涌现，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驱动下日渐连结成网络，成就了欧洲之外的“自然发育模式”城市群。

再看以东京为核心的日本太平洋沿岸区，自1868年明治维新起，日本就走上了以发达国家为目标的追赶之路。特别是二战后，日本制定了一系列产业政策，既让重点产业受到扶植，又维持一定竞争，政府还有意识地推动优质资源向占据了便利地理条件的东京地区集聚，使其以“国家冠军”的身份在受保护的市场氛围下参与国际竞争。这种市场与干预结合而继发成型的城市群被称之为“规划推进模式”。囊括了东京、横滨、大阪、神户等大都市的太平洋沿岸城市群占据了日本经济的半壁江山，全日本约3/4的工业产值和2/3的国民收入均出自这里。东京城市群已经成为日本在国际市场上彰显经济实力的一张“名片”。

（二）中心主导型和平行分散型

若抛去时间维度，就可以忽略城市群是市场孕育的原发型还是规划推进的继发型。单纯从空间维度看城市群的繁衍，其类型可以归纳为“中心主导型”和“平行分散型”两类。必须承认，世界级城市群大多属于中心主导型，如伦敦、纽约、东京所在区域无一例外都是以核心城市为轴发散形成网状城市群。但20世纪末，城市群中各区域的均衡发展开始抢占上风，这一趋势在欧洲西北角的荷兰兰斯塔德地区最为显著，该城市群的演化没有明显的中心主导者，当然这与荷兰的自然地理条件和欧洲传统上行政管理的分散化相关。

兰斯塔德（Randstad）位于荷兰西部，是欧洲西北部城市群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欧洲20多个洲际城市群之一。它由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海牙3个大城市和3个中等城市及众多的中小城镇组成。由于该区域内各个城市在地理分布上呈现出锁链式的环形结构而得名Randstad，Rand是环或边缘的意思，stad则是城镇的意思。整个区域约为8287平方公里却拥有710万人口，是欧洲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群，但又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1995-2008年兰斯塔德的GDP以年均2.2%的速度增长，高于欧洲所有城市地区的平均水平0.2个百分点。可无论从经济结构还是空间布局上看，该区域都缺少典型的中心城市，没有突出的经济增长极，因而Randstad被认作是平行分散型城市群的典范。其实，兰斯塔德是经过荷兰政府50多年的空间规划才日臻成型。在战后欧洲重建以及人口增长过快的背景下，荷兰想寻求比伦敦和巴黎更优越的城市形态，遂于1958 年后发表了《荷兰西部的发展报告》。报告在保持分散的区域空间结构的基础上，提出要维持主要城市之间缓冲区的思路，并在环状城市中间保留相对开放的空间（绿心）。后来兰斯塔德的五次空间规划政策虽然存在变化和争执，但限制城市规模、维护郊区绿地和开放空间的主体思想始终未变。此模式在2007年美国次级贷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以前曾被认为是理想的均衡模式，而且大城市病及城镇郊区化的种种弊端一直未在该区域出现。但相比中心主导型，分散型城市群在提升区域的国际竞争力、摆脱危机影响等方面备受质疑。当然对城市群类型的评判是见仁见智的，另外现阶段就判断某个类型的优劣还为时尚早。

综上所述，全球竞争力单元不仅存在于纽约、伦敦、东京为核心的城市群区域，还出现在分散平行发展的城市联合地区。

我国三大经济圈的特征

（一）长三角的特征：“众星拱月”

长江三角洲是指长江入海而形成的冲积平原，是我国大陆最大的三角洲。1982年12月22日，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成立上海经济区，这是“长三角”概念的最早雏形。1997年，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在上海成立，长三角经济圈概念第一次被明确提出。2010年5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明确了长三角发展的战略定位—“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目前长三角以上海为核心，形成覆盖江浙沪的“一核九带”空间格局，区域内25个城市被分为核心区和辐射区，2016年创造了12.3万亿元的GDP。该地区的城市化程度、城镇密集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一直位居我国城市群的首位，也被认为是第六大世界城市群。

长三角的发展史可谓源远流长，通江连海的优越位置使其自古以来就承担了国家的主要税负、扮演着“鱼米之乡”的经济重镇角色。到明清时期，江浙一带已有九座较大的商业与手工业城市，初步构成一个早期城市带的雏形。九个城市分工协作、各司其职，如纺织业及交易中心为南京、杭州、苏州、松江；粮食集散地则选在扬州、无锡、常州；印刷及文具制作交易中心是湖州。上海在元代始设县，跟当时长三角的其他城市尚不能相提并论，但因上海地处“（长）江（东）海之会，南北之中”的优越位置，所以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将原设在云台山（今江苏连云港）的江海关迁至上海县城。直到《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上海于1843年开埠，它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才开始节节攀升。1927年北伐战争后，国民政府将上海设为特别市，此时上海已是国内第一、亚洲前列的大都市。1958年，原属江苏省的松江专区，也是苏南最富庶的地区被划归上海，使上海市的面积增加到6000多平方公里，人口也由1843年的50余万增至新中国成立后的600多万。从几百年间长三角的演进历程可以看到上海逐步取得了区域的龙头地位，早期的核心城市苏州、杭州、无锡等反而沦为陪衬。时至今日，上海已成为我国的金融中心、经济中心，被国人冠以“魔都”的称号。横向对比，长三角与伦敦城市群都是中心主导型城市群，但伦敦是“一枝独秀”，而上海却是“众星拱月”。首先，南京、杭州在历史上都曾取得帝都的地位，苏锡常也有数百年的城市发展史。其次，截止2016年底，长三角GDP万亿级城市已达4个，分别为上海（2.668万亿）、苏州（1.54万亿）、杭州（1.17万亿）、南京（1.045万亿），无锡和宁波的GDP也都超过了8000亿元。上海以绝对优势，领跑长三角，但放眼全国，该区域其他城市实力均不弱。可以說现阶段长三角已是一幅“众星拱月、星月同辉”的城市群画面。

长三角与珠三角、京津冀相比有两个明显优势：一是经济整体发展水平高，整个区域的协同程度标志着它已迈入城市群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普遍繁荣”。二是南京、杭州等副中心作用明显，有利地承接了上海的市场、资金和技术，并协同其他中小城市崛起。但长三角在最近20多年的发展中，房地产投资比重过高。“土地财政”虽然推动了长三角的城市化，但城市土地开发增速过快，不仅引发了“大城市病”，而且地产价格持续快速上涨会助长去工业化、去实体化，使区域发展走向空心化。

（二）珠三角的特征：“集体出海”

珠江，旧称粤江，原指广州到入海口的一段河道，现在则是包含西江、北江、东江和珠江三角洲诸河的总称。珠江三角洲实质是西江、北江共同冲积成的大三角洲与东江冲积成的小三角洲的复合体。1994年，广东省政府率先提出组建由9个地级市构成的珠三角经济区。20世纪末，伴随港澳的回归和深圳的崛起，在原有的“小珠三角”的基础上出现了以广州、深圳、香港三大中心城市辐射下的“大珠三角”。2003年，又提出了东部九省加上港澳的“泛珠三角”概念。2009年初发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明确指出“珠三角城市群以广东省的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东莞、中山、惠州和肇庆市为主体，辐射泛珠江三角洲区域，并与港澳紧密合作”。2016年珠三角的GDP达到6.36万亿人民币，占全国的8.5%。

由于地处河海交汇之所，所以珠三角从明朝起就是我国面向西方国家的门户地带，1513年葡萄牙人曾登陆广州，希望能与明朝互市贸易。到清朝乾隆时期，广州又取得了清政府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地位。同时珠江流域还有一部分在越南境内，这里也成为连接东盟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之初设立的四个经济特区也都在泛珠三角的范畴内，珠三角在我国对外贸易史上的地位可见一斑。但该地区并非以广州为唯一核心，而是广、深、港三足鼎立的多核心模式。尤其是深圳，经过近40年的建设已成为国内创新能力最强的城市，深圳的GDP从1979至2016年的30多年里增长了10966倍，同期人口由31万增至1077万。同时，在“发展海洋经济”的战略下，由于珠三角临海的天然便利以及受益于香港自由港的影响，广东已经连续20多年位居国内海洋生产总值的第一位，占全国海洋经济总量的1/5。东莞、中山、佛山、珠海等城市与广深港一起勾勒出“集体出海”的态势，共同构筑了以珠三角为龙头的海洋经济圈。

珠三角的特点体现在：从空间结构看，珠三角城镇地域相连，平均间距不到10公里，呈扁平的网络状；而且发展水平接近，城镇之间的人均GDP和人均收入差异不大，标志着该地区基本走完了“集中到分散”的发展阶段，开始向“普遍繁荣”的阶段过渡。由于自古就是对外的门户地区加上毗邻港澳的国际市场，使珠三角更偏重发展以加工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但在深港一体化和深港竞争的博弈下，出现了区域分工不明显、内部合作机制不完善等问题。此外，还有粤西、粤北两个人均GDP低于全国水平的落后地区。未来珠三角在“集体出海”的多核格局下，既要尽快缩小地区差异，还要完善粤港澳的三地合作机制，减少区域内竞争，避免类似珠海机场的重复建设事件再次出现。

（三）京津冀的特征：“双木难成林”

北京、天津、河北构成的京津冀地区在我国的三大经济圈中面积最大，经济总量居于次席，2016年GDP为7.46万亿元，约占全国的10%。京津冀地处华北平原，但缺少天然的运输河道及河流滋养，在农业和手工业上都不具备比较优势。北京作为首都，是京津冀的绝对核心，但其孕育繁衍却与军事战略要地息息相关，因它背靠燕山山脉，南通中原大地，处于抵御北方外来侵略的门户位置，所以秦汉以后，此地就已成为我国北方的重镇。现在北京总面积约为1.64万平方公里，拥有2171万人口，已连续8年位居全国社会零售总额排行榜的第一位，是我国最大的消费城市。与北京毗邻的天津枕河濒海，城市的雏形始于隋朝，其发展得益于京杭大运河的开通，明永乐年间在此筑城设天津卫。 天津于清末开埠后，一直是京津冀地区的重要港口，新中国后又取得了直辖市的地位。但对天津来说，与北京相邻是个福祸相依的事情。在经济发展上，天津一直扮演北京的配角，作为老牌的直辖市，近年来其经济实力已跌出国内城市排行榜的前三位，“北上广”已经取代“京津沪”成为21世纪我国一线城市的代名词。河北作为京津两地的大后方，更有“陪太子读书之嫌”，不仅持续为京津两地“输血”，如为北京供给水资源，并且成为首钢等重污染企业的接纳地，就连新近设立的河北雄安新区，也要为集中疏解首都而服务。一个首都、一个港口不但未对河北发挥拉动作用，反而产生了虹吸效应，造成了北京独大、天津紧随其后、河北羸弱的局面。京津冀在城市群的进程上刚进入“集中到分散”的阶段，尚未实现一体化，用“双木难成林”来概括京津冀的现阶段特点再合适不过。

值得关注的是京津冀的核心北京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淡水资源短缺。面对这个难题，有学者曾将北京市人口的上限定为1800万，当然这一界限已被突破，所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中之重就是被反复提到的“疏解”，但疏解的同时，应该“反哺”式地回馈河北。据财政部估算从2015-2020年的6年间京津冀一体化需要投入42万亿元，在资金流向和资源配置上不仅要均衡，而且从战略上要尽可能将一些优质资源配置到河北去，比如将部分高校和科研机构向河北转移。另外，要给予各地区平等的发展地位，给予区域内所有居民平等的国民待遇，才可能防止人财物单方面向京津两地集中。

按城市群的发展阶段对国内三大经济圈进行排序列表，可以清晰地展示这三个地域的差异和特点。表2 为我國三大经济圈的数据比较和特征。

世界城市群对我国三大经济圈的启示

（一）不同发展模式折射出市场化程度的差异，放松管制是区域协同的有利手段

长三角、珠三角因地处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所在地区不仅土壤肥沃、利于农作物生长，且长江和珠江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重要的河道，人财物能够借此进出，满足了贸易发展的基本要求。早在清朝康熙年间设立的“闽、浙、江、粤”四个海关中，闽海关和粤海关就在泛珠三角的区域里，而浙海关和江海关则在长三角所辖的范围内。从历史上看，两者优越的地理位置，首先帮助它们确立了物流枢纽和对外贸易口岸的地位，区域内多个城市的联动，形成了点-轴-面的网状空间结构，进一步促进了人财物的流动。其次，改革开放后，珠三角加工贸易和长三角地产经济的兴起吸引了大量人口和资金的聚集，使两地率先繁荣起来。反映在发展模式上，说明它们从明清至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前的几百年间由都市向都市带的缓慢演进中带有明显“自然发育模式”的属性，期间经历了资本主义在我国萌芽阶段的市场洗礼。以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审视，依托早期市场化因素自发孕育的城市具有向城市带演变的路径依赖。这也是尽管有大跃进、文革等经济发展畸形或停滞期，长三角还能突出重围，进入戈特曼等学者研究视野的原因。由于长三角的区域发展史优于珠三角且现代的规划出台也较之更早，因此区域协同的程度更高。1992年以后至今的20多年里，长三角和珠三角皆步入快速发展轨道，政府规划对于区域发展的推动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与二战后东京城市群借助政府规划快速崛起有类似之处，只是在市场化程度上存在差距。另外东京城市群形成的过程中，日元取得了在国际货币体系的强势地位，成为远东的金融中心，市场化程度与金融地位也导致了政府规划推进模式下的城市群在全球影响力上的差异。

反观京津冀地区，北京城从军事要地到六朝古都再到新中国的首都，城市建设更多地体现了政治意图，北京及周边地区被赋予的经济功能多是非市场自然选择的结果。天津虽有自然崛起的要素（漕运），但史料确切记载的筑城时间是在明朝定都北京以后。晚清天津开埠至今，天津又充当着北京的出海口，始终服务于京城。只是在1958-1967年間，为了减少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分配不均问题，天津曾被划归河北省管辖。河北省的规划从中央层面看也总是围绕着便利京津两地而展开。因此京津冀自古至今都沿袭着“规划推进模式”前行，且以北京为单极核心做规划。单纯的“规划推进模式”使京津冀缺少基于市场选择的区域分工和产业分工，加上地理条件的劣势使它与长三角和珠三角相比，存在天然不可弥合的差距。时至今日，京津冀地区还是一个假想的共同体，尚未实现区域协同，对该区域的规划应遵循市场规律、实事求是。从经济学角度看，指导京津冀协同最好的手段是放开管制、给予充分的市场自由度。依据分工理论让市场选择区域内各城市的定位，而不是继续采用干预手段。

（二）规划上可借鉴兰斯塔德模式，贯彻民主意识、强调可持续性

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的共同之处在于三者的规划方案均已上升至国家战略，且都以打造世界级城市群为目标，强调中心论和影响力。反观兰斯塔德地区长达半个世纪的规划历程，却始终将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和便利城市居民生活放在首位，避免一味追求区域规模和影响力。表3所列的规划政策反映了规划者不仅有意识地以分散式发展限制大城市规模，而且关注居民和环境，强调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再者，人是城市的主体，区域规划管理应该多听取民意，贯彻民主制度。鉴于对理想和民主模式的不懈追求，兰斯塔德五次空间规划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充满了争论和协商，这透射出民主与科学机制贯穿其中。我国要做到这一点，除了官方权威机构，要允许民间组织参与区域规划，并在方案实施中明确各自的职能。

（三）平行分散化发展要从城市群上升至国家层面

在国内推广平行分散化发展有两层含义：一是我国既有围绕北上广形成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经济圈，也有中原地区、关中地区等分散的平行发展区域。后者虽然也有一个或数个中心城市，但影响和控制力远不及北上广，它们在向城市群迈进的过程中，选择多核分散的平行联动机制或许更合适。二是《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将原来三个国家级城市群扩充至五个，但却未仍覆盖到落后的西北地区。为此，该规划中还有9个区域性城市群和6个地区性城市群，以总计20个城市群来推动国土空间均衡开发。同为幅员辽阔的国家，美国国土面积和中国接近，但美国东北部城市群、五大湖区及美国太平洋沿岸城市群的空间分布几乎横跨全美，关键是美国各城市群之间人均收入和居民生活幸福指数相差不大，而我国五个国家级城市群本身就有显著差异，更勿论国家级和区域性城市群之间的差距了。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我国正面临从非均衡向均衡发展战略的转变，从整个国家考虑，应该采纳平行分散化发展，以此来缓解整体的发展不平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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