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管理在供给侧改革中的重要作用探讨

贺娜

内容摘要：供给侧改革是从供给端着手，解决过剩产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长远之策。但强调供给层面改革的同时，不能忽视需求管理的地位和作用，在当前经济形势下，恰当适度的需求管理政策可以成为前者有益的补充。未来应转变认识，在供需管理结合时，积极调整需求管理政策方向，使政策重心从过去一般强调总量、短期量化管理的传统思路向结构性、长期化管理机制确立的方向转变，实施有效的双重管理，提高政策管理绩效。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 供给管理 需求管理 经济结构 产业调整

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经济增速虽有所减缓，但在未来可预期时段同其他世界经济体对比，仍将保持可控的较高增速。然而不容忽视的是，经济体系内部尤其是结构层面矛盾依然突出，改革持续前行依然困难。近年来经济系统结构层面较突出的问题是产业结构领域的矛盾和冲突：一方面，如钢铁、水泥、煤炭和电解铝等传统部门产业投资密集度偏高，产品附加值低、利润微薄，产能过剩严重；另一方面，一些新技术、新工艺、新能源或新产品的新型产业却成为瓶颈，市场投资有限、供给不足。因而，在经济层面对总供给进行有效管理，就显得迫切而又有必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恰恰是理论对实践的反思和紧密回应，其最早可以追溯到2015年11月10日***总书记主持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在讲话中强调，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的重要举措，并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然而，在某些经济实践活动中，却极易顾此失彼，走向另外一端，完全或单一地依托于供给发力，忽视习总书记所强调的适度扩大总需求的要求而忽略或放弃需求管理。事实上，在时下经济环境和条件下，恰当的需求管理对经济健康持续发展乃至社会和谐稳定都意义重大。

供给侧研究的思想渊源及理论基础

对供给领域问题进行系统研究、自成体系；并且对其后经济思想和实践产生较大影响的，当属西方主流经济学派—供给学派。供给学派有新旧供给学之分，旧供给学派主要创立人萨伊在1803年出版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概论》一书中，提出了“供给自动创造着自己需求”的观点，亦称之为萨伊定律。他认为，每个人提供商品和劳务都是为了换回自己所需要的商品和劳务，所以，一开始商品和劳务的供给就必然隐藏着同等量的需求。货币只是覆盖在实体经济上的一层面纱，只在一瞬间发挥着交易媒介功能，并不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供需不等只是一种偶然现象，可以通过自由市场机制下的资源流动得到有效调节，重新实现平衡。新供给学派基本遵从了老供给学派自由主义及侧重供给端研究的传统，但并不像老供给学派那样构建比较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相比较而言，其观点和主张比较松散的散见于相关著作或一些言论中，如代表性人物拉弗及温和派费尔德斯坦，更倾向于经济实践中政策选择和应用的研究。

我国学术界许多学者近年来结合国情，对供给侧问题亦给予较系统和深入的研究。总体来看，我国学者对供给侧问题研究客观上继承了西方供给学派理论主张的合理要素，但又有不同的思想和理论主张。其一，虽然和西方供给学派一样强调供给侧研究，强调供给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但较少依从该学派经济自由主义、主张自由放任的思想基础。其二，更倾向于基于系统性、动态化角度分析“供给”的内涵，把从生产端开始的要素投入、生产过程和产出供给，以及流通链条延伸和产品价值实现均纳入研究范畴。其三，一般都注重土地、资源、人口、技术和制度等要素供给角度的研究，強调要素升级、创新驱动、制度变革之于供给活力的重要性。其四，和总量分析相比，通常更侧重于供给结构层面的研究。其五，相对于需求而言，大都认定供给侧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长期力量；一些学者从供给侧出发，尝试寻求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判定标准。其六，试图立足于本国国情，在西方供给学派之外建立本土化的新供给学派，为当前供给侧改革提供更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论证和阐释。

需求侧管理的理论基础及政策选择

需求管理理论的创立，源于西方著名经济学家、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创立人凯恩斯。他在1936年出版的经典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分析了古典学派的传统理论，认为只是在完全竞争、价格弹性和充分就业等严格条件下具有适用性的特例，强调应从一般性角度建立就业、利息和货币理论。他创立了“国民收入决定理论”，用“有效需求不足”来解释经济增长乏力，以此奠定其需求管理的思想。之后，经济学家希克斯和汉森引入工具IS-LM模型，用来解释凯恩斯经济思想。通过分析消费、投资、国民收入、利率、货币需求和货币供给等变量间的关系和影响，模型把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联系起来，静态或比较静态分析两市场一般均衡的实现。虽然在此后宏观经济学发展中，学术界对该模型有诸多质疑，如存量和流量的矛盾、变量的因果循环等；但到目前，IS-LM模型仍然是宏观经济研究常用的主要分析工具。在20世纪70代西方“滞胀”经济危机后，遇到挑战的凯恩斯经济学开始借鉴和吸纳传统经济学，后来发展起来的新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综合派都局部修正了凯恩斯的经济分析，并加进一些合理成分，使现代宏观经济学更具有现实的解释性和应用性。

现代宏观经济学常用的需求管理政策主要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是政府部门通过财政政策常用工具的调整以达到充分就业及经济增长的目标。财政政策收入工具包括税收、收费的调整；支出工具主要是政府购买性支出和政府转移性支出工具的使用。货币政策是央行通过货币政策工具调整作用于货币市场利率，继而影响产品市场就业、物价和经济增长政策的统称。货币政策有三大常用工具：再贴现率、公开市场业务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均可以结合经济形势，根据需要逆向操作。虽然扩张或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向实施时，政策效力方向相同；但一般认为，经济不景气时，由于流动性偏好陷阱的存在，扩张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财政政策效果会更好一些；而经济过热通货膨胀风险加大时，货币政策首先作用于货币市场，紧缩使用效果会更理想。

供给侧改革需兼顾需求管理的理论和实践认识

（一）理论上尚未提供可以忽略“需求管理”的有力证据

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曾把政府的角色定位为“守夜人”，认为“看不见手”的市场机制会自动引导资源实现优化配置，反对政府对经济过多干预。斯密之后直到20世纪30年代西方社会大萧条之前，西方主流学术群体基本遵从经济自由主义的传统。凯恩斯打破了这一传统，论证了需求管理的必要性和有效性，为当时的人们提供了新的治理经济的思路。凯恩斯的政府干预政策在大萧条中取得了成功，并在战后延续。20世纪70年代西方“滞胀”经济危机后，凯恩斯经济学遭遇困境，并受到质疑。

对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的政策，当前西方经济学界不同流派态度有所不同。归纳起来，有几种代表性观点：一些观点承认局部或短期政策的有效性。新凯恩斯主义者提出价格粘性的假设，认为价格和工资局部变动后，需求管理政策会带来就业量和产出的增加，同时会引起通货问题。此外，一些自由主义学者也承认在短期某些宏观政策影响力的存在。货币主义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认为短期中货币是非中性的，是引起经济波动的原因，但长期中货币政策是无效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哈耶克虽然是十足的经济自由主义的支持者，但也持有短期中货币非中性的观点，他用信用规模的变化解释生产扩张及商业周期的变动。一些激进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则认为无论短期还是长期，货币都是中性的，政策干预都是无效的。近年来被称为新货币主义的一些研究在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中引起较大关注。代表性人物普利斯科特和基德兰德反对经济分析中“短期”和“长期”的划分，坚持货币中性的主张，认为市场机制始终是有效和完善的，认为经济波动就是不同时期充分就业和国民收入的变动或新增长趋势对旧增长的替代。

虽然关于凯恩斯政府干预主义，学术界有不同声音，但时至今日，仍未有明确的、可靠的可以证实其理论过时或在实践中已经失去应用基础的有力论证。从理论上来看，凯恩斯最初创立“需求管理”政策是作为大萧条期间反危机政策而实施的，确有短期性特征。但在长期实践中是否有效，目前学术界还存在较大争议。况且，经济学上的“长期”、“短期”本就是一个不具体的、不可量化的抽象概念，可以依照资本是否可以更新作为划分标准，亦可以遵从契约或菜单中价格和工资是否能够调整作为划分标准，并没有严格的统一界定。如用经济系统论分析，供给方和需求方均是市场主体，是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供给和需求并非独立存在，是相互联系共同影响市场的有力力量，市场均衡的实现恰恰是供求双方交互作用的结果。在不同经济时期，经济体系所呈现出的主体矛盾不同，所主要倚重的经济理论也会有所不同，涉及具体经济运行时会有选择的筛取着力点重点解决突出问题，但并不代表需求侧作为市场的一重力量可以退出分析视野。所以说，当前在理论上弱化“需求管理”是不客观的，需求管理政策依然可以为现实经济实践提供理论依据。

（二）实践中“需求管理”方向需作出调整

从20世纪90年代末起，我国就开始实施反周期干预的需求管理政策。一般在经济增速减缓时使用扩张政策，经济过热时则适度从紧。1996-2014年，我国经济大体上经历了三个波动明显的周期性变化阶段。第一个周期的谷底约在1999年前后，之后经济开始处于上升期，进入下一个周期。第二个周期中经济约在2009年见底，随后反弹进入新周期。最新一轮周期在2011年达到峰值后开始探底，目前已有企稳回升迹象。在前两轮周期中经济开始明显减速时，双松政策均会先后实施，1998、1999年，2008、2009年间都曾陆续推出积极财政政策及宽松货币政策。逆风向而执行的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刺激需求，较容易在短期内抑制经济下行，收取成效。但往往是一放松经济就热；反之，一紧缩经济就冷。因而从形式上看，正像学术界相关人士曾经质疑的那样：过去多年的“需求管理”政策更多呈现出短期性、总量化特征，经济增长中的周期性波动也看似和宏观政策干预有一定关系。

但必须客观的说，“需求管理”政策在带有本土特色的体制环境中实践，不能剥离体制因素影响而单独分析政策绩效；事实上，体制因素影响可能是非常关键的。长期以来，我国需求管理政策都不是独立、不受影响的执行，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增长理念和模式甚至是行政绩效考核都会对政策实施产生较大影响。首先，从经济发展战略来看，重视城市和工业发展，为了保证城市和工业优先发展，基础设施和生产资料工业投资要先行，这些领域和部门的先行其实也就是钢筋、水泥、煤炭等相关产业生产的优先持续发展。这种发展思路深深渗透各阶段需求管理政策中，使得各时期需求管理政策扩张都带有明显的基本原材料、基本能源建设扩张冲动。其次，经济增长理念和模式方面，重视速度和数量，轻视质量和效益；重视短期的投资驱动，消费拉动并未同步提升。所以需求管理政策也极易短视化，其中粗放式投资较多，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投资较少。更易于在短期拉动经济增长的投资项目安排多，而需较长期才能提升消费水平、拉动经济增长的民生项目安排的则相对较少。最后，片面以GDP等工具作为行政量化考核指标，进一步强化甚至是扭曲了“需求管理”政策的真正价值导向。当社会资源被更多的投放到易于在短期实现增长的领域，可能最终加剧了产业供给失衡及经济非均衡运行。

可以这样认为，并非“需求管理”作为一种管理手段有问题，而是未来管理的思路和方向需做出调整。除一些必需的短期化政策外，应积极构建更长效的需求管理机制。首先，就财政政策而言，支出政策和收入政策都可以根据经济需要有所变动。过去若干年的政府支出，财政资源更多集中于公共投资或政府间接主导的大中型生产性项目，而消费性支出中行政管理支出占比一直偏高且增速较快，从长期看有益于提升整体国民素质，改善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教育、科技、文化及卫生等公共事业支出比重偏低，且增长迟缓。在转移性支出政策方面，近年来财政对社会保障事业支持力度明显加大，但整体来看，我国居民目前享有的社会保障还处于较低水平，保障项目不全面、覆盖面偏窄，且不同所有制、城乡间依然对比悬殊。财政补贴支出结构也不尽合理，有些支出项目也亟需调整。在税收政策方面，税制结构不合理，许多税种更多还是承担着最基本的组织财政收入功能，相应的经济调节作用并未有效发挥和实现。所以，未来应继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合理配置用于社會保障事业的财政资源，调整财政补贴支出结构，提高支出绩效。推动税制建设，强化税收的经济调节功能。其次，在货币政策方面，应稳定货币供给量，采用和市场机制相适应的更灵活、更有针对性的间接调控手段或工具，减少货币政策对物价水平的负面影响，提高政策治理绩效。

（三）需求发力可对供给侧改革需较长期发挥作用形成缓冲

首先，考察我国的总量经济关系。总供给由于最终产品形成的客观性，是比较易于统计的，而总需求因带有明显主观性、多样性和个性化特点，计量是很难的。此处仅间接根据国民经济核算中总储蓄和总投资的数量关系，做大体上的判断。2007年，用国内生产总值扣除最终消费支出后的余额表示的国内储蓄部分是135469亿元，同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表示的总投资105052.2亿元，储蓄供给大于投资需求，供需缺口是30417.7亿元，之后供需缺口虽有所缩小，但不平衡状态并未改变，至2014年，储蓄额320180.5亿元，缺口仍有30127.4亿元。所以说，我国经济近年来在总量关系上供给大于需求，呈现出一定程度过剩经济的特点。

其次，分析我国各产业内部结构，各产业或部门间表现出不相同的对比关系，三次产业内部均有不同程度的供求失衡现象，局部供给过剩和部分产出不足并存。在第一产业中，粮食作物种植量大、经济作物种植量小；低效率、高成本和传统型的初级产品市场供应量多，高品质、高技术作业的农业产出不足。第二产业中，产业结构失衡问题相对更突出一些。部分能源、有色金属及轻工业制品均有不同程度过剩，某些产出如煤炭、钢铁、水泥等过剩严重；新技术、新工艺、高附加值的新产品或清洁的、低成本的新能源则市场供给力较弱，供需关系紧张。第三产业内部，除了传统部门如邮电业、交通运输业和服务业等已有相当发展外，现代物流业、商务谈判和信息产业等一些新兴业态也增长迅速；但整体来看，三次产业中第三产业产出占比偏低，尤其是科技、知识驱动型部门发展还相对迟缓，还有相当一些部门市场化程度不高，和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方向不相一致。

所以说，目前国内宏观层面存在着总量不平衡和内部结构不平衡的双重矛盾，当然，总量过剩本质上来说还是内部产业过剩引致的。当前我国从供给端着手解决经济体系的结构性失衡，是化解冲突、立足于长远经济健康发展的根本之策。需求管理政策恰当配套实施，可以作为有益补充。首先，从供给端着手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是涉及产业面极广的改革，涉及经济层面乃至社会层面的稳定。基于需求端考虑，积极落实就业政策、针对性的财政补贴政策及信贷支持政策等，可以减少或避免摩擦，促进经济形式的良性转换和经济格局的稳定确立。其次，过剩产出不能作为无用资源而存在或处理掉，必须有相当的市场需求来消化和吸收。通过需求管理政策适度提高消费水平，引导闲置产能进入更有发展前景的新兴产业领域，可以缓解存量问题，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再次，新产品研发、新技术和新工艺试用虽然很多时候是一种来自于市场主体的自主或自发行为，但无疑税收政策、信贷政策等财政、货币政策支持确也有利于产生强大的创新驱动力。最后，传统产业过剩既有市场交易意义上的过剩，也蕴含着某些产业已开始积聚逐步走向衰败的风险。对传统产业进行升级以延长生命期或直接培育新的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支柱型产业，并非一日之功；况且当前供给活力释放还面临着体制和制度层面约束。在新产业供给能够足以培育和创造新需求之前，也确实需要一些设计恰当的需求管理政策，能够在相对较短期发挥经济拉动力，弥补和缓冲市场动力的不足。

当前供需管理结合需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政策方向和结构问题

从供给侧着手改革，立足于长远进行经济结构层面深层次调整，客观地说，政策效应需较长时期才可发挥作用。不能急躁冒进，单纯把供给层面调整简单地理解为就是清除过剩产能和库存，或者淘汰掉落后产业部门。应做好长期规划和短期部署，以防止经济大幅滑坡。需求管理政策实施亦需要转变思路，不应拘泥于需求端管理只能进行总量调整或仅适合于短期推行的传统认识。政策不必局限于传统的总量调控，也可以是结构层面的。过去较长时期，确实需求管理政策有相当部分短期量化执行，如增量投资驱动、信贷短期批量扩张等，并且侧重于对经济总量的调控，结构性调整较少。但如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税制成熟和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等，均需要较长的制度建设期，就性质来看，应从属于需求管理政策范畴。未来应基于新视角，切实从增加居民收入和提高国民福利角度出发，推动真正有益于改善民生的、更有建设性的政策在实施中逐步长期化、制度化及稳定化。

（二）政策力度和时间问题

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政策相结合同时实施，应注意把握政策力度、进入及退出时间表及相互间的配套协调。政策力度不当，进入及退出时机不适宜或者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均会影响政策效果，甚至还会产生较严重的后滞负面效应。短期化的需求管理政策，政策要具有灵活性和针对性。财政税收政策应更务实有效，公共投资规模、税率设计和减免及财政补贴力度都要得当，启动及退出时间表要及时和相对可控。当前利率下降弹性已很有限，相比较而言，存款准备金和公开市场业务还有一定操作空间。调整政策工具释放流动性，要评估进入流通中的货币数量，防止货币量超高速增长引发通胀问题。当然，恰当时间表选择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实现亦同样重要。长期化政策一般属于制度、体制或机制层面，要进行整体规划和设计，相互间应协调互补。有些政策，如税收政策具有双重性和双向作用力，通过恰当税收减免或优惠，既可以调动供给活力，又可以激发需求端，但实施时应避免政策交叉堆叠而降低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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