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04
曹文芳
内容摘要:作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与进出口贸易共同对经济增长态势产生着极其重要的影响。本文通过计量经济学方法构建检验模型,对GDP与其影响因素(投资、消费、进出口贸易)的时间序列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出具体结论,并以此提出相应建议,以期为我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制定提供一定参考。
关键词:投资 消费 进出口贸易 经济增长
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问题一直是其关键与核心内容所在。一定经济增长速度的保持有利于扩大就业规模,实现社会稳定以及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其所带来的现实与历史意义十分重大且深远。长久以来,我国经济主要在投资与出口两驾马车的拉动之下不断向前发展,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各国逐渐加强了对消费的认识,中共中央连续在十二五规划与十三五规划上提出扩大内需,尤其是扩大消费需求的战略坚持。由此,消费需求成为第三驾马车,不断拉动经济增长。基于此,本文以GDP核算中最常见的运算公式(GDP=投资+消费+出口-进口)为依据,运用我国2000-2015年的经济运行数据,分析投资、消费以及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并以此为依据思考推动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对策。
投资、消费、进出口贸易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
(一)投资
在经济运行中,投资先导作用明显,其能够对经济增长产生供给与需求双重效应,既能扩大生产力,又可对生产产生需求。一方面,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推动作用,其能够在一定水平上扩大经济总量,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投资活动的顺利进行需要经济增长的支撑,物质技术与资本积累的增长能够向投资规模的扩大提供保障,上期的国民经济水平亦会决定投资总量大小。此处在分析投资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效应之时,对投资需求概念予以适当引入,它是指因为开展各项投资活动而引发的社会需求,从两个层面影响经济增长:投资需求扩大会拉动经济增长;投资需求减小会抑制经济增长。针对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影响,凯恩斯提出了“投资乘数”理论,认为当总投资量扩大之时,收入会成倍于投资增量而增加。萨缪尔森的乘数-加速模型可以非常好地体现出投资因素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的关系,它是一种宏观经济乘数加速数模型,当投资扩张之时,收入会在乘数效应下呈现加倍增长态势,并且反过来亦会对投资产生加速效应,由此经济扩张便会进入一种良性循环之中。通过对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术语进行研究可知,投资这一需求具有固定性,它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对生产资料所产生的需求。一个企业如果想要将自身的再生产规模予以扩大,就需要购买一些新物资,例如厂房、机器设备、原材料等,而这些购买性投入便引发了企业对生产资料亦即不变资本的需求。
(二)消费
消费水平的提高与经济增长比例在客观上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内需的大小能够对国家总体居民消费与生活水平进行较为具体的体现,并且从间接层面上反映国民收入水平。若一个国家或地区有较高的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指数,可认为此国家或地区的民众普遍较为富有,消费过程中的富足钱财较多,间接可知这部分民众的收入水平普遍较高,由此亦可推出企业效益与发展前景都很不错。国家经济主要是在企业的支撑下实现发展的,由此国家内需大小是其当前经济发展状况的评判依据。其实,作为需求性因素,消费对经济增长的长期拉动在直接层面上的体现是消费品生产的增加,在间接层面上则是对经济增长其它影响因素的带动,而作为最终需求的消费是能够引发并扩大投资需求的。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在解释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间接拉动作用之时所依据的是乘数加速原理,此原理表明较小的消费需求增长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引发投资需求,要想维持投资需求于某一固定水平之上,就必须使消费需求保持持续性增长。
(三)进出口贸易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加大了对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力度,全方位、多层次以及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逐渐形成。进出口贸易在我国经济增长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改革开放的纵深发展为其成长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在论述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实现条件之时,马克思并未将对外贸易因素所产生的作用考虑在内,假定全部的社会产品都是由国家生产的,并且都在国内市场实现消费。
因此外部经济环境不是社会总资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马克思的这一假定是以当时国际贸易在经济总额中的占比很小为基础的,与当时的经济条件不相违背,亦未否认进出口贸易对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只是并未将其纳入自己的经济增长模型内。在生产与贸易国际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我国逐渐进入市场经济体制的现代开放环境之中,为了与自身运行需求相适应,需充分认识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数据来源与模型构建
(一)数据来源及其预处理
选取五个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展开研究,分别为产出、投资、消费、进口与出口,分别用Y(GDP)、K、C、I、E表示,在研究过程中需对各个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资本形成、最终消费、进口以及出口。其中,國民生产总值用于表示经济增长,在模型中用Y表示,是经过市场物价指数折算后的数值;物质资本用K表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其度量值;最终消费用T表示,全社会最终消费支出为其度量值;出口用E表示,货物出口额为其度量值;进口用I表示,货物进口额为其度量值。在本文分析中,所用到的GDP、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额、全社会最终消费、货物出口以及货物进口各项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以2000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为基值,并对各年(截至2015年)GDP、固定资产投资、全社会最终消费、货物出口以及货物进口值(当年价格)进行折算得出相应数值。
(二)模型构建
由于对数化后的数据平稳性较高,且对时序数列进行对数处理后,其时序性质不会发生变化,本文选择在回归文本中对数化处理各项数据。在进行具体分析之时,本文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ector Autoregressive Model,简称VAR),定义如下内生变量序列:
Yt=(Y,K,C,E,I)
其中,Y为GDP,K为实物资本,C为最终消费额,E为出口额,I为进口额。
实证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与协整分析
单位根检验。由于序列一般都有着程度不同的相关性,因此本文通过单位根(ADF)检验,对上文提到的变量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如表1所示,经过一阶差分后的时间序列LNY、LNK、LNC、LNE、LNI平稳,因此属于一阶单整序列。
通过表1可以看出,各序列均不平稳,但是由于各系列一阶差分的单位根检验值均比显著性水平为1%的临界值要小,故可以认为各系列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因此能够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以及协整检验,对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长期均衡关系进行验证。
协整检验。本文的分析属于多变量协整问题,故采用Johansen-Juselius的极大似然进行协整关系检验,以期把握各变量之间所具有的长期稳定比例关系。
Johansen方法所建立的VAR模型对滞后期有着较高敏感性,因此在确定最大滞后期k值時,以Akaike的信息准则(AIC)为主,遵循在增加k值时使AIC值达到最小的原则。以VAR模型为基础,本文通过Eviews5.0软件得出最优滞后阶数为3,同时让协整方程与向量自回归模型中仅包括截距项[Intercept(no trend)in CE and test VAR],由此,得到如表2所示的检验结果。
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增长(国内生产总值GDP)与投资(实物资本K)、消费(最终消费C)、进出口贸易(货物进口I与货物出口E)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其协整关系至多为1,方程表示如下:
LNY=0.962LNC+0.089LNK+0.053LNE
-0.042LNI
最大似然比为287.5903。通过观察标准化系数协整方程,我国经济增长正相关于投资、消费与出口贸易而负相关于进口贸易。其中,当投资(实物资本K)、消费(最终消费C)以及货物出口(I)分别增加1个百分点时,对应的经济增长(国内生产总值GDP)会分别增加0.089、0.962、0.053个百分点,而当货物进口(I)增加1个百分点时,经济增长(国内生产总值GDP)则会减少0.042个百分点。
(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关系检验只是对GDP、K、C、E、I五个变量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予以说明,其所明确的仅仅是变量之间至少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但是检验结果无法证明因果方分别为谁,故而需要做出更为深入的验证。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的可信度受到检验结果对滞后阶数敏感性的影响,当敏感性比较低时,其可信度会比较高,故而为了对检验结果的敏感性进行考察,就需要检验不同的滞后阶数。本文所选择的是滞后1期至4期的阶数,利用EViews5.0软件对序列对象进行直接的因果检验,通过与数据序列特性相结合,对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予以把握,由此得到如表3所示的检验结果。
表3表明:第一,当滞后阶数分别为1与2之时,LNK对原假设不予拒绝,表明投资与我国经济增长不存在因果关系,亦即投资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当滞后阶数分别为3与4之时,LNK对原假设予以拒绝,表明投资与我国经济增长存在因果关系,亦即投资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由此可知,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投资所产生的影响具有时滞性。第二,当显著水平为5%时,LNC与LNK均对原假设予以拒绝,这表明不管是在短期还是在长期,消费与投资都与我国经济增长存在因果关系,以及消费与投资均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第三,当显著水平为5%时,若滞后阶数为1,有且只有LNE对原假设予以拒绝,表明出口与我国经济增长存在因果关系,亦即出口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由此可知,出口的增加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提升经济发展水平。
(三)实证结果分析
通过对计量经济分析技术的采用,本文对我国2000-2015年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额、最终消费支出额、出口额以及进口额五项指标的内在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具体的实证分析结果可以归纳如下:
其一,研究结果指出,无论是在短期还是长期,投资与消费均能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最终消费与固定资产投资是国民生产总值的格兰杰原因),在整个数据研究期,投资与消费能够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推动作用。值得一提的是,投资在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时会存在一定的时滞性,当期投资对经济增长所发挥出的加速效应会在以后几期当中体现出来。
其二,通过对协整检验结果进行分析可知,投资的弹性系数仅为0.089,意味着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投资所发挥的只是一种长期的低弹性效应,究其原因,很可能在于投资的边际效益递减特征以及低效率投资会在一定程度上延长投资的实效性,进而使经济增长出现滞涨效应。由此,在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投资效率的提高势必成为有效途径。对应地,消费的弹性系数高达0.962,表明消费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随着消费政策与环境的不断改善,我国居民消费结构跨入新平台,其升级对房地产、汽车、电子通讯、机械工业、交通运输以及高新技术等产业形成了越来越大的拉动作用,极大地促进了相关行业的高速增长。作为一种最终需求,消费对产业升级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强。
其三,短期内,出口贸易会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推动作用,但是在长期,经济增长则会受到进出口贸易的负向影响。这是由我国低附加值初级产品在整个出口产品中所占的比重较大导致的,相较于发达国家以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为主,我国出口贸易所处的境地十分不利于自身发展,这便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长期内我国经济增长会受到出口贸易的负向影响。加之进口贸易无论是在短期还是长期所表现出来的一直是负弹性,需要政府对高新技术进行引进与吸收,提高其再创新能力,采取多种措施将对外贸易转化为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推动作用的因素。
结论与建议
研究显示,投资、消费以及进出口贸易三驾马车能够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拉动作用,在经过具体实证分析之后,本文得出“消费是经济增长持久拉动力”这一结论。因此在今后的经济发展工作中,应将主要工作放于消费的增加与消费结构的完善上,以发展消费为重心,在此基础上对投资与进出口贸易予以兼顾,通过三者的协调发展实现经济持续、健康与稳定增长。
(一)以扩大消费为中心,促进经济增长
第一,改革与完善社会收入分配制度,加强政府财政货币政策对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城乡居民收入预期;建立失业者与低收入者以及离退休职工保障机制,完善居民医疗、保险与养老工作,以消除居民消费的后顧之忧,实现对其消费需求的有效引导与拉动。第二,解决农民增收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推动农业及相关产业发展;转移农业人口,增加农民人均耕地,加快城市化步伐;给予农业与农村适当的财政倾斜,在直接补贴的同时向农民提供更多公共服务;开拓农村消费市场,引入消费信贷,培养农民现代消费观念。第三,根据社会保障制度所具有的特征,对其内容进行补充与完善,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居民即期消费能力,将其“预防性储蓄”能量释放出来,对其消费需求进行适当的引导与拉动。第四,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建立并健全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采取合理措施降低公共产品供给与消费信贷门槛,扩大居民信贷消费规模;通过财税、土地等优惠性政策鼓励城乡居民生产并消费新技术产品,加大文化、教育、艺术、信息以及旅游等软服务消费发展力度,实现家庭对服务消费的扩大,进而在产业结构与消费升级之间形成良性互动。
(二)兼顾投资与进出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
投资层面。消费这一最终需求会引导产生并扩大投资需求,因此在对经济增长产生拉动作用时,投资应首先以消费为基础,合理化自身规模。以对较高投资率的保证为前提,防止过度投资带来的通货膨胀;通过多种形式加速国有企业改革,例如租赁经营、公开承包与转让等,充分发挥规模效益,实现对存量投资结构的调整;强化政府经济调控,以增量投资对不同产业投资比重的影响为依托,合理化产业结构;提高投资技术含量,降低低水平建设的重复度,改制并重组存量资本,兴办规模大、周期长且见效慢的项目,以实现对旧有增长模式的摆脱,促进经济走向高投入、高产出的“准集约型”增长。
对外贸易层面。引进、消化并吸收先进技术,利用对外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提高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国家技术水平与组织效率;开拓国际市场,遵循市场多元化与质量取胜原则,创造具有法律保障的透明、公平且公正的制度环境;提供资金、政策与人才等支持优势企业,使其发展为出口创汇的主力军;选准并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主导产业,发挥高新技术产业优势,优化产业结构,将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变为知识密集型,将粗放型、数量扩张型产品结构转向集约型与质量效益型产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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