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与产业融合发展协同度测量问卷开发与检验

林晨

内容摘要：新型城镇化与产业融合发展是国家大力提倡的新思路、新理念，对各地区的经济建设具有重大指导意义。本文开发了《新型城镇化与产业融合发展协同度测量问卷》，进行了问卷调查，使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17.0进行描述性数据分析和问卷的信度效度检验，证明了所开发问卷具有很高的信度和效度。依托AMOS20.0软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对问卷中涉及的选址、交通、用地、产业、就业和居住等6个产城融合协同度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进一步探讨了它们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 产业融合 协同度测量 问卷开发与检验

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之间是一种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和协调发展的关系（赵小平，2014）。农业现代化既是城镇化推动的必然结果，也是进一步提高城镇化水平的基本条件（曹俊杰等，2012）。在此基础上，城镇化能带来需求的扩展和升级，达到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工业化进程的目的（姜爱林，2004）。并且由于工业生产必然向城镇集聚，工业化加速了城镇化的发展，工业化发展是城镇化发展的先导（赵伟，2009）。但从短期来看，产业结构优化有助于城镇化进程，而城镇化并不能带动第三产业就业的发展；城镇化对于第三产业产值的影响可以立即显现出来，而第三产业产值对城镇化的作用具有滞后性；城镇化进程并不完全表现出惯性特征，并具有后发优势（汪发元等，2015）。因此，有必要更加清晰地了解新型城镇化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更好地为地区的发展提供建议。本文旨在编制新型城镇化与产业融合发展协同度测量问卷，并以桂林的新型产城融合发展现状为例进行检验，为评估新型产城融合发展的协同情况提供量化工具。

调查对象与研究方法

（一）调查对象

本次问卷调查在桂林市的临桂新区、桂林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苏桥工业园、福隆工业园、荔浦县、阳朔县、灵川县（八里街工业区）展开进行。问卷对市民和管理人员共发放134份，回收问卷127份，问卷回收率为94.77%；剔除回收中不完整或答案前后矛盾的问卷，有效问卷为117份，有效率为92.13%。

调查样本在性别上分布基本均衡，男性占52.99%，女性占47.01%。从样本的年龄分布看，45岁以下的样本累计占到了总样本的88.89%，而60岁以上的样本只有3个。样本的学历分布中，高中和大专学历的样本占主体，分别为41.03%、28.21%。从样本的职业分布看，企业员工和个体户占到了51.28%，比例最大，其次为专业人员占17.09%，再次是其他人员占16.24%。

（二）问卷编制

在广泛阅读了产城融合发展方面的文献，特别是产城融合发展协同度测量指标和调查问卷开发方面的文献后，形成了初步的测量指标和调查问卷。在此基础上，又对相关专家进行深度访谈，征求他们对指标和问卷修改的意见，最终确定了桂林市新型城镇化与产业融合发展的协同度测量指标（变量），如表1所示。该测量指标体系的一级指标（维度）包括6个，二级指标是一级指标在测量内容上的具体化，共22个测量观察点。

本问卷面对所有新区市民和管理人员进行调查。其中，“新区”是对城镇化建设中的“新区”、“新城区”、“高新区”、“城镇化示范乡镇”等的统称。本问卷中测量题项均使用Likert 5点尺度进行衡量，选项为非常符合、符合、基本符合、不太符合和不符合，共5个级别，分别赋值5、4、3、2、1。对每个题项的选项进行赋值，有利于对市民和新区工作人员的意向和行为进行量化测量。

（三）数据处理

采用SPSS17.0进行问卷信度分析。本论文借鉴唐小飞（2015）等的信度分析的做法，把Cronbachs α作为量表信度检验的指标，并进行“校正的项目-总体相关性（CICT）”分析（其門槛值要求大于0.40）。本文参考其他学者研究成果，将Cronbachs α大于0.70作为信度分析的标准。

另外，本论文分析的效度主要是收敛效度（结构效度）。要进行因子分析，问卷数据必须符合进行因子分析和主成分分析的标准（条件）。收敛效度一般使用因子载荷值来衡量，各变量下的因子载荷值必须大于0.5且必须显著。

结果分析

（一）问卷题项的描述性分析与问卷信度分析

如表2所示，表2为问卷题项的描述统计量。从表3中的信度分析结果可以看到，问卷中的选址、交通和用地、产业、就业和居住等6个变量（一级指标）的Cronbachs α值均大于0.70的门槛值。问卷中的22个测量题项的“校正的项目—总体相关性”也都大于0.40的门槛值，且题项已删除的Cronbachs α值与变量的Cronbachs α值相比，都没有显示增加，因此问卷的测量题项均不需进行删除，问卷的信度分析获得了通过。

（二）问卷效度分析

如表4所示，KMO值为0.792，Sig为0.00，大于0.6的门槛值，表明变量间的相关性比较高，适合进行因子分析。而如表5所示，在共同度（即公因子方差）分析中，22个测量题项的公因子方差均大大的超过0.20的门槛值，表示适合进行主成份分析。如表6所示，初始特征值大于1的是前6个因子（变量），并将其确定为主因子（变量），证明先前划分的6个变量（一级指标）是合适的。而表7中显示6个变量测量题项的旋转后因子载荷值都大于0.50的门槛值，表示萃取的6个共同因子（变量）能有效地反映22个指标变量（测量题项），符合效度检验要求，证实问卷具有较好的效度水平（收敛效度）。

（三）产城互动协同度变量之间的关系分析

本文依托AMOS20.0软件，使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对问卷中涉及的选址、交通和用地、产业、就业和居住等6个产城融合协同度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如表8所示，分析指标包括了标准化路径系数和T值。

从表8可见，在R1中，选址、交通和用地对就业和居住影响的标准化路径数为0.661，P小于0.001（T=7.287），验证了选址、交通和用地对就业和居住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关系。这一研究结论表明了在桂林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新区的选址、交通和用地对居民的就业和居住产生的影响比较大，特别是选址和交通影响了他们的生计和居住的意愿，从调查的情况看，苏桥工业园区的居民较少，这和其选址、交通有关，远离市区，生活不方便。R2中，选址、交通和用地对产业影响的标准化路径数为0.288，P小于0.05（T=2.662），验证了选址、交通和用地对产业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关系，但影响力有限，主要是选址、交通和用地影响了企业的投资意愿。R3中，选址、交通和用地对环境和安全的标准化路径数为0.422，P小于0.01（T=7.3882），验证了选址、交通和用地对产业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关系，影响力一般。选择比较偏僻的新区将产生安全保障问题，如小偷较多，但生态环境会相对好一些。

从产业对相关变量的影响看，R4中，产业对就业和居住影响的标准化路径数为0.705，P小于0.001（T=7.663），说明产业对就业和居住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关系。而在R5中，产业对环境和安全保障影响的标准化路径数为0.392，P小于0.05（T=3.131），说明产业对环境和安全保障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关系，但影响力一般。产业的发展可能会对环境产生一定影响，但也将促进安全的改善。

从就业和居住对文化氛围的影响看，其标准化路径数为0.594，P小于0.001（T=6.326），说明就业和居住对文化氛围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关系。

从公共配套设施对相关变量的影响看，在R7中，公共配套设施对就业和居住的影响比较大，其标准化路径数为0.674，P小于0.001（T=7.794）。R8中，公共配套设施对环境和安全保障的影响较弱，其标准化路径数为0.349，P小于0.01（T=5.229）。一些公共配套设施对环境和安全改善还不够明显。R9中，公共配套设施对文化氛围的影响一般，其标准化路径数为0.488，P小于0.01（T=4.731）。一些公共配套设施，如教育设施、文化设施对提升文化氛围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根据表8中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通过AMOS20.0软件，绘制了桂林市产城融合发展变量之间的关系路径图，其中标准化关系路径系数值为自动生成值，如图1所示。

结论

本文在参考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桂林新型城镇化与产业融合发展为研究对象，从选址、交通和用地、产业、就业和居住、环境和社会保障、公共配套设施、文化氛围6个纬度构建了调查问卷。通过对问卷数据进行分析，证明此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并且就这6个产城互动协同度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合实际调研情况进行有效分析。新型城镇化产业融合协同度测量问卷的开发对构建我国新型城镇化与产业融合发展评价体系，动态掌握产城融合发展方向具有指导性作用。

本文在构建新型城镇化产业融合协同度测量问卷的过程中，对于一些数据不易收集的指标并未列入，对评价结果可能有些影响。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对指标体系进一步完善，并且针对研究结果提出一些切实有效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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