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租、财政补贴与企业绩效

崔贤奕

中图分类号：F810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本文选取2011-2014年我国1281家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基于寻租的视角，对上市公司获取的财政补贴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寻租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财政补贴，但财政补贴对企业绩效没有显著影响。获得的财政补贴被用来部分或全部抵消了寻租成本，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寻租成本远远超出获得的财政补贴的数额。但为了获得比其他企业更多的稀缺资源、特权，增强企业竞争力，企业仍然积极进行寻租。

关键词：寻租 财政补贴 企业绩效

引言

近年来，随着政府对企业资金支持投入的增加，我国上市公司获得了越來越多的财政补贴。根据WIND统计数据，2015年，2847家A股上市公司，共获得财政补贴1194.47亿元，与2013年的792.8亿元和2014年的924.04亿元相比较，有了显著增加。2015年，受到补贴数额在亿元以上的上市公司共有195家，这些公司获得的财政补贴数额总和在1194.47亿元的财政补贴中占比达到67%。

随着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大，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使得财政支出缺乏效率；同时，财政补贴政策实施过程中的违规问题凸显。由于寻租，TCL每年都能获得数亿元补贴，到2013年，获得的补贴已增加到22亿元，而公司当年的净利润只有21.09亿。可见，企业的寻租支出远远小于其获得的财政补贴。因此，本文拟以我国A股市场家上市公司2011-2014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考察寻租行为对企业获得财政补贴以及财政补贴效果的影响，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寻租确实有助于企业获得财政补贴，但财政补贴却不能显著提高上市公司的企业绩效。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政府常常出于提高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两个方面的动机而对企业进行财政补贴，通过刺激企业的研发投入，促进企业生产投资的增加，来实现规模经济从而提高企业绩效（吴成颂，2015）。

（一）寻租与财政补贴

政府部门控制的企业承担了更多有关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的政策性负担，政府往往会提供更多的财政补贴作为补偿，产生了“预算软约束”。软约束、选择补贴对象的标准不明确等问题存在，使得财政补贴有可能成为政府设租、企业寻租的对象。

在转轨经济和新兴市场中，法律环境、产权保护、金融等方面的制度缺陷严重制约了企业发展，构建政治联系在某种程度上可缓解这些制度缺陷对企业发展的阻碍（连军、刘星等，2011）。在信贷歧视、行业壁垒、行业准入限制等方面，非国有企业存在诸多劣势，为了在市场竞争中能够取得优势地位、降低政府掠夺，企业会积极构建、维护政企关系（黎文靖、池勤伟，2015）。黄送钦等（2016）在研究政企关系维护的行为时引入了在职消费与政府补贴之间的关系，发现维护成本越高，企业获得的补贴就越多，该现象在国有控股企业中更显著。

财政补贴过程中存在一定的贪污腐败，这些行为扭曲了财政补贴的资源配置，进而损害了财政补贴效率。黄玖立等（2013）发现，企业常将业务招待费用于不正当竞争，且招待费的支出有助于企业获得政府和国有企业的订单。魏志华等（2015）对我国新能源行业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寻租有助于上市公司获得财政补贴。政府运用公共权力而造成的设租与寻租行为，使政府与企业之间易形成利益集团，企业将精力用于寻租而非提高生产效率与创新能力，导致财政补贴效率低下甚至是无效率的（秦夷飞等，2016）。Olson（1982）以及Hellman et al.（2003）均认为，寻租扭曲了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降低了社会的福利水平。巫永平、吴德荣（2010）通过研究中国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发现寻租也可能有利于经济增长。

专家学者关于财政补贴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的研究存在较大分歧。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之一即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为财政补贴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是否显著提供证据。通过文献查阅，启发本文从寻租角度来分析研究财政补贴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企业出于对自身所处市场环境、制度环境的反应以及理性人的最优选择而主动寻租；同时，由于财政补贴结构不合理，体系不完善，给了政府官员人为设租的空间，企业被动寻租。

鉴于此，本文提出假设H1：寻租将有助于企业获得财政补贴。

（二）财政补贴与企业绩效

邵敏等（2012）认为，地方政府通过对企业实行补贴，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生产率水平，同时补贴对生产率水平的提高效果与企业所获补贴的额度相关。杨晔等（2015）实证检验了财政补贴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结论是财政补贴对企业绩效具有促进作用。

Cerqua & Pellegrini（2014）从多个方面考察了意大利的财政补贴政策，结果表明，财政补贴显著提高了企业的雇员规模、投资水平以及公司成长性，但在企业产出效率方面收效甚微。魏志华等（2015）以新能源概念类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财政补贴对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没有显著影响，财政补贴政策的效率不高。

潘越等（2009）以沪深两市的ST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财政补贴可以改善当年的公司业绩，但就公司长期业绩而言，由于企业政治关联度和企业性质的不同，补贴的提升作用也存在差异：对政治关联较弱的民营企业，补贴能够显著提高其长期业绩，但对国企以及具有较强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作用并不显著。黄送钦等（2016）研究发现，仅政企关系维护成本强度高且非国有控股的企业，在获得补贴后经济绩效得到显著提升。

鉴于此，本文选取股权结构（LS）、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DAR）、资本密集率（CIR）作为控制变量，并提出假设H2：财政补贴与企业绩效的提高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1-2014年我国1281家A股上市公司四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以及对相关年报的手工整理。为了确保本文实证结果的有效性，通过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剔除重要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删除无效值和异常值，最终筛选出1281家A股上市公司2011-2014年共4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本文使用Stata13.0软件进行统计与假设检验。

（二）变量选择

财政补贴（SUB）。上市公司财政收入的总值反映在利润表中的“补贴收入”，补贴收入的明细科目来自与会计报表附注中关于补贴收入的信息披露。并对补贴收入取自然对数作为衡量财政补贴的变量。

寻租程度（SR）。Cai等（2011）提出以招待费和差旅费作为企业腐败程度的度量，依据是，这两种费用会被要求公开在会计名目中，企业很有可能用这两种费用来掩盖其腐败支出。黄玖立、李坤望（2013）认为，企业常将因其他目的而产生的支出以招待费入账。本文参考以上研究，采取管理费用中的业务招待费作为衡量寻租程度的变量，基于两点：一是与招待费相比，差旅费中正常开支比重相对较高，二是不同公司甚至是相同公司在不同年份對差旅费划分的会计明目会有所变化，若用来衡量寻租程度可能会引起较大误差，故仅以业务招待费来考察。

企业绩效（ROA）。净利润与总资产之比。

控制变量（Controls）：股权结构（LS）。使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来表示，公司的重大决策的制定往往取决于第一大股东的观点；公司规模（SIZE），公司规模越大，获得的财政补贴越多；资产负债率（DAR），资产负债率反映了企业的资本结构；资本密集率（CIR），总资产与销售额的比值即为资本密集率。

具体变量设置如表1所示。

（三）模型构建

为了检验假设H1，模型设定如下：

为了检验假设H2，模型设定如下：

由于招待费和财政补贴的标准差较大，因此对其取对数，且从计量经济学意义上说，对数化的招待费、财政补贴与招待费、企业补贴是同增同减的，故这种数据处理方法不会对分析结构产生影响。

实证分析

（一）变量描述及相关性分析

1.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表2为本文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对于财政补贴（SUB）而言，更准确地，是财政补贴的对数，其最大值为20.980，最小值为5.7038，说明不同的上市公司获取的财政补贴额度差异很大。寻租（SR）和财政补贴类似。就股权结构变量（LS）而言，其最大值为2.197，最小值为89.41，差值为87.213，这表明我国上市公司之间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存在较明显的差异。资产负债率（DAR）最大值为0.0080，最小值为8.6118，均值为0.4408，说明上市公司几乎一半的资产是通过举债获取的，各个公司存在较大差异。

2.相关性检验。表3是各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检验结果，表中数据显示相关系数均小于0.8，说明模型不存在显著的多重共线性。

（二）多元回归结果与分析

1.寻租与财政补贴。首先，进行个体效应的LM检验，模型对应的P值小于0.05，强烈拒绝“不存在个体随机效应”的原假设，即认为不应当采取混合回归；其次，运用Hausman检验判断，选择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检验结果的卡方值为19.03，其对应的P值小于1%，故拒绝“个体异质性扰动项与解释变量不相关”的原假设，即应当采用固定效应对模型进行估计。模型回归结果见表4，其中第一列为随机效应模型估计结果，第二列为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经检验个体异质性扰动项与解释变量之间具有相关性，为保证估计结果一致，我们以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为基础对结果进行解释。

关键解释变量寻租程度对企业补贴具有正向影响，且在1%水平上具有统计学意义，这就意味着企业寻租有利于其获得财政补贴，这与假设H1：寻租有助于企业获得财政补贴是一致的。对于其他控制变量，股权结构LS与资产负债率DAR对企业所获补贴的影响并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表明LS与DAR可能并不能影响企业财政补贴的获得。企业规模对企业所获财政补贴在1%水平上具有正向影响，这就表明企业规模越大，其能获得的财政补贴越多；资本密集率CIR对企业所获补贴在5%水平上具有负向影响，这就表明CIR越大的企业所能获得的补贴越少。

2.财政补贴与企业绩效。判断以ROA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中应该采用何种估计方法。过程同表4，通过LM检验、Hausman检验得出本文不应采取混合回归，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即表5第1列。第1列结果尽管表明财政补贴对资产回报率ROA具有负向影响，但并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即财政补贴对企业绩效没有显著影响。

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我国2011-2014年A股上市公司的四年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回归模型，并应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了寻租对财政补贴获取的影响以及财政补贴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经研究发现，企业的寻租确实有理由获得更多的财政补贴，但财政补贴并没有对上市公司的企业绩效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

（二）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性建议：

第一，财政补贴对象的选择应有针对性。补贴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博弈行为。政府在做补贴的决策之前，应评估补贴的利弊，寻找补贴资金的最佳投入对象，从而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对“外溢”效应程度高、范围广的活动或项目进行补贴。如一些基础研究和发明创新活动，以及其他可为社会和整体经济带来收益的活动。新兴产业是与民生密切相关的行业，对这些领域的财政补贴将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有利于成长中的新兴企业完成转型升级。

第二，统筹整合，避免管理的分散化和碎片化。在政府支出结构中，由于对经济建设的支出偏大，市场力量的发挥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未来应着重完善财政政策体系及运作机制，优化支出结构，对于补贴资金和政策制定部门进行必要的集中化，并实行统筹管理。

第三，增加评审透明度，全程监管补贴资金的使用。补贴政策本身的合理基础和客观标准不明确，出现寻租和腐败现象，导致套取和骗取补贴的情况发生。目前财政补贴的整个评审过程基本是封闭的，如何评选出补贴对象并不清楚。要改变这一现状，政府应允许所有符合条件的企业进行申请，同时申请和评选过程实现公开透明，这样能够有效避免暗箱操作和寻租现象。同时，应当对获得补贴的企业的资金使用进行全程跟踪监管，及时评价补贴资金的使用效果。

第四，建立公平的市场环境，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和监督机制。证监会需要从信息披露上完善管理，必须建立明确而透明的约束机制。具体说来就是对发放的补贴资金进行有效的评估，对事前的合理性、事中事后的有效性做出评估报告并定期公示。

第五，坚决执行退市制度。对于存在产能过剩的行业以及没有实质经营的企业，让其参与市场竞争，通过市场的优胜劣汰，促进产业升级，同时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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