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产业经济结构演变

王西方　代瑞娟

内容摘要：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地区之间对劳动、资本以及技术生产要素的天然互补需求而产生的跨边界经济发展融合现象，在此过程中，不同地区内的原始产业经济结构会因为相互融合而产生结构性变动，在经济学中称之为“外源性冲击变革”。本文通过梳理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以我国的产业经济结构变动为研究视角，总结了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下的产业结构变动流程模型和动因，并综合论述了地区间经济制度、贸易、投资以及分工之间的内在决定关系，以期对拓宽东亚经济一体化研究领域和丰富产业经济学实践资料提供参考。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 产业融合 要素流动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东亚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

（一）制度安排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非洲经济共同体形成对比的是亚洲地区的经济合作以东南亚共同体、东北亚共同体以及东盟与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为主，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成立的包括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五个创始国成员的东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愈发面临发展后劲不足的问题。1990年，时任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继续扩大东盟成员国数量和联合中日韩三国建设“东亚经济集团”的设想；在陆续吸引文莱、越南等国加入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使得东亚各国开始深度重视区域经济合作；1999年，成员国数量已扩大至十名的东盟开启了与中、日、韩三国在经济与金融合作领域的常规非正式会议历程，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制度安排在此后经历了“10”、“10+1”、“10+3”和“3”的不同阶段。

“10”是指东盟内部10个成员国之间达成优惠区域性贸易协定（AFTA），东盟成员国的内部贸易关税大幅下降，人口数量超过5亿；“10+1”指东盟与中国、日本和韩国分别进行对话，10个东盟成员国以东盟形成共同话语权，分别同中国、日本、韩国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中国CAFTA、日本JAFTA、韩国KAFTA）；“10+3”指东盟与中日韩三国在整个东亚范围内的经济合作与对话，其中达成的成果包括在金融领域签订了《清迈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中国增资“中国-东盟合作基金”、日本设立“亚洲信息科技基金”、韩国成立“韩国-东盟经济合作发展援助基金”等；“3”是东亚经济一体化中的关键一环，指中日韩三国之间的经济对话与合作，早在2003年，三国便签署了《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遗憾的是，其中关于设立三国自由贸易区的设想至今未实现。

（二）经济合作

东亚经济一体化在经济合作领域经历了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以及产品内分工三个阶段，分别以20世纪60年代和90年代为时间分隔点。20世纪60年代以前，除日本以外，东亚地区其他国家都是原料和初级产品的生产国和出口国，日本主要生产工业制成品，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是典型的传统垂直型国际分工模式；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从日本掀起的对外投资热潮席卷四小龙国家和地区（新加坡、韩国、台湾、香港），这些地区实行工业制成品和原料出口的“双轨制贸易经济”，这种模式迅速向其他东亚国家传递，日本学者赤松将这种比较优势依次降低的产业内分工贸易形象的比喻为“雁阵模式”；90年代以后，FDI的兴起使得东亚地区经济分工更加精细化，特定产品的生产过程被分割，基于专业分工的产品内贸易模式逐渐成为东亚各国的贸易经济发展主流。

中国产业经济结构的演变

伴随东亚各国地区间经济合作的不断加深，中国的产业经济结构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在经济总量变动方面，GDP总量（支出法计算）从1990年时的18774.30亿元跃升至2014年的636138.70亿元，如图1所示。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2000-2010年）更是保持GDP增速年均8%以上的“中国奇迹”，其中受益于对外贸易蓬勃发展的外向型经济贡献良多。

从产业经济结构的变化来看，第一产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初的迅速回落和后期低位稳定徘徊的发展历程，第一产业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近十年内稳定在5%上下，体现了国家“稳定农业”的经济发展思想；第二产业在中国国民经济结构中始终扮演着“扛鼎”的角色，20世紀90年代中期，其对于GDP的贡献率最高可以达到59.5%，近年内的整体贡献下降趋势印证了国民经济重心正在发生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的客观现实。

从图1可以发现，第三产业对于国民经济的拉升作用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始终较为明显，从东亚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中的产业内贸易阶段到产品内贸易阶段，中国服务贸易逐渐走上历史舞台，表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以及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要素依次逐级流动现象的客观存在。同时，从三个产业就业人数变动的状况也可以同时印证中国产业经济结构由“重农业、优先发展工业、试点发展服务业”向“工农并重、服务业为辅”直至“积极发展适应新时代潮流的服务业”转移过渡的变化趋势（见图2）。

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产业经济结构演变关系

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特定地区最突出的影响是打破封闭经济和计划经济环境下的要素低流动性，对于一体化模式下的某个地区而言，其产业结构会在经济一体化融合的过程中产生外源冲击式变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区域内某个地区的产业经济结构影响通常是外源性的，影响地区产业结构变动的动因主要包括经济制度、区域贸易和分工、区域投资三项内容。

经济制度对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作用体现在贸易壁垒的减少甚至消失。从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和中国产业演变的实践来看，东亚各国间为实现一体化进程而签署了一系列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宏观上，经济制度通过控制要素流动、缔结关税同盟、引导汇率等作用于产业经济；微观上，自由贸易经济制度通过影响外贸企业行为而加深贸易双方的产业发展偏好。

区域经济一体化下的自由贸易和分工实际上突破了生产和交换的地理局限而将一国经济的需求和供给原始动态均衡打破，进出口竞争、利益博弈等形成的更大市场使得不同国家间在经济层面形同一体，贸易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的作用被放大，本国弱势产业因产品进口而得到增强，本国优势产业通过产品出口而消化过剩产能，同时获取较高的经济价值，广泛的国内外竞争使得产业间优胜劣汰加剧。

区域内的双向和多向投资不仅局限于金融领域，同时还伴随劳动力和技术转移。在东亚经济一体化发展过程中，有“亚洲四小龙”之称的新加坡、韩国、台湾以及香港在经济腾飞初期就得益于来自日本等国的FDI，这些国家和地区原始的原料出口型经济模式迅速被基于劳动力价格优势和技术转让生产优势的加工再出口型贸易模式所取代，其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迅速回落，直至稳定在较低水平。

产业经济结构演变外源动因间的内在联系

（一）制度是区域贸易和分工、投资的决定力量

以东亚经济一体化对所在区域各国家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为例，早期东盟成员国经济合作属于贸易驱动型，缺乏制度约束，当各国贸易规模和贸易需求扩大时，制度缺陷便开始显现，因此才有了后来东盟吸引更多成员国加入以及与中、日、韩三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措施。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制度对东亚各国经济合作和开放的广度、深度作出了规定，只有政府间的协调与合作才能最终将企业层面的关税诉求、消除非关税贸易壁垒诉求、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诉求、技术引进和输出诉求等从纸面落实到实践。

（二）分工是区域内经济贸易和投资的现实基础

一国的产业结构分布从本质上来说是内部比较经济优势天然分布的结果，以中国为例，近代以来的产业经济结构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比重依次降低发展到今天大致相反的局面，其间的原因可以追溯到重农轻商的传统经济发展历史和要素资源禀赋的现实国情，区域经济一体化恰好打破了原始封闭经济下的内部分工均衡状况。在东亚范围来讲，中国具有原材料资源优势而缺乏尖端产业经济科学技术的储备；日本、韩国、台湾、香港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较早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却苦于资源的局限；东南亚各国具备劳动力价格优势和自然资源优势，却面临资金匮乏和技术落后的状况。因此，以上原因形成的亚洲大地理范围内国际分工天然具备发展条件，而分工生产后的交换就形成了贸易和投资的现实基础，也加速了东亚区域各国的产业结构有序分布。

（三）区域贸易和投资在加工类型产业中的互动

在日本经济学家赤松总结的东亚国家经济发展“雁阵模型”中，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构成东亚各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经济腾飞的直接诱因，其中外来加工产业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地区以及东南亚各国一度占据了经济发展的主导，日本、韩国等西化较早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输出贸易的同时，也在巨量的输出资本，通过向劳动力比较优势国家转移技术来抵消本国的劳动力和资源价格劣势，从而获取更大的贸易利益，具体体现为外商在中国和东南亚国家投资建厂、外商与中资企业合资办厂等，这些行为带来的原料加工贸易再出口一方面使得中国和东南亚国家获得了切实的贸易利益，在劳动力富余的状况下稳定了就业，另一方面也在吸引外资的同时引进和积累了技术经济资源，淘汰落后技术和产能，实现产业升级，为今日“本国制造”向“本国创造”的经济发展思想建立了物质基础。

综上所述，區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与产业经济结构的演变是动态作用关系，无论是东亚经济一体化与中国的产业经济结构演变，还是相对更加微观的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相邻省份、县乡间的经济职能固化现象，背后显现的均是比较经济优势的基础作用。比较优势的存在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创造了动机与条件，并天然决定各国产业经济结构的发展分布趋势；经济合作制度则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从纸面变为现实提供了具体的落实条件，使得一体化经济区域内的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具有阶段性固化特征，这种固化符合资源禀赋的天然要求，在特定历史阶段符合各国和地区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和基本利益。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比较经济优势和经济合作制度就决定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地区产业经济结构演变的现实和未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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