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04
■ 田丽媛(重庆工商大学融智学院 重庆 400033)
“十八大”以来,中国的改革伴随着市场化、经济全球化的过程,逐渐进入深水区。中国的改革的同时也是一个政府之间不断分权的过程,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权(支出权利)和财权(税收分享权)做了明确界定。同时建立了以GDP为考核核心的地方政府考核机制来考核地方官员。在这种体制安排下,地方政府进行大规模的举债,透支未来的财政收入,进行大规模的地方政府投资,换取政府考核的政绩,同时也就换来了进身之阶。地方政府通过投资来改善当地公共产品水平和基础设施吸引资源的流入,也可以通过投资来促进当地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源积累,为经济增长提供有效动力。地方政府之间竞争性的投资行为,会造成地方政府支出的外溢效应以及搭便车效应。地方政府投资规模持续扩张,以及不可控因素的增加,会给中国经济发展造成系统性风险。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地方政府投资、经济增长都受到财政分权以及财税体制改革的影响,理解了财政分权、地方政府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逻辑关系,也就知悉了过去几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主体脉络。
近年来,关于财政分权的研究很多,但是集中分析财政分权、地方政府投资和经济增长三者之间关系的文献不多,已有文献很少在财政分权的视角下,研究中国东中西部三部分地区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国内研究主要集中于财政分权、政府支出和经济增长效应。
关于财政分权视角下地方政府支出的经济增长效用,得出的结论比较复杂,支出竞争的最早检验来自Case、Rosen 和Hines(1993),他们基于1970-1985年美国各州数据的研究发现,一个州的人均支出和邻州人均支出显著正相关。Barro(1990)基于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建立了一个包含政府公共支出与公共资本流量的内生增长模型,认为政府支出能够改变稳态的经济增长率。Kelejian 和 Robinson(1993)通过研究美国760个县1980年、1982年和1987年的安全支出数据同样发现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仿证据。张晏、龚六堂(2005)研究表明“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政分权对地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效应。郭庆旺、赵旭杰(2012)研究指出地方政府在非政府投资规模上的竞争加剧了全国经济周期波动,而在政府投资规模上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全国经济周期波动。贾俊雪、郭庆旺、宁静(2011)基于中国 2000-2005年间县级面板数据研究表明财政收支分权在县级财政解困中的作用具有明显的不对称性:财政收入分权水平提高有助于增强县级财政的自给能力,实现县级财政解困;财政支出分权水平提高则会显著加剧县级财政困难程度。李涛、周业安(2008)利用1994-200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政府竞争、公共支出、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张卫国、任燕燕、花小安(2011)研究表明地方政府投资及地区性行政垄断均有效促进了地方经济增长,并且二者具有明显替代效应。李江(2012)选用西部地区的1995-200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地方政府竞争与经济增长的联系。
本文使用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来构造财政分权视角下地方政府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型。在模型的构建过程中,直接引入财政分权程度作为自变量。同时考虑地方政府之间的策略博弈互动,本文引入了空间权重变量,考察地方政府投资行为引起的外溢效应和搭便车效应。Tiebout(1956)、Musgrave(1959)以及Oates(1972)等人发展的第一代财政联邦主义理论,Weingast(2006)等人发展的第二代财政联邦主义理论都认为财政分权能够通过加强地方之间的竞争来促进经济增长。其中,财政分权导致地方政府更注重本地固定资产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区域内公民素质的提高,激励地方政府进行技术改进和制度完善。第一代和第二代联邦主义财政理论认为,财政分权也可能会阻碍经济增长,具体到中国来说,五年一届的政府也会使本届政府为了政绩,而透支未来的财政,搞一些面子工程,财政分权也会导致地方保护主义盛行,不利于生产要素的流动。同时由于生产要素的税收竞争和歧视,也不利于区域之间的收入再分配,加剧社会的收入差距。另外,随着分权程度的扩大,地方政府可能产生腐败行为。
表1 地方政府投资、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面板数据模型相对横截面模型更加准确,对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的复杂程度考虑更为全面(Hsiao,2007)。结合中国的具体实践,本文选用面板数据模型来构造计量模型:
公式中,在考察30个省、市、自治区的经济增长时,yit是考察i省份在时间t内该地区的人均GDP。α 为常数项,κ是根据各个省份省会城市之间的距离计算出来的空间权重变量,是一个(30*30)的矩阵,Ait是i省份在时间t内财政分权指数,(κAit)是经过空间权重变量κ调整之后的财政分权指数,b1、b2是这两项的系数,Iit是i省份在时间t内地方政府投资变量,(κIit)是经过空间权重变量κ 调整之后地方政府投资变量,cmi、cni是上述两项的系数,expit是第i 省份在时间t内的地方政府财政支出,(κ expit)是经过空间权重变量κ 调整之后的地方政府财政支出,dmi、dni为其系数,wexpit是地方政府预算外财政支出变量,κ wexpni是经过空间权重变量调整之后的地方政府预算外支出变量,emi、eni是上述两个变量的系数,如果系数eni为正,则说明存在正的外溢效应,如果为负,则说明存在负的外溢效应。μit是时间固定效用,εit是地区i 在时间t内的残差项。
1.被解释变量。分析经济增长效应,本文按照惯例将地方政府实际人均GDP作为被解释变量,所有的数据均以1995年作为基期价格指数,变量名称是(rjgdp),单位是元。
2.核心解释变量。财政分权指标(fqu)选取地方财政支出自决率,这一指标主要是衡量地方政府对财政支出拥有的自主决定权,等于地方本级预算支出扣除中央转移支付后的余额占地方预算总支出的比值。其中,预算支出等于预算内支出加预算外支出。地方财政支出自决率越高,表明本地区财政分权程度越大,地方政府在财政资金的安排和使用方面受中央政府约束的程度越小。本文进一步将财政分权程度区分为财政收入分权(revd)和财政支出分权(expd),人均财政支出(rexp)表示各个省级地方政府人均财政支出水平。人均预算外支出(wexp)为各地方政府省级单位人均预算外支出。
3.传导控制变量。传导控制变量分别是地方政府人均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数值(trI),人均房地产投资对数值(reI),人均教育(包括基础教育和大学教育)投资对数值(edI),人均健康社保、医疗投资对数值(heaI),人均政府机关、公共事业投资对数值(pubI)。空间权重变量κ是各个省、市、自治区省会城市之间的距离经过计算得出的一个30*30的矩阵,反映的是本文研究的30个地区政府之间空间关系,矩阵中系数kij反映的是第i个地区和第j个地区之间的空间互动关系,关于空间权重矩阵κ,kij表示的是i省级行政区的省会城市和省级行政区j的省会城市的直线距离。我们同时对空间权重矩阵进行了标准化,使每一行的元素之和为1(kij是已知常数,矩阵K所有对角线元素都是0以及矩阵K特征根是已知的。第一个假设排除了空间权重矩阵参数化的可能,第二个假设说明没有一个地区能够被看作是自己的空间邻居)。
鉴于分税制改革从1994年开始,为了反映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数据的稳定性,本文实证分析数据区间确定为1995-2013年,遵从实证检验中的习惯,1997年,重庆市才成为直辖市,本文将其1998-2013年的各种数据合并到四川省中,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财政年鉴》1996-2014、《中国统计年鉴》1996-2014、《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人口年鉴》1996-2014等。
本文模型设定为面板数据模型,模型估计方法均为固定效应或随机效应模型,另外,通过豪斯曼检验,文中面板数据回归分析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但在固定效应估计方法中,为了去除异方差,所有的变量均取自然对数。并且通过加入空间权重变量的方法,考察财政分权视角下地方政府投资是否具有外溢效应或者是搭便车效应。
在表1中,主要分析了各地区投资水平和结构、分权程度对国内其它行政区的互动影响,另外还考察预算外支出水平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得到了五个固定效应模型,这五个固定效应模型共同的控制变量分别是人均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数值(trI),人均房地产投资对数值(reI),人均教育(包括基础教育和大学教育)投资对数值(edI),人均健康社保、医疗投资对数值(heaI),人均政府机关、公共事业投资对数值(pubI)。其中,收入分权、支出分权、人均预算内财政支出、人均预算外财政支出分别对应于固定模型(2)、(3)、(4)、(5),模型的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通过对上述实证检验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财政支出分权还是财政收入分权对本地区经济增长都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也就是说一个地区财政分权程度越大对本地区经济增长作用更显著,并且对比方程(2)和方程(3)可以看出财政收入分权程度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要比财政支出分权的作用更大,这也从侧面说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具有外溢效应。从回归方程(2)可以看出,财政收入分权程度增加1%,那么经济增长程度为1.518%。这也与金融危机以来,国内各省市经济发展状况的经验吻合,财政分权程度越大,那么地方政府具有自主的财力安排权,可以把地方财力安排到本级行政区更需要的投资项目上,更好地改善本地投资环境,吸引外资,把临近行政区的资源吸引过来,更好地发展本地经济。通过对方程(4)和方程(5)的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预算内支出还是预算外支出,对本地的经济增长都具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通过方程(4)可以看出人均财政支出每增长1%,地方经济增长0.406%。另外,通过计量结果可知,预算外支出对地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大于预算内支出,这从侧面说明预算外支出利用效率更高。通过对实证结果的观察可知,本地区的交通设施投资、教育投资、健康社保医疗投资、机关公共事业投资对本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显著的正向作用。地方政府投资大多流向本地基础设施、教育部门,可以有效的促进本地区的人力资本积累,为地方经济增长提供动力。
表2为加入空间之后变量处理的实证分析结果,其中人均房地产投资、人均公共机关公用事业投资计量结果不显著,将上述两个变量剔除。从回归方程(1)-(5)可以看出,加入空间权重变量之后,地方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负作用,即其他地区的投资增加对本地区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这主要因为整个社会的投资额是既定的,其他地区投资增加了,表示其他地区从中央拿到的转移支付、中央批准的项目就会增多,那么势必本地区投资额就会减少,从而经济发展程度就会减缓。这样从侧面印证了地方政府投资是一个相互竞争的关系。
通过方程(2)和方程(3)可以看出,其它地方收入分权对本地区的经济增长作用为负,其它地区财政收入每增加1%,本地经济增长速度降低减缓0.706%,这说明各个地方政府之间政府收入是竞争关系,其他地区财政收入的提高,必然会造成本地政府收入的减少,这也和现实情况相吻合。其它地区财政支出分权对本地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作用,但促进的程度不大,其它地区财政支出分权每增加1%,本地经济增长0.195%。对比方程(3)和方程(4)可以得到,本地人均财政支出和人均预算外支出的滞后变量的计量分析结果为负,表示其他地区财政支出、预算外财政支出越多,就会造成本地的经济发展产生负的效应,即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支出也是竞争关系。但是,在给定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地方政府必须展开相互竞争才能为当地吸引更多的资源、获得中央政府更多的支持。这种竞争可以表现在制度和政策层面,也可以表现在具体的支出层面,这也从侧面印证了金融危机以来,地方政府大量举债,进行大规模地方投资的原因。
本文运用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财政分权视角下地方政府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通过分析发现,无论是财政支出分权还是财政收入分权都对地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当加入空间权重变量之后,总体分析其他地区地方政府投资对本地经济促进作用是负向的,这说明在社会投资综合固定的前提下,地方政府投资是竞争关系。另外,预算内财政支出和预算外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预算内财政支出效率高于预算外财政支出。但加入空间权重变量之后,预算内和预算外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为负向,这说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也是竞争关系。实际上地方政府投资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计量结果与现实也是吻合的。
以上结果揭示了重要的政策内涵:中央和地方政府科学设置投资区域,提高地方政府投资经济效率,杜绝地方政府投资的军备竞赛,强化对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的约束,另外,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权和支出责任,调整官员晋升考核机制,去除“唯GDP论英雄”的思想。加强对预算外支出的管理监督,随着现代财政制度的建立,逐步将预算外支出纳入到预算内管理,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财政支出的透明度,提高了财政支出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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