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04
■ 刘 跃 教授 卜 曲 彭春香(重庆邮电大学 重庆 400065)
经过30年的经济改革与经济转型,我国的经济飞速发展。然而,数量型扩张的经济增长方式也使经济增长中的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如区域差距拉大、产业结构不合理、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等,这些问题给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早期学者在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过程中,将经济增长效率等同于经济增长质量。然而,随着经济增长的实践难题逐渐由经济系统蔓延到社会各个层面,经济持续增长欠佳、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日益凸显,经济增长质量的关注范围更广泛。另外,随着区域经济跨越发展,区域间的联系变得错综复杂,全国的资源要素逐步向经济发达的区域转移,空间聚集效应逐渐明显。因此本文采用综合指标评价方法,通过主成分分析方法测量我国2007-2011年间30个区域经济增长质量,分析区域间的空间交互作用,了解区域发展的优势与不足,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出建议。
经济增长质量是相对于经济数量增长而言,是在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经济结构的优化、生态环境、居民生活质量及福利收入分配等诸多方面所表现出的整体优劣程度。近年来,学者毛燕玲等(2008)、钞小静等(2009)、任保平(2011;2010)等选取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城乡收入差距、资源利用等要素来建立经济增长质量综合评价体系。本文参考任保平的评价体系,建立了经济增长质量评价体系。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及中国主要科技指标数据库等。文章采用min-max标准化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郭亚军等,2008;张立军等,2010)。具体公式如下:
其中:Yij为某区域第j年第i个单项指标的标准化后的数据,Xij为某区域第j年第i个单项指标的原始值,Ximin为样本数据中第i个单项指标的最小原始值,Ximax是样本数据中第i个单项指标的最大原始值。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区域,测量指标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为准确测量区域经济增长质量,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来确定权重,根据权重计算出我国2007-2011年30个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指数,如表1所示。
全局空间自相关检验的指标是Moran`s I指数。当Moran`s I小于0时,说明区域之间呈负相关关系,越接近-1则区域间的发布越不集中,表现为高-低聚集或低-高聚集;当Moran`s I大于0时,表示区域之间为正相关关系,越接近1则区域之间越相似,呈现出高-高聚集或低-低聚集;当Moran`s I等于0时,则表示区域之间没有相关关系。
局部空间自相关检验的结果通过Moran 散点图进行描述。H-H(L-L)表示某地区及其周边地区的观测值均比较高(低),存在较强的空间自相关关系,两者的空间差异程度较小,即为热点区(盲点区);L-H(H-L)表示观测值低(高)的区域与观测值高(低)的地区毗邻,两者之间存在负向空间自相关关系,空间差异程度较大。
通过Moran`s I值检验区域间经济增长质量相互关系,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我国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全局Moran`s I 在2007-2011年均显著为正,区域之间显示出较强的空间依赖性。空间分布以H-H聚集类型或L-L聚集类型为主,即经济增长质量高的地区倾向与经济增长质量高的地区临近,经济增长质量低的地区与经济增长质量低的地区毗邻。从Moran`s I值的变化趋势可知,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Moran`s I 值虽有逐渐减小的趋势,但其总体均维持在0.4左右,区域之间主要还是表现出空间聚集特征。
表2 2007-2011年区域经济增长质量Moran`s I值
表3 2007-2011年我国区域经济增长质量区域分布
表1 2007-2011年我国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数
通过局部空间分布特征分析发现,L-L聚集型的地区主要位于我国西部和中部地区(见表3),该区域的经济增长质量普遍较低,是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盲点区。长期表现出H-H聚集类型的区域有山东等7个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是经济增长质量的热点区。安徽、江西和河北为L-H类型,其与经济增长质量高的东部沿海地区毗邻。湖北、吉林、广东和辽宁为H-L类型,其自身经济增长质量高,但未能带动周边区域的发展。L-H类型和HL类型区域之间的对接能力较差,两极分化逐渐明显。区域经济增长质量在空间分布上表现出稳定性,其空间集群结构中缺乏显著的位移,即经济活动具有严重的“路径依赖”性。
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区域经济增长质量存在着显著的空间依赖性,经济增长质量较高(低)的区域趋于和经济增长质量较高(低)的区域毗邻。热点区主要集中于我国东部地区,而盲点区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由此形成以东部沿海地区为核心,西部地区为外围的“核心-外围”空间格局。为全面提高我国区域经济增长质量,促进区域经济和谐发展,本文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在盲点区培养新增长极。由于负增长极的区域对其周边区域的经济质量有较大的负向带动作用,因此亟需在盲点区构建新的增长极,正向提高周边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再逐次向整个区域内扩散。二是协调热点地区之间的竞争和合作关系,减少中心地区的“阴影效应”。另外,我国东部地区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占据主导地位,西部地区长期落后于全国。所以,政府应发挥引导作用,促使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输送资金、技术等资源,并给予西部地区必要的人才培养的财政政策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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