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家庭城乡配置劳动力与举家迁移分析

孟欣+赵栖泽

内容摘要：本文基于新经济迁移理论，建立了农民家庭城乡配置劳动力与举家迁移的决策模型；通过模型求解，展示了家庭城乡配置劳动力的三种决策，并认为劳动比较收入是决定和影响上述决策的核心变量；通过进一步分析劳动比较收入变量，本文认为发展现代农业，培育和健全农业要素市场，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可以降低劳动力进城打工的机会成本，促进劳动力城乡转移；同时缓解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有助于农民家庭做出举家迁移城镇的决策，推动中国城镇化进程。

关键词：新经济迁移理论 农民工 城镇化

2012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为52.6%，但公安部户籍数据得到的城镇化水平只有35%，即约有2.3亿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这些迁移人口中的大部分是劳动力，他们不具有城镇户籍也不会永久定居在城市，而是处于不稳定的迁移状态。

对于劳动力空间行为的研究，很多都是从宏观层面分析迁移的动力机制、过程及宏观影响，如二元结构理论、托达罗模型等；或者从微观角度分析劳动力的个人差异和人力资本函数，解释为什么有的人迁移而有的人不迁移，如人力资本理论；新经济迁移理论（The 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从家庭的角度，将劳动力迁移看作家庭成员之间的制度安排和家庭配置劳动力资源的生产决策。家庭是一个紧密联系的经济组织，本文认为从家庭的视角能更好的解释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城乡迁移问题。赵耀辉（1999）以家庭为基本分析单位，从家庭配置有限劳动力资源以实现收入最大化的角度建立了模型并进行相关实证，但是近十几年间中国的农村社会、农业发展和劳动力城乡迁移特征均发生了巨大变化，其论文中的一些假设与现实愈加不符，亦未能考察相对剥夺和农村社区综合发展水平对劳动力迁移的影响；目前鲜有学者基于新经济迁移理论和家庭决策理论解释中国的农村劳动力城乡迁移问题。本文将尝试细化赵耀辉的相关研究，并引入新经济迁移理论中的相对剥夺概念，从家庭配置劳动力的视角解读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城乡迁移。

农民家庭城乡配置劳动力模型及相关性质推导

假设经济中存在两个经济部门：农村的农业生产部门和城市的非农生产部门。农民家庭将劳动力配置在单一部门或者配置在两部门，以实现家庭整体效用最大化。

假设典型农民家庭拥有固定的劳动力总量为L，家庭向农业部门配置劳动力数为l，向非农部门配置劳动力为L-1；假设家庭拥有的土地和投入农业的生产资本为n和k。假设农业生产函数为f（k，l，n），该生产函数具有如下性质：

性质1：，，；性质2：，，。

p为农产品价格向量，则家庭在农业部门的收入为：hhAgriInc=pf（k，l，n）。

王德文（2004）发现农村迁移者的失业率显著低于城市本地劳动力的失业率，本文认为进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的高流动性大大降低了他们在城市中的失业率，因此假设失业率为零。如果用w表示非农工资，则家庭在非农部门的收入为hhWageInc=w（L-l）。则总收入为hhInc=pf（k，l，n）+w（L-l）=I（l）。

“相对剥夺（Relative Deprivation）”是新经济迁移理论中的重要概念，Yitzhaki首先以收入为核心变量为相对剥夺感建模，Hey和Lambert在此基础上将其定义为个人（家庭）与“参照组中比他富有的那些人（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付允，2011），因此“即使个人收入水平有所提高，但只要提高的程度不及社区（参照组）中的其他成员，则他仍然会感受到相对剥夺”。新经济迁移理论认为相对剥夺感增加会促使家庭做出迁移决策。

假设原农村社区家庭收入遵循分布F（i；μ，σ），i为家庭总收入，μ为社区家庭平均收入，σ为标准差，则概率密度函数为f（i；μ，σ），则农民家庭在社区内部所感受到的简化的Yitzhaki型相对剥夺函数为，由此得到性质：

性质3：；；性质4：；性质5：，其中G为基尼系数；

由性质3可知，如果社区里其他成员的收入水平不变，随着家庭收入增加，家庭作为一个整体所感受的相对剥夺感会加速递减；由性质4可知，如果该家庭收入保持不变，但社区整体收入水平提高，或者如果家庭迁移到一个平均收入更高的社区并因此转换了参照组，则家庭会感受到更强的相对剥夺感；由性质5可知，社区里全部家庭的平均相对剥夺感可以表示为收入均值与基尼系数G的积，也即随着社区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剧，所有家庭平均会感受到更强的相对剥夺感。

假设典型农民家庭拥有一个总的效用函数 ，并且这个效用函数是收入和相对剥夺的函数，则U（I，RD），由此得到性质：

性质6：，；性质7：，。

以上两个性质表明：收入的增加或者相对剥夺感降低会提高家庭的效用，家庭效用函数是收入以及相对剥夺的凹函数。

家庭通过在城乡配置有限的劳动力资源 以实现效用最大化，则：

MAX∶U（I，RD）=U{I（l），RD[I（l）]}=U[g（l）]

st∶L≥l≥0

根据Karush-Kuhn-Tucker Conditions求解：

MAX∶π（l，λ）=U（I，RD）+λ（L-l）=U[g（l）]+λ（L-l）

st∶L≥l≥0

则

第一种情况：当λ>0时，则由式（3）可知l=L。代入式（2）有：，所以有，又因为，所以有，即。

这种情况表示：当农业的劳动边际产出价值一直大于其在非农部门的工资收入时，家庭会将全部劳动力配置在农业部门。

第二种情况：当λ=0&l>0时，则由式（2）有：=0，又因为，所以有=w，可以解得l*满足：且L>l*>0。

这种情况表示：当农业的劳动边际产出价值可能等于其在非农部门的工资收入时，家庭会将劳动力分散配置在城乡。endprint

第三种情况：当λ=0&l=0时，则由式（1）有，又因为>0，所以有≤w。

这种情况表示：当农业的劳动边际产出价值一直小于其在非农部门的工资收入时，家庭会将全部劳动力配置在城市非农部门。

第四种情况：λ>0&l=0无解。

以上解展示了农民家庭的三种劳动力配置决策。

模型对决定和影响农民家庭城乡配置劳动力的重新解读

改革开放前，全国没有合法的土地转包市场，土地对农业产出的贡献并不能通过土地转包市场体现为相应的租金收入；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里，土地转包市场不健全，家庭主要劳动力进城打工就意味着土地撂荒，土地的机会成本几乎为零；这一时期农业机械化水平低，因此在市场不健全和其他要素投入较少的情况下，劳动力外出打工的务农机会成本就近似等于农业总收入的人均值（），而其它投入要素在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可以忽略不计。

但随着近年来土地转包市场逐步健全，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家庭主要劳动力外出打工时，可以将家庭承包的土地转包出去，也可以将家庭购置的农用机械租出去，因此劳动力外出打工的务农机会成本就变成了农业的劳动边际产出价值（），而其它投入要素在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通过转包和租赁市场以租金的方式贡献给家庭。此时，家庭在决策是否将劳动力配置在城市非农部门时，所权衡的劳动比较收入就不再是农业总收入与工资收入之间的相对高低，而是比较劳动在农业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农业的劳动边际产出价值）与工资收入之间的相对高低。所以，健全和培育土地转包市场以及农用机械租赁市场，能够降低农民家庭将劳动力配置在城市的机会成本。

模型对农民家庭举家迁移的解读

农民家庭举家永久迁移到城市将引起相对剥夺参照组由原农村社区转换为迁移目的地社区。假设城市社区家庭的收入和农村社区家庭的收入都遵循相同的分布F（i；μ，σ），且城市平均收入水平高于农村μurbon>μrural，则由性质4和性质3可知，在家庭总劳动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家庭整体效用将降低：

城市居民更高的收入水平将会对从农村迁移而来的家庭产生更强的剥夺感。即使家庭所有劳动力都在劳动比较收入驱动下选择进城打工，并且都能实现在城市稳定就业，家庭仍然会慎重做出举家迁移城市的决策，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中国农村大量存在的“空巢家庭”与“三留守”现象；随着原社区与目的地社区收入差距越大，这种跨社区的迁移越不可能发生；如果考虑大城市和小城镇的差别，农民家庭基于相对剥夺考虑下的永久迁居决策更有可能选择与农村社区收入水平接近的小城镇。

结论与政策含义

通过模型推导，本文认为劳动比较收入决定和影响了农民家庭的三种劳动力城乡配置决策；通过进一步分析劳动比较收入变量，发现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健全农用机械租赁市场和耕地转包市场，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可以在保障家庭农业收入的前提下，降低劳动在农业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减少劳动力外出打工、离开土地的机会成本，所以发展现代化农业和培育和健全农业要素市场将对推动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通过分析相对剥夺感对于农民家庭选择举家迁移目的地的影响，本文认为小城镇更有可能是农民家庭举家永久迁移的目的地，缓解城乡收入差距将有助于推动中国城镇化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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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王德文，吴要武，蔡.迁移、失业与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为什么农村迁移者的失业率很低？世界经济文汇，2004（1）

10.赵耀辉.跳出龙门：中国农村人口到城镇迁移决策.载于.蔡，白南生.中国转轨时期劳动力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