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下乡镇这七年

杰子

这是一个发展的时代，也是一个变革的时代。在经过了百余年现代化历程和30多年改革开放实践后，中国的基层社会也经历着剧烈而深刻的变化。

2010年3月，根据组织安排，我从山东半岛中部一个县级市发改局科长的位置，“下”了乡镇，到一个山区镇担任领导班子成员，乡镇工作生涯正式拉开帷幕。乡镇是我国政权组织机构中最基层的一级，与市、县机关相比较，处在底层，所以无论是谁，到乡镇工作统称“下乡镇”。

2016年底，在经过两个乡镇辗转腾挪7年后，我又回到了市级机关大楼，回到了老单位，任党组成员、重大项目办主任，乡镇工作旅程画上句号。回首七年，恍若眼前，个中滋味，难以忘却。

“六把手”与包工头

我在到乡镇工作之前，对乡镇的组织架构、工作模式几乎没有什么概念。组织上给我公布的职务是党委委员、副镇长，当小伙伴们携羡慕的眼光跟我说“你小子当官了，一下就是六把手，行啊！”的时候，我也有点迷醉，云里雾里，狠狠掐了自己一把：“真的是要去当官了吗？”

在大多数人眼里，乡镇领导就是土皇帝，前呼后拥，有吃有喝，呼风唤雨，活的都很滋润，事实果真如此吗？公道地讲，乡镇上能享受这种待遇的人也有，那就是“一把手”——党委书记，其他的领导，就只能呵呵了。

到乡镇的第三天，党委书记把我叫过去，关心地问了一下饮食起居、能否适应等等，然后转入正题，说，镇上其他领导都安排好分工了，你是班子成员，也要独揽一摊，这样吧，我们镇缺少一个搞大型活动的会堂，一直谋划着建也没能实施，你来了，就负责把它建起来吧。我欣然领命，想，咱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就是盖一个千数平方的大屋吗，能有什么难的！

按照书记的意图，我赶紧联系建筑设计院开始规划设计，一边去协调建会堂地块的清障。在经过五次方案调整、三番与占地户对骂争斗加威逼利诱之后，终于具备了开工条件，再去向书记汇报说可以进行招标了。书记说，这么点工程，招啥标？你领着建房办的人就干了，自己买材料，从镇上建筑队找人干基础，屋顶钢结构出去考察几家，省钱还放心。我听懂了，我摇身变成了一个大包工头。在劳动节后一个明朗的上午，在一串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我们搭起板房进驻了。从原来坐在空调房办公室变成天天在工地暴晒，胳膊和后背都去了一层皮，几个月时间，我从一个白白净净的帅哥变成了准非洲难民。以至于每隔几天回家后，刚上小学的儿子问，“老爸，你是不是让坏人抓了去当苦力受虐待啊？”

相比肉体上的痛苦，精神上的折磨更甚。会堂开建后没多久，书记又把我叫去，说，咱们光建个会堂，用处不大啊，咱们山区镇有生态旅游资源，在会堂基础上再配建上餐厅，就可以搞游客接待，推动生态旅游发展了。于是，从1000平方米的单纯会堂延伸到了3000平方米的开会加接待，而运作模式没变，依旧是我当“大包工头”。多亏建房办还有一个懂点建筑的技术员，我从白到黑靠在工地上，也被逼从零学起，对建筑多少知道个一二了。

令人崩溃的消息再度传来，又过了两周，书记办公会决定，再建设2000平方米的住宿楼，打造一个完整的游客接待中心，而且元旦要在那里开全镇干部大会。5000平方米的建筑群，半年多的时间，对正规的房地产公司来说，可能不算什么难事，可对我们这个只有几人的土搭班子来说，简直不可能。

几次变更，设计院的完整图纸出不来，我们就出一张去取一张，一边照着施工。我和几个人直接搬到了工地板房，住在那里，半个月回不了趟家。为了加快进度，把工人分成两拨，白天支模板、绑钢筋，晚上浇筑混凝土。晚上十点多，我便顺着脚手架爬上楼顶，盯着建筑工人干活，一方面怕他们偷懒，也担心质量不过关。雨季还是来了，加之建筑工人回家收庄稼，工地上人手寥寥可数，时间一天天过去，我急得嘴上起了燎泡，动用家人、同学、朋友所有的关系往工地调集工人。即便这样，施工速度还是不尽如人意，终于，党委书记外出学习一个月返回镇上后，第二天领着班子成员来到工地上，越看脸色越铁青，最后停下来，当着众人的面，指着鼻子把我骂了个狗血喷头，嫌进度慢，那一刻，我的眼泪忍不住哗哗流出来了，我感觉我尽力了，可你又能向谁去解释？这，就是乡镇。

总算，在我们千方百计的努力下，在党委书记定的时间点后不到一个月，以我为“包工头”的整个游客接待中心建筑群全部完工交付，并且里面安装了当时乡镇上唯一的电梯。当书记再次在黨委会上大肆表扬我吃苦耐劳、干出了成绩时，我鼻子又酸了：“包工头”总算没白当。

抱草垛与拆矿窑

“五加二、白加黑、晴加雨”，这是乡镇干部工作的真实写照。什么节假日、星期天、公休日，统统与我们不沾边。孩子的学习，全家的出游，一踏进乡镇，只能全部说拜拜。2012年结束的时候，我回头盘算了一下，全年一共休息了五天半时间。而且，单单是熬时间也就算了，身上还担负着无处不在的压力。

到了第二年年底，乡镇班子换届，我调整成为镇纪委书记。“官”升至“四把手”，分工也多了不少，什么安全生产、矿山管理、环境整治等急难险重而又出力不讨好的活，全划归我的“势力范围”。

2012年4月，全市开展“城乡环卫一体化”活动，要求消灭村庄内柴堆、草堆、粪堆等“五大堆”，垃圾统一清运，让农村人享受城里人的生活环境。给每个镇两个月的时间清出底子，然后由市环卫部门验收接管，工作开展和验收情况在全市新闻和网站上通报。

上级提出改善乡村环境、让群众享受发展的成果，出发点是好的，但到了我们手里，具体去落实的时候，真的要比登天还难。一是千百年来群众把柴草堆放在房前屋后，便于取用，早成为习惯；二来村里居住的多数是老人和孩子，青壮年平常多外出打工，任凭你说破嘴皮，我自岿然不动。

作为这项工作的牵头人，我带领环卫所人员，坐着那个破得不能再破的皮卡，转遍了全镇119个自然村的角角落落，边宣传、边动员、边实干，碰到村里思想不接茬的户，亲自动手帮他们抱柴草，用实际行动感动群众、带动干部。往往一天转下100多公里山路来，躺在床上身体就要散架。付出总有回报，到9月份，我们镇作为全市首批全部村庄完成验收接管的镇之一，成了学习的样板。

乡镇工作要做好，不仅要善良肯干，还要勤于学，善于思，敏于行。随着国家对生态环境的重视，环保压力日益增大，2012年6月，市里又安排了最棘手的一项任务——矿山秩序整治，要求对污染严重、群众反映强烈，离村庄较近影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矿点一律关停清场。作为山区镇，我们镇经济来源和当地群众的谋生基本就是靠开采矿石、烧制石灰、加工石子。全镇境内仅煅烧生石灰的土立窑就有113座，生产加工年限从5年到30年不等，从业人员数千人，细数下来，没有一家不在关停拆除范围之内。

因为我分管矿山，这些石灰窑的集中拆除任务又落在我的肩上。在党委充分论证补偿方案的基础上，我只能带领安监所人员，逐户上门对石灰窑业户做苦口婆心的关停拆除宣传和劝诫工作。有些六七十岁的老人哭着说石灰窑要拆了就没了活路，我心里也很难过，但全市一盘棋，也只能靠循循善诱、思想感化，疏导过激情绪。在市里规定的自行拆除期限到期后，仍有十几户没有动静，拒绝拆除。在劝说无望的情况下，我只能硬着头皮，带领整治小组十几号弟兄，把水车开上火热的窑顶，我在前头拿着水龙，喷向火红的窑炉。随着一颗钉子、一颗钉子被拔掉，到11月底，全部的石灰窑拆除完毕，没有拖全市的后腿。

乡镇是一个大舞台，在这个舞台之中，我尝尽酸甜苦辣，经历风霜雨雪，也一步一步成长。其间味道正如一杯咖啡，乍一尝是苦的，但再细细品味，那种微苦中的甘醇，却能让我们记忆最深，享用不尽。

人生就是这样，无论多累多苦，只要用心了、经历了，自然会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