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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辞职后去了哪儿?

时间:2024-05-04

苏杨

近日,一篇《网红县委书记辞官这半年:档案被塞人才市场》的报道,让曾主政湖北巴东、红遍互联网的“全国优秀县委书记”陈行甲再次回到人们的视野。官员辞职,寻找更加适合自己的平台,人才的良性流动值得肯定。

陈行甲:网红县委书记的公益事业

陈行甲的履历堪称完美:70后,清华大学全日制硕士,美国芝加哥大学公派留学,2015年获评“全国优秀县委书记”。2016年9月,入选湖北恩施州级领导干部人选,在一串名单里,他年纪最轻。

为了推动当地发展,他演唱旅游歌曲、录制宣传MV、参与3000米高空跳伞,为巴东旅游代言,被称为“网红县委书记”。去年9月,他辞去官职,半年后投身公益,到深圳国际公益学院任教,并发起一个儿童公益基金会,致力于贫困地区儿童大病救助和教育关怀。

46岁的他开始租房子,挤地铁,赶公交,个人档案也像无数应届生那样,被塞进了人才市场。

“‘领导这个词已经从我的字典里删除了。”“草根”出身又回归“草根”后,陈行甲不断重复着,“我现在是普通老百姓,不是官员了,我要找很多政府官员办事情。我的态度也摆得很正:我说我是学生,我恭恭敬敬地去请教,去报告,去请你支持。”

他的新伙伴刘正琛,原来是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理事长、秘书长,是一名白血病患者。15年前患病之后,这个当时的北大学生建立了大陆第一家民间脊髓库,并发起成立前述基金会。2008年,中国派了10名代表赴希腊迎接奥运圣火,其中就有他。

辞职后,陈行甲已从巴东南下两千里,挤进深圳。第一站,他去了莲花山公园,瞻仰邓小平塑像。2017年春节后,刘正琛首次与陈行甲通了电话。

陈行甲雄心勃勃地表示,他不做简单的“找富人筹钱给穷人付费”,不做金钱的搬运工,而是既治病又建立数据库,要探索规律,直到某天能告诉国家:救助儿童白血病要解决哪些问题、分别要多少钱、难点在哪儿、有无标准化的治疗指南和路径。

多年前,刘正琛也试图进行这个社会试验。久病成医的他深知,公益组织对白血病救助慎之又慎——捐助一个白血病患者,可能动辄数十万,而这钱可以救助数十个先天性心脏病患者,每年帮助数百个高中生。

今年3月,陈行甲、刘正琛和团队成员共同抵达深圳的对口扶贫城市——广东河源。在熟悉二人的同事看来,陈刘搭配相得益彰:陈行甲善于定框架、组织协调,适合负责传播、对接外部资源;刘正琛本身是病人,熟悉治疗流程,又掌握专业技术;陈善于发掘事物优点,刘常能察觉到隐藏的问题。

刘正琛和陈行甲走访了患兒家庭。他们发现,河源现有儿童白血病患者97人,以平均花费25万计算,实现兜底治疗需要2425万元。尽管现行医保的报销率较理想,但医保药物目录更新较慢,许多新药可能未纳入报销范围,“初步预计,白血病的综合报销率为50%,缺口是1212万元”。

在这场社会试验里,1212万元的报销缺口将由地方民政与深圳市恒晖儿童公益基金会共同兜底——后者是陈行甲与多名公益人士2017年5月发起设立的。此前,一名浙江商人主动给恒晖基金会捐赠了1000万元。加上后续资金支持,试验第1年的资金需求基本满足了。陈行甲庆幸自己以前的好官形象是“值钱”的,“可以用来帮助想帮助的人”。

新阳光、恒晖两家基金会已经备下一系列组合拳,他们计划成立医疗技术评估中心,分析治疗路径,以供决策;打算招社工,向病人介绍社保政策,并寻觅进修机会,提高河源医生的儿童白血病治疗水平。

每遇同道中人,他都兴奋不已。试验启动不久,已有180多人填表应征志愿者,包括知名机构的研究者,还有6人表示“不计待遇”,“巴东和宜昌有几个局领导,也和我说要跟着做公益”。

转身后的陈行甲,松了一口气:“我在这里,同样很好。”

兼顾人才流动和防止利益输送

5月6日,绍兴公务员阎益丰在微信上发布了一篇2000字的辞职长文:自己的经历,11年公务员的感悟,离职的原因以及未来的计划……和其他悄悄走的离职同行相比,这种颇为高调的做法,让阎益丰在短时间内成为焦点。

阎益丰离职的时候,正在绍兴一个区单位里挂职。挂职前则是在区里一个局机关做科长。挂职时间是两年,如果不出意外,挂职期结束,他就有望升职,成为某个区局的副局长。

今年4月,有媒体发布消息,江西景德镇市委“70后”常委、宣传部长汪剑平离职,出任太平洋保险江西分公司党委书记。

汪剑平的选择,为有经济管理背景的官员“下海”再添一例。

生于1973年11月的汪剑平,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有丰富的企业和政府经济部门管理经验。他曾在中国光学行业首家上市公司凤凰光学集团从事管理工作5年,在上饶市经贸委、江西省发改委等主抓经济的部门任职8年。最近5年,他在景德镇市历任副市长和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汪剑平的去向,与菏泽市原副市长张毓华基本相同。2015年5月,张毓华离职担任太平洋保险深圳分公司党委书记。

近年来,很多厅局级、县处级官员离职转行,他们有的转行做公益,如湖北巴东县委原书记陈行甲;有的投身创业,如湖北秭归县人社局“85后”的原副局长黄艳;有的入职企业,如广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处原处长陈伟才,离职后任格力副总裁。

对于官员离职之后去向,《公务员辞去公职规定》提出总体要求:“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今年5月,中组部、人社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家公务员局4部门联合发文《关于规范公务员辞去公职后从业行为的意见》,规范公务员辞去公职后的从业行为:不得受聘原管辖范围内企业、申请辞职时要如实报告从业去向、健全公务员辞职从业备案和监督检查制度等。

“人各有志,我认为政策上不应该过多限制。人才在企业、政府、高校之间流动起来是好事。”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对官员下海,国家还应该有更明确细致的规范,注重操作性,兼顾人才流动和防止利益输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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