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的产生与废除：“士”的阶层流动

宗和

十六世纪晚期，意大利神甫利玛窦不远万里，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成为第一个真正进入中国的西方人。他在中国生活了近三十年，对中国文明有比较细致的观察，其看法深刻影响了西方人。他认为，中国的制度可能有很多问题，但科举制保证了政治权力掌握在知识阶层手里，类似于柏拉图“哲学家治理”的“理想国”。

无独有偶。距利玛窦来华两百年，英使马戛尔尼等也深切感受科举制的意义，以为这样制度既维持了社会公平，又保证政府有足够经过知识训练的官员。

然而，为什么一个如此美好的制度，竟然在二十世纪初年轰然坍塌了？

分数面前人人平等

中国具有悠久的文明史，从《尚书》、《周礼》记录看，制度建构不少于三千年。在用人方面，科举制之前为察举制。察举制就其创制本意而言，也是一个不错的制度：领导考察与群众推荐相结合。在实行察举制的几百年，也确实察举出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董仲舒以“天人三策”获得重用；公孙弘因察举，从一个牧马人出相封侯。

然而察举制走到后来逐渐变质，世家大族、达官贵人不仅垄断了自上而下的“察”，而且通过各种方式左右了底层群众的“举”，从而使原本不错的察举制走向了反面，不是为统治集团提供鲜活的补充力量，而是渐渐形成了一个阶级的整体接班：“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底层人无论怎样优秀，在和平年代再也没有机会冲到上层；上层无论怎样不行，也照样盘踞着位置。社会失去流动性，不只是死水一潭，缺乏活力，而且让社会充满仇恨、怨气。

察举制末路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隋朝初年，政府毅然废除自察举演变而来的九品中正制，用人不再以民间舆论为依据，也不再听信豪门世族的考察，渐渐由政府相关部门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两科对候选人进行评估，分别荐进。稍后，又将“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两科规范为孝悌、德行、节义、学业、文才等十科；再后，又并减为四科，尝试寻找衡量人才的客观化标准。

隋朝的历史太短暂了，当然没有办法重构人才选用新机制。但隋朝的努力启发了唐初精英。唐高祖武德四年（621），令诸州举行人才选拔考试，报名资格是明于理体、为乡里所称。资格认定后由本县考试，州长重覆。其合格者，由各州每年十月向中央推荐，谓之举进士，经考试合格者，皆称进士。进士作为一个重要科目就此规定下来，并明确每年十月为中央考试日子，为国家大考；地方州县的考试只是预试并明令士人自愿报名，不必经过任何官府、官员的推荐、审查。如此改革，使寒门出身的优秀人才有了投效的机会，打开了社会上下层流动的通道。

科举制经宋明不断完善，逐渐定型，日趋规范。通过这项制度，满足了王朝政治人才需求，极大激励了士大夫阶层的情绪、向心力。据不完全统计，在实行科举制一千三百多年中，进士总数约十万人，举人、秀才以百万计。

事实证明，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科举考试，极大增加了社会流动性，“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十万进士、百万举人，相当一部分来自社会底层。这是那个时代的社会公正。

科举潜伏着的危机

作为“天朝上国”，中国文明对周边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科举被日本、越南、朝鲜等移植。据研究，十九世纪中期从英国开始的文官制度，或汲取了科举制经验，或受科举制启发。

作为一项制度，科举在最充满活力时也潜伏着危机。一是内容。自隋唐至明清，科举考试内容有很大变化，但在细目、学术资源上，几乎一直囿于儒学的范围。特别是宋之后，程朱理学为科举指导思想，朱注成为标准答案。

在科举考试中，最受今人诟病的莫过于“八股文”。八股文形成于明成化年间，其主旨为考试标准化、规范化。所谓“八股”，通俗说法类似于今日中学作文教育中的分段，即每篇文章均按照一定格式、字数，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

明朝科考四书义不少于两百字，多则不限。到清乾隆年，每篇不得超过七百字。批评者以为八股文体制僵硬，代圣贤立言，大都是半通不通文字，毫无文采、气势。所谓束缚灵性，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

这些弊病当然不是创设者本意，制度设置主要出于规范、客观、公平、公正考量。只有在规定字数、时间单位内，才能考察诸生差异。就像体育竞赛，所有竞赛者须遵循同一规则，没有例外。

科举的废除，切断了“士”的制度性来源通道

科举并非一个坏制度，大致满足农业文明、帝制时代基本需求。然而，当中国被迫进入近代，科举承担了中国落后的原罪，因而结局悲惨且悲壮。

认为科举有问题，主要发生在1860年向西方学习之后。两次鸦片战争且失败，是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惟一理由，但精英阶层从骨子里并不认同自家文明落后于西方，而是认为，中国失败，就是因为中国缺少西方的坚船利炮，因而中国向西方学习在他们看来就是补上器物这个缺憾，至于政治制度、教育制度，中国并不缺。口号式的概括，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缺什么补什么。1862年，恭亲王、曾国藩、李鸿章奏请在北京设立同文馆，隶属于总理衙门，聘请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管理馆务。同文馆存在四十余年，培养了一大批通晓近代科学的专业人才，但同文馆体制忽略了一个重大问题，没有像日本明治维新时期那样从整体上建构一個现代教育体系，因而导致科举制与近代科学不接榫：学科学的人没有参加科举考试就无法获得功名；没有功名，就没有办法进入体制；继续埋首科举考试的人不懂科学，甚至不懂时务，所学非所用，尽管获得了功名，但对体制，对社会，简直就是废人。

1905年，科举被废除后，士人叩官无路，转而抛弃皇权，甚至投奔革命，因此，某种意义上说，废科加速了清王朝的崩溃。不过，要在科举废除和清朝崩溃之间找到更直接的因果关系链，恐怕还需要做更多考察。因为革废科举只是晚清教育改革的一环，而教育改革又只是晚清新政改革的其中一环。清政府在废科前后，确有一些针对传统士人的安置措施，比如拣选入官、入读新式学堂、派遣留学、充当教习等。但由于时间紧迫，而且晚清官场本已严重人浮于事，要安置数量庞大的士人群体，绝非易事。

科举的废除，虽然表面上看来只是一种人才选拔体制的改革，但背后其实是整套教育体制和知识结构的换血。此后，传统儒学再也无法回到绝对权威的中心地位，制度的儒家因此宣告终结。科举的废除，也切断了“士”的制度性来源通道，最终导致传统社会解体。

新兴的知识阶层不再像传统士人一样，受到功令、朝政及乡里的束缚，他们自由流动的空间范围和职业选择更为广阔。而且他们为了追求更有利的资源优势和发展机遇，大多向新兴的文化中心和商业中心聚集。这种剧变的后果之一，就是乡村社会的进一步凋零、残破和失序。传统依靠诗书传家、科举功名来主导地方社会的缙绅阶层逐步消失，而凭借武力和经济为后盾的地方新豪强逐步兴起。这些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的动乱和革命预埋了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