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富信仰变迁史

麦岚

1776年，美国人发表《独立宣言》的那个年份，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也颇不寻常。这一年，亚当·斯密出版《国民财富论》，开创现代经济学派。过去200余年，经济学家前赴后继上下求索，无非是在思考斯密留下的问题：财富到底是如何决定的，我们又该如何让财富增长？

在英文里，财富和命运是同一个单词：Fortune。人们，无论美国人还是中国人，总认为财富是命中注定的东西，个人根本无力改变。这种古老的观念现在却正在面临变化：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巨变，中国人的财富观也在巨变之中。

“奇遇”与“埋雷”

近日，波士顿咨询和陆金所联合发布《全球数字财富管理报告2018》，报告对中国人的投资习惯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100个中国人进行投资，其中49人会选择银行储蓄，只有14人会在银行购买理财，8人会买股票，8人会购买保险，选择其他投资产品的人则微乎其微。若100人进行互联网理财，只有17人选择银行储蓄，得益于智能手机带来的便利，选择货币基金的则上升到了17人，其他投资的方式也比其他人更丰富一些。

但整体而言，即便互联网大潮推动，中国人最喜欢或者说最爱的投资方式依旧是存款储蓄。早在2013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相关数据显示，我国居民的储蓄总额就超过了43万亿，人均居民储蓄高达3万余元。老照片中路边围墙上“存款储蓄，利国利民”的标语，记载着中国改革开放和金融变迁的起点。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金融市场经济加速发展。1981年，中国首次发行国库券，在国家开放国库券转让后，可以流通的国债变成了可以赚钱的有价证券，这打破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银行存款一统天下的局面，为广大投资者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这样的情形一直延续到了上世纪末。

1983年，深圳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原始股”，催生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先河。之后，中国股票开始正式登上金融历史舞台，普通投资者也开始接触这种陌生的投资工具。直到1993年到1994年，内地股指从1512点跌到325点，跌幅为78.50%，一半个股跌去80%以上，这样突如其来的暴跌让刚刚从计划经济走出来的中国人第一次认识到了金融的风险，投资者开始关注投资风险。

1997年，中国第一批基金管理公司正式诞生，但基金行业在上个世纪并没有产生决定性的发展状况。2005年到2007年，中国股市从1000点涨到了6000点，基金为许多不敢炒股的投资者提供了一个替代品。

翌年，中国房地产市场化大幕开启。1998年、2009年和2014年的房子，是中国人房产投资的幸福节点。這个在二十年后被调侃为“实现阶层跃迁”的投资方式，过多地主宰了中国人的喜怒哀乐。

实际上，自从改革开放打开市场经济的大门，中国人的财富经历过各种投资理财手段的洗礼，它们扎扎实实地出现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制造着“奇遇”，也埋藏着“地雷”。由于没有造成致命性打击，它们在不遥远的历史通道中变成了一种笑料或时代记忆。比如1990年代流动在中国各城市里的“大棚彩票”，2元钱刮一次，一等奖往往是一辆桑塔纳或夏利，桑塔纳能成为国民级的“神车”，大棚彩票组织者功不可没。

选择赛道，还是努力奔跑

一直以来，不同学派的专家拥有一个共识：除了储蓄、股票和房产，中国人的投资理财渠道过少，所以才有出国抢购黄金的“中国大妈”。

2013年6月，阿里巴巴推出余额宝理财业务。大量民众将钱从银行里挪到了余额宝里，余额宝的整体估值也是水涨船高，一度达到了6000亿人民币。

余额宝的火爆，迅速吸引了各方巨头的关注。一时间，中国的互联网巨头们纷纷推出了自己“宝宝”类金融产品。百度、腾讯、小米等互联网巨头迅速跟进，甚至连传统的制造业和电信企业也参与到了这一场金融变革之中。

“宝宝们”通过技术手段降低了学习理财所需要付出的时间和学习成本。“启蒙”之后，中国互联网金融行业迎来爆发：P2P兴起，然后很快爆发跑路潮；胆子更大、更贪心的人投入了行情汹涌的加密数字货币市场。很多人都已在各种私下、公开场合听过类似的说辞：“错过了炒股、错过了炒房、错过了互联网，不能再错过区块链。”

从2017年底开始，随着比特币涨破2万美元，李笑来、薛蛮子，币圈的一个个造富神话从小圈子涌入公共舆论：to 币or not to 币，一度成了摆在所有人面前的问题。

这真是充满机会与风险的时代。选择赛道永远比努力奔跑更重要，一旦做错一个选择，你就可能被时代无情地抛弃。

你可能会因为一个选择一夜暴富。假设十年前你有1万块钱，如果你只是存成银行定期，那么今天你有13000块。但如果你选择了买茅台酒，那今天就有4万块。如果你买了格力的股票，那今天就至少有10万块。如果你中间买了比特币，那你已经变成资产过亿的土豪了。

当然，你也可能因为一个选择血本无归。同样是这1万块钱，如果你在48块钱的时候买了中石油的股票，到现在你已经只剩1600块。如果你在2015年贾跃亭最风光的时候买了乐视的股票，那不到3年之后你就只剩下1300块钱。这还不是最惨的。如果你当年买了泛亚或者e租宝的产品，现在已经血本无归。

赛道之外，是漫无边际的财富焦虑：当看到任何快速奔驰而过的机会时，促使人们行动的不再是憧憬而是焦虑、甚至是恐惧：“不试试，怎么办？”

捷径消失，路基待垦

近期热映的电影《西虹市首富》里，沈腾扮演的王多鱼突然得到了10亿，而且必须在特定时间内合法地挥霍一空。烦恼的是，沈腾发现越是胡乱花，越是钱生钱，花不完。

这个角色讲了上牌桌者和没上桌者的差别：不管通过什么手段，在把握住资本和信息后，一部分人进入了躺着挣钱的安全区，一部分人却“怎么去熬，日夜颠倒，连头款都凑不到”，普通人靠过普通的生活，越来越难“保住”现有的社会经济地位。

对个人和家庭来说，达到一定量级后，钱就只是数字，若不贪心，大可以岁月静好，不问趋势。但在国家层面，却不得不时刻面临博弈。

这个过程中，权衡利弊的同时，该冒的风险要冒，但最重要的是时刻记住捷径的代价和隐患。

今年的中美贸易战，现在看来至少有一个好处，让中国人看到了过去走捷径的风险和代价——我们其实没有及时补上技术短板。

在今年7月上旬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中”公告中提到：

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

10天后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中也大篇幅提到了把握节奏的“放水”和“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积极”的方向：大规模减税，并将研发费用的抵扣从科技型中小企业扩展到所有的企业。

以前是水大鱼大，泥沙俱下；现在不啃最硬的科技，无解；不下定决心斩断对房地产和金融的过度依赖，无解。

从高层频繁的政策发声到民众的大讨论，对科技力量重要性的认知是中国社会上下现在难得的共识之一。

对于个人、公司和国家来说，2018年是一个捷径幻想消亡、信心需要重建的时刻：

超车的小道堵上了，需要开垦的新路基却也出现在脚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