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风水的“大地艺术家”

至理

蔡国强是信风水不信算命的那种人。他少年的时候住在福建泉州乡下，他还记得房子是坐北朝南，住得还算愉快。不知怎的，在他20岁时，老觉得不对劲，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精神官能症。

那时，蔡国强晚上总是睡不好。睡着睡着，半梦半醒之间，老听到有人叹气的声音。他怀疑这是家里的“风水”有问题。他卧房的窗口正对着一口水井，水井又对着出入的门，这门又对着小巷子。于是他缠着奶奶，不断地跟奶奶说“风水有问题，家里的风水真的有问题”这样的话。后来蔡国强实在睡不好，他要奶奶陪他一起睡。奶奶一陪他，他立刻睡着。奶奶一离开，他又睡不好，又听到叹气声。

那时候蔡国强正勤练武术。有人告诉他，睡觉的时候可以让房间挂的那把剑出鞘一点点。晚上灯都关了，屋子里很黑，而剑有寒光，可以压制鬼怪。剑最好要杀过生，杀过生会有血气。

蔡国强小的时候，母亲找算命师替他算过命。算命师说，蔡国强的命是他这一辈子算过的最不一样的命，并且要蔡国强的母亲以后再也不可以请人为蔡国强算命，直说算太多命会对孩子不好。不知道是不是这事情的影响，蔡国强以后就不算命了。不信算命，却信风水。

风水这事情，是一种东方民间生活的习俗，更深一层则是东方人对于人与环境关系的解读方式。对蔡国强来说，这是他自行选择的一个属于自己的体系，这个体系决定了他与这世界发生关联的方式。

风水这件事

蔡国强说过，一个人若选择相信风水，那么在相信风水的同时，等于选择相信有一个看不见的世界的存在。

1990年代，蔡国强提出一条独特的思路。乍看之下他做的是中国传统的火药，支撑他的是中国的哲学宇宙观，但他的思辨分析却是理性逻辑。他的作品难以被既有的当代艺术归类，然而他对当代艺术影响却如此之大。他打开了一条自由的路，而他的艺术形态、使用的语言与美学，是很难被复制也无法被模仿的，因此无法形成流派，蔡国强就是蔡国强自己。

火药画，成为了蔡国强最为抢眼的符号。

从中国到日本，再移居美国，蔡国强在国际上崛起，在日本、欧洲及美国陆续引起旋风，四处旅行参加不同国家与不同城市的展出。1990年代是国际艺坛上双年展最为风行的时期，大大小小的双年展、各式各样的关于文化现象的探索与宣言频繁出现。同样在这个年代，中国艺术家的兴起又是艺坛特别关注的现象，国际策展人看好并且邀请中国艺术家广泛地参与双年展。

蔡国强当时主要行程就是参加各地的国际双年展，或接受美术馆邀请去发表作品。他在全世界不同城市间飞来飞去，“每一次搭飞机前，我总会在机场的停机坪看一下，看看我要搭的这班飞机上头有没有破洞。”有趣的是，他所说的“看”，不是用肉眼检查飞机实体，而是用感觉。“看的时候觉得自己全身的感知有如X光一样，扫过即将登上的飞机，去感受它。如果觉得看到破洞，我会不肯上这飞机，但一直都是没有，就安心地上飞机。”只要一有安心的感觉，他相信就算这架飞机掉下来，自己也不会死。

前往陌生的国家展开未知的行程，执行一项新的艺术计划，他总在临走前一晚接收到某种预示。他常在深睡前朦胧感觉自己看到黑或光。

“这情况有两种，一种是眼前就是黑，那种黑深到除非你把眼睛睁开，否则觉得自己根本无法从中抽身，一直黑到最深处。另一种情况是，看到亮光愈来愈亮，直至四处皆白。”

如果在启程前一晚，他见到很亮的光，便感觉接下来的所有事情都会顺利。如果陷入那令人不安无法抽身的黑，隔天早晨他便会提醒同行的人，今天这趟飞机可能会很摇晃、十分颠簸，大家要小心。

到一个新的城市，住新的房间，蔡国强只要睡过一个晚上就知道这个房间合不合适自己，自己和这宅子合不合。

“一进房间就知道好不好，我还真的没这能耐。但只要睡了一个晚上，没有察觉什么特别，整个晚上这房间没出现什么令我特别感到在意的地方，这房间就是好。要是老觉得这屋子有什么地方令自己在意，就是不好，我会希望换房间。”

“其实，也许这一切没那样严重，但总之我就是在意了。”每个人在生活上特别在意的一些事物，构成了人面对生活的、属于自己的、特殊的小小仪式，甚至成为某种风格。用蔡国强的话来说，这些特殊的仪式、在意的东西，就是人所建立的个人系统。

“人一旦建立起自己的系统，这个系统便会使得一个人行走于陌生国度的时候、上上下下人生的起伏的时候，感到自己仿佛有一个扶手可以依靠。”蔡国强说：“那种感觉是，不管在任何陌生的地方，自己其实都在一个看不见的世界里头经营自己的空间。这个属于自己的空间使人安定。”

他说，走到世界各地会见到不一样的人，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政治背景、经济实力及精神主张，每一次都面临不同的诱惑。“一个人带着自己建立的个人系统、带着自己所建立的小世界，来陪着自己走世界，就仿佛所到之处永远都是携带一块属于自己的、看不见的小毯子，到每一个地方都在自己的位置上，比较有安全感。”

尤其是投入北京奥运会的那几年，蔡国强留在北京的时间多，他便买了一座清末四合院来当据点。想想也知道，那样的大宅子，想必发生过许多事情。宅子买下来以后，蔡国强一个人住在里面，第二天上班的时候，跟他一起共事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导演張艺谋，还有其他工作伙伴都忍不住问他：“老蔡，怎么样？没问题吧？”“没问题。”蔡国强笑着回答。这房子与房子的过往，看来与他的系统运作是相合的。

关于建立自己的系统，还有一件事情对蔡国强很重要，数十年如一日，不管在哪个国家、睡什么样的床，这件事情都没变过。那就是，每天晚上睡觉前他会按摩自己的身体。

从手心、头、耳朵，一直到脚底，为自己好好按摩一次才睡觉。他有时觉得挺麻烦的，明明已经睡意朦胧，却还得进行这个“仪式”。这个过程是固定且规律的，“每天睡前都透过这样的过程去整理自己，跟自己的身体对话。”

蔡国强说：“借着每天整理自己身体的机会，仔细地看待自己，每一天重新确认自己所要的。”人每天都要好好跟自己对话，这点很重要。

风水指的就是人与环境的关系，人与宇宙的关系，而蔡国强在许多艺术设计中，运用了这样的风水概念。人与外星球的对话，人对天空之外不可见的存在的渴望，人与大地、荒漠、都市以及环境对话的同时，必须不断确认自我存在是什么的问答。

因此，风水在蔡国强的艺术设计中有时成了哲学，有时成了诗。

蔡国强也以风水的角度分析自己的性格：“中国的风水可以分成形势宗和理气宗这两大流派，我觉得我的行事风格和思考路线比较接近形势宗。”

形势宗在中国北方流行，是历代皇家使用的系统;理气宗在中国南方盛行，尤其是闽赣粤地区，大体上是属于民间体系的。

“理气宗的优点是它有很多解决风水的办法，像是在客厅的这边挂上一个八卦，或是在屋子另一头洒一些朱砂，或者人的运气不好可以调整卧室的床位，甚至可以精细地算出一个人今天适不适合出门、几点钟该吃什么，等等。理气宗可以看到很多细微的地方，帮助你在面临生活中各种细碎的决定或问题时，去找解决之道。然而缺点是，这些不同的细碎开运方法中，会有很多自相矛盾之处，尤其是在现代社会中。”

“形势宗则着眼于大格局，利用长时间去培养大基础，重点放在环境的营造以及调整方位。形势宗为皇室服务，在意的是整个王朝久远的国运发展。因此，形势宗常常运用在皇家陵寝的建造、皇室园林宫廷的设计，这些建造因为要考虑的是几百年的国运，决定未来世世代代的走向，要花上很多时间，确认自己与大自然的整体关系，体现自己在这宇宙中的融合与位置。”

蔡国强说，自己从小到大的思考模式都像是形势宗，“决定一个方向，并在这个方向上长期地去前进与经营。我相信只要确认目标是对的，自己脚步走在对的方向上，在对的方向上运作，就不需在意细琐的事物。”

他相信，人与自然的节奏有所呼应，失败了就接受，累了就要休息，这些基本的原则才是做事情的道理。从小到大，不管做什么事情，蔡国强只要决定了方向，就会发现很多东西其实是一直连贯延续的累积。

需要不断确认的，只是所有努力是不是都正朝着对的方向行进，只要严格周密地做每一个计划或是任务，事后即可不太计较单一事件的成败好坏。比如，如果展览的结果跟自己的预设有出入，不必太觉得难受，更不要花太多时间懊恼，只要知道其他的事情都朝同一个方向往前走着。

“既然有这么多事情都在往我要的方向进行，就算有件事情掉下去了一下，我所需要做的只是去拉它一把。常常某件事情不如预期，结果却让一切变得更好。月有阴晴圆缺，人就是去理解大自然，顺着它的规律。你不能想要改变大自然。”

蔡国强和大女儿。

蔡国强相信人在处事上“自然而然”这句话很重要，只要顺着自然的大规律，确认自己在这规律之中的位置与节奏的呼应，便可以走到哪里做到哪里。走不下去停顿的时候，代表这时需要休息一下。

顺其自然，蔡国强相信自己的命运与自然之间有种关联与节奏，也相信自己與宇宙的运作相呼应。

少年时期

与蔡国强同辈的一些中国艺术家常常把少年时期经历的“文革”化作日后艺术创作的灵感来源，而蔡国强的作品中较少看到“文革”的直接影响。其实，倒也不是真的没影响，而是以一种幽微、细腻的方式呈现其影响，不直接拿“文革”当创作主题或作品素材。蔡国强在泉州长大，相较于其他城市，泉州在“文革”中受到的伤害是比较小的。不过他仍然记得，就算是半夜大家也要敲锣打鼓上街游行。“这就像是一场行为艺术，是我生命中最早体验到的仪式感。”

泉州的文人气息浓厚，保留了许多传统。不少人整天在画菊花、兰花，他们坐在一起感慨中国文明的伟大，或是赞叹中国5000年的辉煌历史。蔡国强的父亲和他交往的朋友就是这样的人。不管是“文革”时期还是“文革”之后，都紧守着某种既定的思考与生活。

蔡国强在学校中受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熏陶，在国际艺坛发展时，共产主义思想会在一些特殊的地方给他启发。因为这些思想基础，蔡国强理解到群众、人民的重要性。

蔡国强通过政治学习知道：世间有无数的矛盾，但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先解决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就容易迎刃而解。但是次要矛盾如果处理不当，也会慢慢上升为主要矛盾。这些知识与辩证思考都是蔡国强从小被培养出来的。马克思的辩证法建立在黑格尔等西方哲学基础上，所以日后蔡国强在欧美作展览时，跟西方人讨论交流彼此见解，很容易进入对话状态。相较之下，他觉得自己刚离开中国到日本居住时，尽管日本人很喜欢他，也能欣赏他的作品，但是跟日本人对话就比较麻烦。因为蔡国强讨论、思考用的是辩证法的概念，日本人相对没有这样的习惯。

从小学、中学到大学，蔡国强的学习表现一贯优秀，所有老师都欣赏他。但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蔡国强跟着自己的感觉走，想要当自由化的个体户，去搞现代艺术的想法越来越强烈。早在泉州剧团搞舞美画布景的时候，他就暗暗做出要离开这块土地的打算。

艺术即自由

2008年，蔡国强在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进行了自己的个人回顾展，35万的观展人数打破了古根海姆艺术家个展入场记录。

蔡国强10岁的时候，常常在早晨起床的时候警告自己：“将来不要当上班族！”他觉得，变成了大人，过着朝九晚五的人生，这一辈子就太无聊了。

“不想当上班族是非常确定的，但是我现在一点也想不起来自己究竟是什么时候立志成为艺术家的，或者说，究竟在人生哪个时间点上做了这个决定，只能说是顺理成章。”蔡国强说：“我年少时候感兴趣的东西、觉得好玩的事物、学校里学到的理论、我的家人与周遭的故事，一切的一切，最终不知不觉地汇流成一股力量，全部只为我成为艺术家这件事情服务。”

蔡国强小时候勤习武术，学过搏击，同时他也爱拉小提琴。练武术的时候他天天打墙壁、打树、打石头、打沙袋，用来训练拳力。手指头因而愈来愈肿，关节愈来愈硬。打到手指软骨都增生了。这么一来就很难拉小提琴了。

后来提琴老师对蔡国强下了最后通牒，要他在武术与小提琴中两者选一。这让他面临抉择，究竟是要练武还是拉小提琴？拉小提琴这件事情对少年蔡国强有很大的意义。“我记得一个夜晚，我打开家中的窗，拉着小提琴，便觉得仿佛那来自西方的风，顺着琴音在飘。”然而，这份满足与陶醉却遇到了阻碍。年纪大了，开始了解自己音准有问题，音乐资质有限，要继续拉小提琴肯定是撑不住的。尤其后来见到波士顿交响乐团到中国演奏，让他很惊讶也很受伤。小提琴和交响乐到底是西方人的。“我突然发现自己毕竟离西方很遥远，于是很多事情自动有了选择。”

不拉小提琴，就继续练武吧。然而，学武术也出现了状况。“我想练气功，也想过学太极，但到后来都无法真正专注于此。我又发现中国武术有一些是表演性的，就慢慢失去了兴趣。为了追求有用的武功，后来我改学搏击，但是我的个子高，体力又不好，颈部常常被打到。”

然后他也写诗、写小说，也拍了武侠电影，做过各式各样的接触，然而都不是他能够耍到舒服的。

只有艺术，让他觉得自己是稳扎稳打的。之前各式各样看起来没有成果、令人疑惑的尝试，却在艺术中成了美丽的养分。比方说，武术理论中说的“借力使力，紧了要绷，慢了要松，不紧不慢才是功”，就成为蔡国强处理作品及人际应对的原则口诀。而学拉提琴，了解音乐，让他开始思考东西方文化的问题。

“西方文化，如哲学、天演论，在清朝的时候大量进入中国。但西方人讲究逻辑与无限分析的哲学观点，让当时的中国人觉得可笑。认为西方这样思考宇宙人生是有问题、会碰壁的。那时中国人认为，宇宙万物以及人生不是靠分析可以走下去的，觉得西方人的想法过于幼稚。”

“又比如，西方人的绘画很好，不管是写生、描绘人的形象，色彩与造型都很逼真，但是中国人不觉得这样是什么艺术家，他们只是工匠，功夫很好但是过于匠气。加上西方人又崇尚中国，什么东西都要从中国进口，中国人便觉得西方文化不如中国文化，觉得西方人处在较低的文化状态。”

但是后来出现了留声机，唱片播放的时候，中国人受到了震撼：“原来这些洋人有这些音乐。中国人竟从古典音乐之中，听出原来西方人真正地理解人的命运，也理解大自然的深度。中国人开始对洋人有了不同看法，能感受到西方人拥有的空间很大。我自己拉琴，就是想透过这扇窗子，去理解西方。”

蔡国强拍过电影当过演员，现在也还是有人希望找他合作拍电影。原因是蔡国强擅长谈事情，打交道，跟各式各样的人建立合作;加上他的艺术有话题性，适合当导演拍电影。而且以蔡国强现在国际上的地位，他可以得到的预算也不小。一个展览做起来也要几百万美元，差不多够一部电影的预算。但蔡国强始终没拍电影，因为他觉得自己看不到要去拍电影的意义。

“我的创作语言是，在一块石头上或一个空间里就包含很多意义。我不喜欢用幾个小时去说一件事情。比如我在台湾的个展中用火药炸出作品《太鲁阁》，或用大石头雕出《海峡》，几十吨重的大石头本身就可以替我说出我想表达的，以及我用言语无法说清楚的事情。用一个多小时去说一个故事，对我来说是吃力不讨好的。”

蔡国强也常和他的朋友、音乐家谭盾谈起音乐与艺术创作的不同。谭盾告诉他，尽管有了一段很棒的旋律，但是为了要表现这个旋律，必须在作品前面铺陈很久。然后让那喜爱的旋律隆重出现一下，又得隔很长一段，这段旋律才能再出来一次。

“我觉得我只要喜欢其中一个旋律，这个旋律其实从早上就能一直听到晚上了。我除了那段主旋律，不想听其他的部分，更何况还故意要铺陈很久。”

成为艺术家似乎就是这样自然而然的，没有什么某个时间点上的命运的捉弄或上天的神谕，但是有些性格上的特质，才会促成这一切。蔡国强现在想起来，又觉得自己早早就有艺术家的性格了。

他说，他从小就喜欢看漂亮的女生，也喜欢花，小时候就会买花回家插。当时在中国，买花的都是要去寺庙里头拜拜的母亲辈，或是买来串起当作头上吊饰的老奶奶们。

还有就是他固执地不上班的决心。他很早就警悟在生命中自己控制时间的重要性，如果成为上班族，就不可能安排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有一次蔡国强在古根海姆美术馆和人对谈，其中一位是知名厨师，另一位则是性学大师，他们三人谈论的是“烹调、性爱与艺术”。对谈中蔡国强总结，这三件事情有一个很重要的共同的前提，就是要有闲工夫。做爱要有闲工夫，吃饭要有闲工夫，这样才能细细品味慢慢消化，再好的东西吃太快都会完蛋。

艺术，不管是创作或者欣赏，更需要大量的闲工夫。

怎样成为艺术家

1990年代，蔡国强提出一条独特的思路。乍看之下他做的是中国传统的火药，支撑他的是中国的哲学宇宙观，但他的思辨分析却是理性逻辑。他的作品难以被既有的当代艺术归类，然而他对当代艺术影响却如此之大。他打开了一条自由的路，而他的艺术形态、使用的语言与美学，是很难被复制也无法被模仿的，因此无法形成流派，蔡国强就是蔡国强自己。

1986年，蔡国强带着90多公斤重的行李到了日本，不知道自己的艺术在日本能不能得到赏识，也不知道自己的未来究竟要以哪种形式展开。

艺术家是寂寞的，但艺术可以让他交到很多朋友。艺术使艺术家回到社会，回到温暖的大背景，艺术家的脆弱与孤独便因此而稍微缓和。这就是蔡国强在意群众参与，并且积极与各式各样的人合作的原因。他与布商、火药商、地震专家等各式各样的人合作，这种与不同的人接触的经验，使艺术家的很多方面开阔了。

蔡国强《鸟云》装置，2019年，维多利亚州国立美术馆。

“中国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行万里路就是在社会中学习。对我来说，这是个对美术系统反弹的好方法。”蔡国强说：“从做展览到作品被收藏再到被拍卖，美术系统是一个特别的系统，有一群专门看作品的观众，很多作品可以说是专门给这少数几个人看的。我虽然在这个系统内，同时我也向往那些非美术专业的，在各行各业各种地方都可以获得无限可能的。”

蔡国强说：“当艺术家花时间走到历史与广大的社会群众里，会是他着急要回到艺术本身，又回到了艺术家脆弱与孤独的本质。需要走出去，才知道如何回来。如果回不来，就是在搞没意思的社交了。”

要使艺术的有限成为无限，藝术要回到人文历史与社会上，才能找到方法解决艺术的问题，但艺术要解决自己的问题，还是要立足在艺术的专业考虑上。艺术创作的过程可以是社交、交朋友或是找民众一起合作，但这些都不能代替最后艺术创造力的问题。

新旅途的起点

1995年，蔡国强受美国亚洲文化协会的邀请，作为日美交换计划的日方艺术家代表到美国。协会负责人帮蔡国强介绍美术馆，日本的友人也为蔡国强介绍重要的画廊。拜访这些人的时候，他们的桌上早就摆着几本厚厚的蔡国强画册，当时蔡国强已经在事业上有了很好的基础，在美国受到的重视，与当年他自己孤零零从中国到日本的孤单无依完全不同。

蔡国强说：“那时候我寻找自己的价值认同，想知道什么是我的原生态，在艺术上我又如何让自己的线条绘法、空间使用优于西方艺术的长处……我觉得我要回过头来在自己的文化里头找答案。”

初到美国，蔡国强不会说英文，在美国的发展也不可能像他在日本一样从群众开始发动，或从乡村包围城市，而是直接就进入了美国的美术馆展出，与美国民众接触的机会很少。他体会到美国文化的气势与东方大为不同，于是他便提出想到内华达原子弹基地看看。

“20世纪是属于美国的时代，蘑菇云正是美国世纪的象征。”身为一位艺术家，蔡国强也非常想看看实验出原子弹蘑菇云的地方究竟是什么样子。

美国亚洲文化协会帮蔡国强联系美国国防部、能源部以及联邦调查局，调查完蔡国强的背景后，他开始进行《有蘑菇云的世纪——为20世纪作的计划》。于是，这个画面成了美术史上的经典。

一个中国人，在美国戒备森严的核试验基地里，点起从中国城买来的鞭炮火药，烟雾缓缓向上燃烧，形成一个小小的蘑菇云。幽默却也深刻，仿佛是回头对美国的强权作了一个轻巧的暗示，仪式性地宣告着某种未来文化强权的转移。

这件作品文化上的意义、美学上的感动，完全不需言语论述，直接而富感染力，成了蔡国强登陆美国开始扬名国际的代表作。

蔡国强在日本是在群众间慢慢奋斗发迹的，在美国他却是一降落就进入艺术界最核心、最高层的社群里发展。但是，他想在作品中与大众进行对话的本性始终存在。

2000年，蔡国强在美国惠特尼双年展推出装置作品《你的风水怎么样》，是他第一次进行与美国群众接触的尝试。

在这件作品中，蔡国强在展场做了99只狮子，其中最贵的一只定价1000美元，最便宜的是500美元。蔡国强并没有画廊经济，但是已经有许多人想买他的作品。他要求想买他作品的人必须先申请，他会亲自到这些人家中看看他们家里的风水有没有问题，如果真的风水有问题，他才同意将这些在中国象征吉祥、驱邪、镇宅，具有改善风水状况的狮子卖给他们。而举办展览的惠特尼美术馆则承受了意想不到的压力——因为美术馆有很多有钱的董事都想买这狮子，不想排队，又担心买不到。

400户人家请求蔡国强替他们看风水，蔡国强果真一户户地拜访，现场察看，跟他们聊天成为了朋友。“坦白说，多数有钱人家的风水是好的，因为他们有钱请好的建筑设计师。”蔡国强说道。

“我没有能力开门，是我刚好走到门口，门开了，我就溜了进去。”蔡国强说，中国改革开放，可以出国留学时，他就溜到了日本，刚好碰到日本人正在反省“日本的国际化是不是只能是西方化”这一巨大问题，借着日本人这样痛苦反省的潮流，蔡国强带来的东方哲学与文化自信受到了重视。之后到了美国，又正逢美国旧有的西方霸权模式开始动摇，美国人开始关心多元性，开始关心外来文化。

“欧洲是有异国情调的，但是美国没有，这也是我选择美国并且喜欢这个国家的原因，他们会把你视为正常的艺术家。如果在欧洲，即使一位外来的艺术家很优秀，他们还是会把你当成一位外来艺术家看待，像是在进行文化交流。长期住在欧洲的外来艺术家很受尊敬，可以拿到像‘法兰西学院奖那样重要的奖项，但他的艺术家地位却始终没有办法平等地受到讨论和评价。”

纽约可以使任何人变成普通人，这点对蔡国强很重要。

（责编：马南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