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的作品是无缘的梦中情人

砚溪

蔡国强从小就很受长辈喜欢，他也会主动亲近长辈。在日本、美国，有很多大师都喜欢蔡国强的作品，蔡国强也更喜欢与年纪大的艺术家沟通、学习。他喜欢倪瓒、八大山人的作品，也喜欢埃尔·格列柯。不管懂不懂，他都愿意花时间与这些古物对话。

这些艺术家的经历让蔡国强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当他們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艺术招式、方法论时，本来已经很优秀、很清晰了，但他们又会怀疑这玩意儿是否太简单，是否少了人文关怀，是否没有文化主题。于是他们又回来一点点，试图让自己的招数跟文化更多连接，却往往又觉得不够纯粹，委屈了艺术本身。尽管这些艺术家做出了艺术史上的经典作品，但是在微妙的心理往返中，他们总觉得自己作品永远有不足之处。

与前辈艺术家的对话

在国外美术馆进行展览时，趁着工作人员布展，蔡国强便喜欢溜到隔壁展厅，看塞尚、杰克逊·波洛克的画，这些艺术家在美术馆里都有独自的展厅。蔡国强特别喜欢阅读这些艺术家创作时的心得、心境，看前辈们是如何尝试走一条路，看他们遇到挫折走不下去后又是如何折返的。

蔡国强认为杰克逊·波洛克是具备强大能量的人，在开始时，他的能量无法释放，他很挣扎、很痛苦。杰克逊·波洛克从印第安原始图腾，南美、墨西哥的大壁画去寻求灵感，后又自创技法，便可以自由挥洒了。大家都奉他为大师，然而他自己却还是觉得很不安，不时返回图腾符号里。

蔡国强自己也是这样。刚开始用火药的时候，他直接在画布上喷小孩玩的焰火。画布打出好几个洞，最后烧掉了。当时他感觉火药真是很厉害，有原创性。但是做了一阵子，又觉得不能老是这样子搞，太简单了，缺乏文化叙述的艺术无法往下发展。

蔡国强在画布上用火药烧出一个楚霸王，或是做出一幅自画像，这样就有了文化，也联系上了美术史。但弄着弄着，又觉得文化叙述的东西太突出，使得火药能量被控制住了，施展不开。火药本身不该这么被要求，于是他的钟摆又摆回去，希望用火药做出更纯粹的力量，找出让艺术更开放的可能。他说：“其实每一次摆出去又摆回来的同时，已经不是回到原本的位置，就像辩证法。”

美术史上的大家中，蔡国强最喜欢的是埃尔·格列柯，他16世纪中叶生于希腊克里特岛的堪底亚，他在西班牙被称作是外来的画家或是“希腊人”。他在故乡度过了20年的时间，后到意大利，在意大利成名，树立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但他与当时意大利的文化思考方式不合，又到西班牙发展，这里也成了他的第二故乡、永久居住之地。

西班牙具有埃尔·格列柯精神上向往的文化特质。他也成了当时西班牙绘画的开拓者，在西班牙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他创作的题材与方式却引起不少诉讼争议。他倔强而反传统，屡受挫折却斗志高昂。

蔡国强《不合时宜：舞台二》的灵感创意来自武松打虎的故事。

蔡国强《不合时宜：舞台一》，2008年，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

蔡国强觉得自己与埃尔·格列柯的状况有些相近，“埃尔·格列柯的一生永远是在与别人过不去。他保有过去工匠的传统，以他生活的16世纪视角来看，他似乎动作慢了一拍。当时的文艺复兴艺术家已经在讨论人，基本解决了结构、解剖、透视与色彩等前卫的技法问题，而这位前辈看起来还画得不太准确呢。用色很夸张，宗教色彩太浓、太神秘，显得保守。但是埃尔·格列柯根本不管这个，觉得无所谓。现在来看，我们都觉得埃尔·格列柯是文艺复兴时期最棒的，已经超越了他的时代，看到了更多的东西。”

这让蔡国强想到了自己，从中国到日本，再到欧洲美国，在那样已成系统的西方美术论述之下，要找出一个华人的位置，在当代艺术各种装置影像材质中，他找到中国最古老的火药来做作品。古老还是前卫，之间的界线很难说明。

蔡国强也喜欢塞尚。

“美术史走到塞尚的时候，他看颜色、造型、主题都是纯粹的，而这份纯粹最为可贵的是艺术家的精神与态度。这是他的姿态。”蔡国强说：“任何时候我看到塞尚总是肃然起敬，感动之情油然而生。塞尚很清楚地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既纯粹又坚定，坚定里又展露无限的价值。”

“我要的纯粹是自由自在的变化。”蔡国强用了各式各样的材料，从火药、狼、老虎，最后还搬了一块大石头来做《海峡》。他什么都想做，自由自在于抓一个纯粹。“塞尚的纯粹是以不变应万变。塞尚画圣维克多山或画苹果，画单一事物，但作品便是无限世界，他的人生虽然起起伏伏，但作品基本上是不变的。我是以万变求不变，看起来什么都有，实际上是不变。”

不变是为了追求什么？无法无天？

“塞尚如果活在今天，可能还是比我精彩，我一样会尊敬他。而如果我活在塞尚的时代，搞不好还是比他差。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创造力的高低并不会因为时代的不同而有所改变。”

“在与前辈艺术家对话的同时，可以比较艺术家挑战课题的勇气。艺术家的创作体裁与样式不可比，但是勇气可以比。”这些前辈们，有人研究线条还有怎样的画法，面对画布还有怎样的解释办法，虽然几千年来已经有无数艺术家解释同样的画布，但是出色的艺术家就是能自画布上画出一条崭新的地平线，使后人拥有全新的空间去建造。

蔡国强享誉世界的装置作品《撞墙》。

“好的艺术语言是这样的，它的存在就让你看到高度了。”

当代艺术家的“想”与“做”

“艺术家通过他做的这些事情、作品，折射我们这个时代、社会的问题。”

蔡国强发表的两件装置《不合时宜：舞台一》与《不合时宜：舞台二》，也是他在思考时代意义以及空间呈现上，表现得十分密合准确的作品。《不合时宜：舞台一》这件作品中，蔡国强用了9辆车与霓虹灯创造出一个连续与速度力量奔腾的空间装置。他模拟一辆在地面行驶的车子，似乎受到爆炸的冲击力盘旋而起，灯管放射出火焰般的爆炸光，每辆车子呈现出不同的翻腾程度，最后则落地恢复正常的驾驶状态，仿佛由速度加重的超现实回到了现实，而车上的闪烁灯光也由快变慢。

《不合时宜：舞台二》的灵感创意则来自武松打虎的故事。蔡国强在这件作品中，竟让我们见到9只真实尺寸的老虎，受到不明飞箭的攻击，在空中因痛苦而翻跃、扭动身体，令人触目惊心。老虎代表着强大的力量，杀死老虎就是英雄，这象征着人类渴望战胜比自己强大的自然力量的欲望。但是在《不合时宜：舞台二》之中，蔡国强展现的感受却完全相反，人们看到的是人类的屠杀与老虎的痛苦。同样是杀虎，在不同时空背景下，产生了矛盾，也对武松所代表的英雄主义提出了怀疑。

蔡国强的这两件《不合时宜》，正是他對“时宜”的重要省思。

“1990年代以来，可以见到艺术走向有着轻松、游戏性的趋势。我自己也参与了这个趋势，热衷制作参与性的艺术。艺术家的经济状况普遍比以往好，作品参加拍卖，基金会体制趋于成熟，国际上的艺术家们普遍忙于艺术体系内的活动，也都可以获得相当充足的赞助。”

在艺术趋向轻松化或是唯美化的走势上，以及反恐论调的盛行之中，蔡国强却出现反其道而行的作品——“政治不正确”。蔡国强在《不合时宜：舞台一》，实际上是以恐怖分子惯用的自杀式爆炸攻击为题;而《不合时宜：舞台二》，实际上是以违背环保理念的“虐杀”为主题。这两件作品在展出的时候，以强大的力量影响了观众心理，造成威胁感与不安感，不论是从命题还是从展览给观众带来的心理影响来看，这两件作品都太“不合时宜”了。

要在艺术作品中充满力量地传达艺术家对时代的省思以及感官上的撼动，最重要的便是艺术家的创作意图，以及艺术家在作品执行过程中的准确性与密合度。

所谓当代艺术家，尤其是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当代艺术家，往往有“想到”比“做到”更重要的倾向。艺术成了论述发表的媒介，成了社会理念的彰显工具，而艺术本身，“做”艺术这件事情，却往往被当代艺术家所忽视。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当代艺术一度倾向于观念先行，蔡国强与这批艺术家相当大的不同在于，他对于“做到”有着非常严肃的重视，“做到”才是艺术。

从古典的艺术家工匠传统开始，什么是艺术的定义不断地翻转讨论。蔡国强的观念是，如果当代艺术家在意的只是想法与论述，但作品最终呈现的“做到”方面表现疏松，只有“想到”而没有“做到”，就不是好的当代艺术家。

“优秀的当代艺术家，想得到，做得也要好。不管是从形式主义出发还是从观念主义出发，都应该让观众在他们的作品前能感受到人类艺术的高度。”

“即便只是放一张照片，一把椅子，或是一句《辞海》里关于椅子的解说，总之不管他怎么做，只要看到原作，你都能承认他已经在自己的艺术形式里头做到最完美、最极致了。”

不过，多数的当代艺术家的确只是述说他想到的，却没有做到他想到的。想到与做到对蔡国强来说，一定要是同一件事情。

以他的装置《撞墙》为例，在这件作品里用了99头“狼”。起先他画草图、捏小模型，请一群很会做标本的人按照草图做“狼”。蔡国强必须密切跟这群人沟通，请他们不要刻意追求狼的结构或解剖的准确性，否则就真的会成为狼的标本展示了。

他要求狼在他的作品中变形，要求这些专家从做标本的概念中解放出来，同时又能够发挥他们原先的优点。99只“狼”做好之后全部摊在地上，看了让人头晕。蔡国强在墙上画出狼群的动线，玻璃应该挂在哪里，然后请他的助理以及美术馆工作人员把这些“狼”一一挂上去。

他很清楚，挂这件事情一定要请别人去做。当大家把“狼群”挂到“很好看、棒极了”的状态，蔡国强就出手，把他们排好的破坏一下，调整到更为精神和有力量的状态，整件作品就差不多好了。“这是我的工作方法，不能认为什么都是自己最行，要知道自己的弱点在哪里，别人又能帮我什么忙，彼此的力量加起来才是最好。”

《撞墙》首次在柏林展出的时候，狼群的安排是从一个展厅跑向另一个展厅，动线非常美，黄灰色的狼撞墙后没有痛苦也没有流血，整体非常唯美。

“当时我觉得很满意，觉得自己的政治背景、文化意涵或是人生哲理，都被翻译成为这件艺术作品。就像诗一样，我想说的、所喜欢的，都在里面了。就算不管背后的含意，空间运用本身也很有道理，光是欣赏那样的视觉呈现，也是很棒的。”

后来《撞墙》这件作品在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展出，蔡国强顺着美术馆很窄的地方设计狼的动线，观众走在狼群之间，创造出另一种情感，人和狼混在一起，“作品呈现的是狼，其实说的是人，这样的感觉也很好。”

之后这件作品在北京展出，北京的展厅小且短，剩下一大堆狼塞不进去，蔡国强就让这些狼撞墙之后再走回去，这样感觉更好。“它们撞墙后竟然高高兴兴地又来一次、再来一次，象征着人类的行为，也让空间的调度利用更顺畅。”

《撞墙》这件作品最棒的展出，应该是在西班牙毕尔巴鄂美术馆。那个美术馆的空间很大，地面的狼仿佛奔跑在原野上，挂在天花板上的狼仿佛在天空飞腾，人可以走进狼群，也可以眺望远处的云。

蔡国强喜欢用动物的图像创作，《撞墙》的狼、《不合时宜：舞台二》的老虎，还有《你的风水怎么样》的狮子，这些充满力量与美感的动物。“其实我不太喜欢狮子，我比较喜欢老虎。”蔡国强说：“老虎比较现实，狮子离现代社会太远。我用过很多狮子做风水，它的力量是神性的，不是动物性的，文化符号意味太强。而老虎比较具体。”

“换句话说，从想到变成做到这件事情，艺术家应该有一种能力，就是在所有材料的组合与处理中，以及与空间的呼应中，找到一种他认为最好最准确的状态。”在不同的地点，怎么处理作品;或是面对空间与条件的限制，该不该妥协，应该妥协到什么程度，其实是每一位艺术家都需要面对的问题。

蔡国强的想法很清楚，每到一个美术馆或是新的场地活动，与新的人群合作，面对不同的限制或诱惑，“我主要去设想：第一，这样的活动是否在开拓自己的艺术创造力;第二，这样的活动对人文关怀和社会进步有没有意义。如果这两项基础都缺少，那就没意思了。”

从创意到执行再到最终的呈现，从有一个念头到做成一件作品，蔡国强最棒的地方在于他的创意与执行高度密合与一致。

这些年来，他跑遍各大双年展，在欧美不同的美术馆进行展览，也看了许许多多大师、同辈以及年轻艺术家的作品。

在1990年代的时候，有许多艺术家和蔡国强于同一时期在国际双年展中冒出头。他当时就在思考：谁会走得比较长远？哪一个艺术家可能只是昙花一现？“我的眼光比较精准，尽管有的艺术家的作品当时很出色，得了大奖，或是非常轰动，但直觉告诉我这可能只有一两次，他以后的路会很难走下去。好的艺术家不是教育的结果，好的艺术家就像好的野兽。他们知道該躲藏在树林里的哪一个角落，才能捕捉到好的猎物。”

雅与俗

蔡国强在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举办的回顾展，创下古根海姆美术馆视觉艺术展历来参观人数最多的记录。这位不说英文，无法当面与外国人沟通的中国艺术家，却让如此多的人着迷。

蔡国强说：“我必须诚实面对自己，做我自己想看的东西，观众才可能会想看。我的作品往往是带有童心的，有种浪漫气息。因为大部分人不是拥有童心的，就是渴望追求童心的，要不然就是怀念童心的。这点使得大众比较容易接受我的作品。”

他大胆地用“雅俗共赏”这四个“危险”的字来形容自己的体质。

“基本上，‘雅‘俗共赏在现代艺术中并不被当作好事，好的现代艺术通常都被视为追求‘雅的层次，因为喜欢讲的是精英，谈的是小众。”

可是，“俗”要怎么做呢？底线又在哪里？如果“俗”没有策略，没有掌控，很可能连一点点“雅”都留不住了。“对一位有自信的艺术家来说，我觉得做‘俗比做‘雅更危险，难度高，挑战性也高。因此，我每一次做‘俗都悄悄抱着高一些的期待，因为其中的冒险性高，让我更兴奋。”

蔡国强有一种“明知故犯”的性格，在做大型庆典类活动时，不管是选材或是艺术呈现，都有一种危险的倾向，会让人家感到不安。

将“俗”这项挑战推到极致，莫过于蔡国强接下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的视觉总监与烟火演出了。

蔡国强回忆道：“在北京筹备了两年，很可能最终做不出任何一点点具备艺术价值的成果。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当代艺术的特点就是什么都可以干，干什么大家都不觉得危险，但是做奥运会项目是危险的。”所有人、包括他自己都觉得危险，但这样蔡国强就觉得有意思了。“我想做，并且想要撑得久一点，不能做到一半撒手不干。”

蔡国强“花开花落”爆破艺术在费城艺术博物馆正门引爆时的场景。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俗”与“雅”又要怎么分开呢？

蔡国强以他做29个“大脚印”为例。“雅”的说法是：北京这座古老城市，一串大脚印沿着中轴线走过，这是看不见的世界的力量延伸，这也是“与外星人对话”的行为。

“但是你用这种说法，那几千名工作人员为什么要来帮忙？”蔡国强反问道。

明明是同样一件事情，“俗”的说法便是：这些大脚印象征世界正向中国走来，中国向世界走去。29个大脚印也代表29届奥运会的轨迹。“所有奥运会工作人员都感动于这种说法，愿意助我一臂之力把这个计划做到最好。”

“过了几十年、几百年，奥运烟火可能都被淡忘了，要是美术史讨论29个大脚印走过北京中轴线的艺术行为，那也许奥运只是个‘托，帮助我实现艺术这件事。”

蔡国强是一位对说“群众语言”有高度天分的艺术家。

“以前我要做一个展览，会跟主办者花很多时间说明自己的想法，或者是跟主办方较劲自己的观念。”比如说，2008年蔡国强到日本广岛做了一个黑色焰火的爆破。“如果强调这个计划的对抗性与前卫色彩，主办者很可能因为你的说法就不给你市政府方面的支持。但如果你改变一种说法，说这是镇魂，是对过去灾难中死难者的悼念，就很容易被人们接受。”

“两种说法不同，而我做的事情却是一样的。我做的就是在中午过后，在原子弹爆炸的废墟里，放了3分钟的黑色焰火。此时此地，你做了这件事情，什么说法其实都不能改变你所做的。”

“年轻的时候，会用自己的态度和力量去坚持前卫艺术的说法，相信我们是在对时代提出创造性的信息，其实这就是现代主义的基本价值。现代主义因为理念的存在，作品才有价值;若是没有理念，作品就失去了价值。”

“可是我现在慢慢发现，我可以说他们容易接受的话，但做的时候我就照我要的做了，这样可以省去很多麻烦。”

但是，蔡国强也不愿意美术界的艺评家、策展人对他作品的理解仅止于他自己说出口的言语。他希望他们面对他的作品，而不是只听他的话语。

“更重要的是，作品本身好不好玩？有没有创造力？自己有没有激情？有没有把事情做好？你不能要求观者理解很多，也不能要求自己一个项目达到很多目的，只能一个一个地去做。人们也许今后会在混乱中梳理一下，即使理不清也没关系，最重要的是自已要做很多自己觉得很好玩的东西，经过多年后，还会有激情冲劲创作。”

“一件件作品宛如胶卷般记录了每个场景，我要不要解释广岛黑烟的意义并不重要，人们是透过作品与艺术家对话，而不是透过创作者嘴巴说出来的话来与艺术家对话。”

“就像我因9·11事件的触发，在大都会博物馆的晴天中放黑云，又在西班牙那边做了黑色彩虹，现在又做了一个3分钟的黑色焰火给广岛。我想，这些事情的本身就构成了文本。”

“我相信，关于艺术的说明与任何语言，最后都会慢慢淡掉。很久以后，人们不会记得我当时是怎么说广岛黑烟的，只有一张卡片留下来。人们会看得到就是一张黑色焰火的照片，后面写着‘蔡国强，广岛2008年。”

“未来就只剩下这些。因此我不用急，不用急着当下一定要说什么，或者我是否被理解。”

艺术跟语言的关系，总是假假真真，什么都说不清楚。什么都说了，却又像什么都没说。

遗憾的美

我们欣赏一位艺术家的展览，尤其是一位艺术家的回顾展，看到的都是这位艺术家各时期的代表作品，是他们各时期的成功记录。但创作的生涯不可能都是成功的，不过是我们倾向于只看成功，不谈失败。蔡国强的创作里大量使用火药，而火药与整体环境又格外需要细致、准确的配合，由于材质的特殊性，计划失败的可能性比其他类型的创作都要高。

蔡国强对于失败的说法是：“我有很多方案没有实现，它们都曾经是我的梦中情人。关于梦中情人，你不能把她当成不重要的，但也不能把她当成太重要的。”

千禧年的时候，有六七个国家邀请蔡国强为千禧年提出创意做计划。他给联合国提的计划是全球关灯，让地球休息一下。他觉得几个创意里头这个最好，但是最难实现。虽然没有实现，还是会经常想起它，不过，在它身上却可以衍生出其他的创意来。

2014年，蔡国强上海个展“ 九级浪” 开幕，他在黄浦江面献上水墨画般的作品。

1990年代，蔡国强曾在日本樱岛火山提出一个“时光倒转计划”：火山爆发后熔岩从山上流下来，蔡国强想做一个火药燃烧，让一条火线逆着火山熔岩流动的方向“流回去”，但在当年这个计划没有成功。后来有关方面很想帮助蔡国强实现这个十几年前的梦想，也跟蔡国强说现在政府一定会批准，但是蔡国强感觉，过去的情人，不是每个都可以重来一次，有的放在原来的地方就好。

蔡国强作品《九级浪》。此件作品的诞生，蔡国强坦言是受到了俄罗斯画家艾伊瓦佐夫斯基的油画《九级浪》的启发。九级浪为海浪最高等级， 又称“怒涛”。这条油漆剥落的渔船，满载着老虎、熊猫、骆驼、狐狸等99只仿真动物。这些动物每一只都耷拉着脑袋，奄奄一息，疲惫地垂挂在船舷上，仿佛被大风大浪打晕了头，显得那么无精打采，让人很容易就联想到生命在大自然面前的渺小和脆弱。

蔡国强觉得，任何行为艺术计划或是作品，即便做错了也有它的美，在这个美术馆做错的计划，也许放在其他美术馆就合理，就是要花精力去想怎么可以把它再做好。蔡国强最讨厌的是公共艺术，他说：“当你为一个场地完成一块石头（公共艺术），那个场地因为这块石头而改变，让很多人来了。然后，路灯、指示牌、红绿灯等乱七八糟的东西又逐渐把石头给淹没了，根本丧失了原先的设计理念与气息。你看着它变成一块烂石头，石头上面还挂着大牌子烙着你的名字，但你能说什么？你已经把它卖出去了。”

蔡国强说他不是没有完成后自己又感到后悔的作品，但是一切只能长远地去看，不可能步步精彩。“我不是成败论者，事情不是论成败，我只管好不好玩。我必须承认，很多公共艺术让我不舒服。因此我会让人知道，哪件作品是我自己感觉并不好的。”

专业的工作室团队

美国商业杂志《快速公司》（Fast Company）将蔡国强宣为“商业领域最有创意的百大人物”。同时名列其中的还包括英国艺术家達明安·赫斯特、建筑家扎哈·哈迪德等人。跻身这份名单中的都是现在世界上最具高科技革新意识、创意以及开发性格的一群人。

这样的分类乍听起来令人疑惑。事实上，许多当代艺术家创作计划规模愈来愈大，就像蔡国强一样，必须动用到的资本、人力，需要协调沟通的各领域专才十分广泛，甚至需要国家政府的合作与配合。艺术家过往单人工作的模式，在当代艺术中已经变成为组织团队合作的生产方式。而艺术家的角色，也由于创作模式的改变而兼具经营者与企业家的角色。?蔡国强说：“我觉得管理能力不是自己的强项，还常常被工作室的团队成员批评，但是我觉得大家都喜欢我。”蔡国强的朋友不多，所以他倾向把工作室的每个人都当作朋友，与他们聊天、谈想法。蔡国强的工作室团队愈来愈大，新成员愈来愈多，他会花时间跟他们交流，希望彼此成为朋友。

“我想使他们理解自己的价值追求是什么，并且让他们了解自已对什么事情感兴趣，对哪些事情觉得无聊，只有他们了解之后才能真正帮助到我。”

蔡国强艺术创作的思考包含了社会、政治、天文以及各种社会现象，工作室团队的成员背景是多元的，有艺术学系的，有人类学系的，有建筑学系的，还有中文系的，各类人才都有。

蔡国强喜欢那些可以跟他对话的工作伙伴。“我需要有人跟我说话，我也需要有人可以制约我。”有时候他想到新点子，开心极了，得意洋洋，就去跟工作室团队说，顺便再把自己夸一下。但是有时，大家听到最后脸上会是一副不太舒服的表情。

“艺术家总是看不清自己，需要有人跟他讨论想法，不然就寂寞死了。艺术家总不能一直跑去美术馆跟馆长讨论作品要怎么做吧？”蔡国强总是先跟工作室讨论创意、执行的程度、操作的方法，平常谈的话题很多，国际政治、人性，都聊。

蔡国强的工作室团队是目前国际艺术界的顶尖团队，从活力、效率到专业都令人赞叹。他的工作室分为三个部门：一是策划部门，主要帮助艺术家开拓创造力并予以实现，工作范围包含作品展览、艺术活动等项目。第二是档案部门，负责记录、管理艺术家的档案数据，如作品的仓储、录像带、照片、网站的经营等。这个部门是艺术家与社会交流的窗口，也要协助过滤媒体采访。第三则是经理部门，这个部门负责买卖作品，与相关机构签订合约以及其他手续，协助艺术家的行程安排，还包括与亲戚朋友之间的礼物往来等。

工作室从只有一位助理发展到今天备受国际肯定的十几个人的团队，代表了蔡国强在国际上地位的跃升，以及他在创作规模上的变化。

“我早期创作的状况相当艰难，有时候美术馆的大型个人展览只有3万美元的预算，只好自己掏腰包用存款把展览完成。为了做展览不断地掏钱、贴钱，结果手上的展览越多，自己越穷。”蔡国强自己不太喜欢控管成本，但早期必须自己来，后来就由工作室处理。

“艺术家不管细节，管太多细节就会什么都怕。我的做法是把想做的几个方案列出来让合作单位知道，若对方完全接受，他们就要想办法筹到经费。若是找不到足够的钱，我就来挑选要剔除掉哪一个方案。”

不过，并不是每个展览预算都是几十万、几百万美元的，也有的展览只要几千元。经费的多寡固然重要，但并非唯一的因素。

“若是我感到这位策展人的思想锐利，见解独到，便会答应合作，尽量在有限的预算内做出好作品。”比如蔡国强参加伊斯坦布尔双年展，预算只有1000美元，他设计了一个录像作品《彼岸》，就是站在海峡的亚洲一边向欧洲一边扔水漂，然后又到欧洲一边向亚洲一边扔水漂。摄影机记录了这两个方向的互扔水漂，这不需要太多经费，却能呈现出很多方面的情感。

许多有志成为艺术家的人会进入蔡国强工作室，而这些未来艺术家跟蔡国强工作一阵子下来，就有很多收获。但这些收获是什么呢？又很难具体描绘。蔡国强说他不喜欢当老师，觉得会把人家教坏了。

“如果我的工作伙伴日后想当艺术家，在相处的时候，我可以教他们的是如何认识自己，如何开拓自己潜在的能力，这才是未来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                                                      （责编：马南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