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身之欲

海欣

“她们只能选择小姐这个称呼，即使这个词已经污名化了，但至少比鸡、妓女和性工作者听起来温和。”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副教授丁瑜的新著《她身之欲——珠三角流动人口社群特殊职业研究》，研究对象是流动在珠三角地区的“小姐”群体，她希望从“小姐”自身角度出发，强调她们自身的主观感受。

无论如何，性，都需要管理，对于“性产业”这头怪兽，我们更多的应该去考虑如何直面并治理，而不是简单粗暴地举起性道德的大棒来打压其她女人，从中获取正义快感。

23个访谈对象、6年的田野调查——“小姐”们的“自然生态”

“她们只能选择小姐这个称呼，即使这个词已经污名化了，但至少比鸡、妓女和性工作者听起来温和，还有点想象的余地。社会留给她们选择的空间不多，她们只能在称呼上做点挣扎。”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副教授丁瑜在接受采访时说。

她的新著《她身之欲——珠三角流动人口社群特殊职业研究》研究对象很特殊，是流动在珠三角地区的“小姐”群体。

在开始田野调查阶段时，一直在校园里安逸生活、只谈过普普通通恋爱、夜店都没去过的丁瑜，对那个世界的猎艳冒险充满了惶恐和疑惑：“小姐”都是什么样的人啊，会不会特别花？直到导师催促：“不去就换题吧。”

23个访谈对象、6年的田野调查，期间，她和“小姐”们一起吃饭聊天、逛街、买东西、游泳，还跟她们一起去夜场，在她们的“自然生态”中了解她们。

广州、深圳、东莞，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现代化的风向标，不知有多少人尤其是来自农村腹地的人将这里视为逐梦之地。作为来自农村的年轻女性，没钱、没关系、没地位，几乎所有社会资源的缺失，都让她们处于无比弱势的地位。有人说，可以去做女工啊，干嘛一定要当“小姐”。

站街女小宋坦言做女工的辛苦：“在厂里所有工作就是不停地钉各式各样的纽扣，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眼睛都要瞎掉。”“工资才400块不到，加上加班费才拿不到800块钱。”经常受组长辱骂“蠢猪”“什么都不明白”，还要看老板眼色。小宋觉得那段时间就是“忍辱负重”，所以干脆辞工出来了。

和小宋一样，很多“小姐”也不是一开始就想做这一行，但“小姐”又是这些来自农村的年轻女性融入现代化的最容易的方式，她们的融入只能通过表象的都市化象征来满足自己，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小姐”们才能作为微小分子来与充满歧视的社会环境做出挣扎与抗争。

接触到这些活生生的人，丁瑜觉得，她是在和一群同龄人相处，同为二十几岁的女孩子，会聊穿什么、吃什么、男朋友和家庭，大家没什么不同。当然这样的“没什么不同”并不是抹平身为“小姐”所可能经历过的苦难挫折和情感激荡。“跟她们聊天，发现她们最大的不同就是做小姐——意味着短时间会有跌宕的经历，比如被骗、打劫、甚至轮奸、吸毒，让人觉得有点无望。”

娼妓合法化、非罪化，从西方到中国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学者李银河一直在倡导女性的“性权利”，所有自愿的性行为，都应该受法律的保护。而学者潘绥铭用他的田野调查提出做“小姐”是一种权利，“小姐”也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性”也完全可以成为一种劳动，理应受到尊重。丁瑜却在书中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她希望从“小姐”自身角度出发，强调她们自身的主观感受。

“其实每个人都有在做微小抗争。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都要面对很多不同东西的束缚。我就想看周围的一些人如何松动他周围的一些限制，看他们突破的力量。”丁瑜说。

“娼妓生态”变迁史：从齐国“女市”到日本AV产业链

追溯娼妓生态学历史，戏谑一点说，就连春秋五霸之首齐国之所以能够富国强兵，“娼妓经济”功不可没。

有文字记载，作为妓女业的祖师爷、娼妓神、妓女的保护神、性产业化的鼻祖、齐国的相国管仲先生曾在繁华的都城临淄试点开了7家官办的“国家大妓院”，称为“女市”，其中每一市有“女闾”100人，共700人。

而在此之前，妓女一般以女奴的身份出现，在贵族地主家里陪吃，陪唱，陪睡，虽类似于现在起“三陪”作用的“二奶”“三奶”“N奶”，但身份地位卑下，称为“家妓”，盈利模式不高。

管仲的“国家大妓院”不但增加了国家税收——管仲置女市收男子的钱入国库，即后世所谓“花粉税”“花粉捐”，解决了大量女奴隶的就业问题，还吸引了爱金钱更爱美女的四方英雄来齐国发展。由此看来，作为中国设立“红灯区”第一人，管仲先生可谓妓女业的祖师爷、性产业化的鼻祖。

如今在很多国家，“性产业”早已从“秘而不宣”过渡到公开走上台面，甚至成为“新兴产业”。

以镜头记录日本色情业的美国摄影师Joan Sinclair，曾出书描述东京的色情俱乐部：“实在是太惊奇了。那里有火车俱乐部，你可以随便摸里面的任何一个女乘务员。还有假医院，在那里客人可以躺在床上接受没穿内裤的护士们的‘招待。还有‘性骚扰办公室，在那里男人们可以把丝袜从他们的女秘书身上扯下来。”

在亚洲，日本是当之无愧的最大AV制作出产国。英国《金融时报》估计，日本色情业的年营业额超过600亿欧元（约6507亿港元），美国人的评价则更简单直接：“日本在世界上有两张名片，一张是电子产品，另一张就是AV。”更有美国经济学家戏称，现在日本的色情行业足以让日本在未来50年内不爆发经济危机。

2002年德国颁行的新法允许妓女公开营销，“新兴产业”每年的收入达到了140亿欧元，贡献的税收是部分德国城市重要的财政来源。尽管随着经济衰退的加剧，各种服务的价格都在下降，整个红灯区也笼罩在低迷之中，但由娼妓引发出的经济生态学，颇值得回味。

位于德国法兰克福会展中心和机场附近、总占地5500平方米的豪华妓院，每天都能迎来多于200位慷慨的客人。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投资人就完全收回了成本。“每个走进来的男人都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一千零一夜》中的皇宫，600万欧元打造的奢华“闺房”。

“性产业”新版图与“荡妇”大游行

如果说传统意义上的“小姐”，大多是为了生存，处于性产业的初级阶段，那么，在当代性产业中，可以说性服务逐渐与高贵体面的上流聚会水乳交融，而不再是泾渭分明。

2013年的“海天盛筵”事件催生了一个词“绿茶婊”，该词的巧妙与犀利正在于：海天盛筵是高端商品交易会，它贡献GDP十数个亿，貌似人畜无害，其实野心和尺度比谁都大。主办方、商家和宾客都心知肚明，他们需要社交和娱乐。海天派对染上了鲜明的微时代的特色：万千屌丝网友参与互动，对上流奢靡生活口诛笔伐。可惜的是，批判的矛头还是转向了贬损起来更有快感的对象——女人。

此后，国民老公王思聪骂张子萱bonobo（这个词的中文意思是倭黑猩猩，据说这是一种高度混交的动物），再次引发了侮辱女性的“荡妇羞辱”大讨论。荡妇羞辱指对那些在性生活上放荡的女人的羞辱。由于一个13岁美国小女孩的努力，这个议题在美国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在当下社会中，最常见的荡妇羞辱集中在对女性出轨者、第三者、性工作者的辱骂上，因为这三者涉及到的性都是不“合法”、不道德的，它们是婚外的性、交易的性，不但破坏作为社会基础的婚姻制度，还会打击到公众对于传统道德的信心。于是正人君子们多认为必须严厉打击这类行为，迫使人们遵从传统的性道德规范。

在这种环境下，那些胆敢破坏既有规则、不受清规戒律约束的女性自然倒霉了。性工作者的处境则更为糟糕，就连著名女权主义者叶海燕，也因为客串过几天性工作者，就被同为草根出身的网络作家花千芳公然斥为十元鸡。

20世纪末，一场“性交易非罪化”的浪潮正在西方社会兴起，不少欧洲国家不同程度上宣布了卖淫非罪化。有学者提出这样的观点：尽管在当前的主流社会价值取向下，性交易被认为是一种赤裸裸的“罪恶”。但时空流转到公元前3世纪的古巴比伦王国，为供养神殿而进行性交易的女祭司，在当时“敬畏神灵”的社会价值取向下，却受到当时社会的尊敬和礼遇。由此可以看出，“罪恶”并不是来自性交易本身，而是来自人们自身的思维和看法，来自社会、文化与政治的建构。

几年前凤凰网曾针对新一代知识群体，发起了对性交易无罪化支持度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调查参与者中有超过70%的投票支持性交易无罪化。或许在未来人类社会，由于价值观念的根本转变，性交易也会被人们逐渐理解和接受。

与此同时，荡妇大游行（SLUT WALK）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兴起，许多女性穿着性感衣服，甚至裸露上身，出现在街头大声疾呼，呼吁社会各界尊重女性的自主权，阻止性暴力，结束性暴力文化，其中当然也包括对荡妇污名的抵制和反击。

无论如何，性，都需要管理，对于“性产业”这头怪兽，我们更多的应该去考虑如何直面并治理，而不是简单粗暴地举起性道德的大棒来打压其她女人，从中获取正义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