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渡：台湾史的侧颜，现代人的流浪

于写意

一个台湾农民家族一百年艰难奋斗的故事。以寻常农村生民的社会生活史，透视“台湾经济奇迹”背后台湾农村的生活图景和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困顿与艰辛。既是一曲告别“短工业化时代”的哀歌，也是一段中国人在现代化历程中的心灵漂泊。

它不仅是台湾历史的侧颜，还是大陆“短工业时代”的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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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从中间开始读这本书的。随手一翻，刚好是杨母的逃亡之夜。

这是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景象。在现代工商业的逼迫下，农民出身的父亲做生意失败，背负高利贷，晚上警察上门来逮捕妈妈。妈妈从后门逃出藏身水田，因为秧苗太短而只能像一只泥鳅，把自己往软泥里钻，以至于整个身体都是泥巴。望着黑暗无边的田埂路，不知道往哪里去逃。

那个夜晚之后，杨渡的眼前总是浮现出母亲在逃亡的水田里沾满泥泞的面容，那是他“决定命运的一瞬”。

这样的读法正好契合了杨渡写书的初衷。1993年，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做“1970年代忏情录”专题，邀请作家们回顾1970年代的生活。杨渡便是从母亲逃亡之夜写起，试图透视台湾农村向工业社会转型时期的剧痛。之后杨渡把专题前后延伸，最终成就了这样一篇凝视台湾一百年命运轨迹的自传体小说。台版书名为《水田里的妈妈》，入围2015台湾文学金典奖。

而三联书店的版本采用《一百年漂泊》之名，不仅暗喻台湾从殖民地到现代化的历史演变，也指涉如今的大陆，“几亿从农村漂泊而出的生命，辗转于返乡道途”。

“水田里的妈妈”和“一百年的漂泊”，则以互文互释的意象，对台湾，对大陆，对母亲，对故乡进行定义。

写作之始，杨渡便深知这不是一本家族史，要以私写作的形式呈现出一种公共意义。杨渡说：“我是透过父母亲的故事，去呈现台湾社会从农村转型到工业社会，再到商业社会的资本主义化历程。这给熟知国共斗争史，却不了解对岸社会演变和民间生活史的大陆读者，带来鲜活的全景式画面，是对台湾从1960年代末到1980年代中的极其压缩的“短工业化时代”的一个见证与一纸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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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妈妈还是入狱。杨渡探监不成失魂落魄地走在回乡的路上，想起了家境巨变后遭遇的各种嘴脸，突然生起了“乌托邦”的幻想，希望自己的将来能够做一个侠盗，建孤儿院、收容贫民……

同样是这一个父亲，在母亲因他入狱的日子里，得到酒家女阿月的照顾，竟然萌生了娶其做妾的念头，被母亲的一把菜刀断了念头。

也是这一个父亲，不甘心做农民的命运，要卖地建厂：“你们啊，憨女人！世界就要翻过来了，你们知不知道？再不抓住机会，难道要一辈子趴在田中央，做一只憨牛？”

也是这一个父亲，不甘心日本人的技术垄断，以自己小学的学历，四处请教，熬夜设计，从一个不知道热力学与流体力学的门外汉，突破局限，做出日本人都不愿意转让的专利技术。当他把自己做出的螺旋形铁管作为礼物送给日本人时，日本人的表情真是一种表情。

这样的父亲，才能跟儿子说出“终身职业之奋斗”，才能把“今不做，何时做。我不做，谁来做”贴在墙上。这样的父亲，才能解释台湾经济腾飞的民间因素。

在父亲从一个农民变身为锅炉厂厂主时，杨渡的家乡一家纺织厂同样在膨胀。这是台湾的70年代，是台湾开始转型成为典型的加工出口工业，年轻的劳动力是台湾经济的秘密，如同我们大陆起飞的“人口红利”。所以杨渡说：“用青春血肉筑成的经济奇迹”。

这样的青春血肉工厂伴随而来的自然是“河流有各种各样的颜色”。杨渡童年时期捕鱼捉虾的清溪到了八十年代已经成了臭水沟。“表面经济狂飙，外汇存底疾升，但生活品质却是不断沉沦”。直到90年代，因劳动力成本这些企业“公害输出”到大陆和东南亚，河流才慢慢恢复生机。起初只是开始长一点绿草，有肥大的不怕污染的吴郭鱼游来游去，但没有人敢吃，因为重金属污染。进入到21世纪，这条河溪因台风和大水而被一次次清洗，居然又有了新的小鱼小虾。

杨渡这样感叹：生命是个奇迹，一条溪流的生命就这样，死去，再慢慢复原起来，假以时日，我相信它可以恢复生机。

这其实也是正在进行短工业化时代的大陆人的哀痛和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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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最近的台湾大选，杨渡的叙述或会给我们理解台湾人的身份认同提供一个民间渠道。

杨渡的奶奶说：我出生是清朝人，生了儿子变成日本人，生了孙子变成中国人。

“二战”期间，杨渡的三叔公在上海帮日本人当翻译，战后死里逃生回到台湾，六叔公则是远赴南洋当军夫，而留在家乡的二叔公在美军空袭中被炸掉了一条腿。他的六叔公，终其一生都在向日本人讨薪水。但当国民党赴台后，这些乡野小民同样感叹：日本人虽然严苛，但有规矩啊。

但杨父的发达却是依靠自己磕磕巴巴的小学日语。杨父和姑姑之间，总是以日语名字相称。有时他们一起唱歌，会唱出童年的日本歌谣。

对于美国，他们同样纠结。二战后期，美军轰炸台湾，杨父天天躲警报，日据教育下的他甚至立志长大后要当神风特工队，射穿美国的航空母舰，为被轰炸的土地报仇。而随着国民党到来，美军又成了友人协防台湾。

对于国民党，他们亦情绪复杂。长达38年的恐怖时代以及“二二八”所带来的政治阴影，让杨渡这样描述“台湾的上空，有一种灰色的幽灵在漂浮。那是一种恐怖的感觉，也是一种惊疑的震慑”。家乡的空竹丸仔，因为参加读书会被抓走，同学被枪杀了，而他被关了几年放回家乡，只是再也不说话，垂着头，眼神空洞地在街道上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

在大的时代洪流和政治波涛中，小民如浮萍，身份定位失去依据。杨渡说，自90年代开始，台湾人忽然都像着了魔的郭靖，不断地自问：我是谁？我是谁啊？

但杨家的家族祠堂里，却一直供奉着一块唐山石。这是他的祖先因避祸远走台湾时为了平衡而放在扁担一端的石头。

这些构成了台湾人复杂族群的心理结构。

杨渡不止一次用“尤利西斯”来比喻父亲的一生，也许是描述了一百年来，台湾男性的一种生存状态——包括他父亲、三叔公，乃至自己——“我们这些移民的后代，其实更像是祖先从唐山流浪出来的时候，从路边捡起的那一块石头，在生存与打拼的扁担上，在流浪死生的旅途上，我们顽强滚动，磨蚀碰撞，漂泊四方。”

“在这个过程中，无论多么扭曲、多么变形，至少有些不变的人性，还是值得人去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