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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制度改革与乡村发展变迁

时间:2024-05-04

强海洋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启动实施,未来将会有更多关于“土地改革”的精彩故事在这片红色大地上演。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与1978年改革之初相比,我国的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回顾这40年取得的伟大成就,极为必要。作为改革的发源地,作为开启了中国40年波澜壮阔发展新篇章的广大农村,更是发生了前无古人的巨大变革,8亿多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在这场改革大潮中完全改变。

改革之前:发展停滞期

某种意义上,四十年的中国改革史,是一部浓缩的土地制度改革的发展史。

1978年以前,对于中国绝大多数农民来说,土地一直是他们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尤其对那些缺乏非农就业机会的农民而言,土地甚至是他们收入的唯一来源。

建国后到改革开放这一时期,我国农村一直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度;自1957年集体化的21年时间里,我国粮食、棉花的净征购增长仅分别为21%和48%,食油收购甚至出现了减少的现象,粮、油均由合作化开始时的净出口国变为净进口国,农民生产积极性严重不足。

有数据显示,到1978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133.57元,其中食品支出46.59元,占人均生活消费品支出的66.91%,以恩格尔系数衡量,农民处于绝对贫困状态。怎么吃饱肚子,已成为农民每天醒来面对的头等大事。

改革20年:快速上升期

《易》曰:“穷则变,变则通”。1978年冬,安徽省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秘密签订契约,决定将集体耕地承包到户,实行大包干,当此时,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与小岗村18户农民一样,充满了对未来奋斗的渴望和对前途未知的迷茫。

大包干极大的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第二年小岗村就实现了大丰收,第一次向国家交了公粮,还了贷款。此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命名的中国农村改革迅速蔓延全国,并拉开了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

1979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将“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改为“不许分田单干”的表述,使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看到了制度创新的希望,同年年底,全国包产到户的比重已经达到9%。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肯定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这意味着“双包”责任制的合法性得到了官方的正式认可。

1982年之后,中共中央历年一号文件多次强调,“农村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逐渐取代了旧有的集体统一生产和经营,成为了农村新的基本经营体制。与之相配套的是,土地承包期由1982年确定的5年,到1984年改为延长15年,直至1993年“11号文件”要求承包权在第一个15年承包期到期后继续延长30年的有关政策,稳定了农户对土地的预期。

政策最直观的表征是:粮食总产量由1978的3万吨增长到1998年的5.1万吨,年均增速达到了2.7%;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增长到1998年的2162.0元,年均增速达到了14.9%。

世纪之交:徘徊蓄势期

1998年,正值改革开放20周年。粮食产量的连年丰收,产生了短期供大于求的局面,同年召开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认为,中国农业已经进入总体平衡而结构性不足的时代,调整和优化农村经济结构成为农业工作的主旋律。一方面,农产品“卖难”现象相继涌现,政府有限的财力,使得保障粮食收购的压力加大,农民按保护价售粮后拿不到货款,打“白条”现象严重。另一方面,随着国家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大量优质农田被占用,加之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城乡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农村土地撂荒、粗放经营现象严重,农作物播种面积大幅下降,导致粮食产量大幅下降。

数据显示,农作物播种面积由1998年的23.36亿亩降至2003年的22.86亿亩,下降了4935万亩。此外,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经济作物产出收益明显高于粮食作物,农业结构调整中粮食播种面积明显降低,由1998年的17.1亿亩降至2003年的14.9亿亩,下降了2.2亿亩。中国粮食生产总量由1998年的5.1万吨下降到2003年的4.3万吨,年均下降速度为3.4%。与1998年相比,200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仅2622元,5年时间仅增加了460元,增速下滑了11%。

直面“三农”:恢复增长期

受前期粮食供求关系紧张以及中国粮食需求量持续增长的影响,农产品价格徘徊不前、农资价格节节攀升、粮食生产下滑、农民税负很重、基层干群矛盾日益突出的“三农问题”引发强烈的社会关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成为“三农问题”的真实写照。

在这个大的社会背景下,粮食生产重新得到了政府的重视,自2004年以来,中央连续15年的1号文件都集中在“三农”问题上,并在此期间先后出台了免除农业税、粮食直补、购买农机具补贴、良种补贴、稳定和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等一系列扶农支农政策,大大提高了农民种粮积极性,使得中国粮食生产呈现出持续稳定的增长态势。中国粮食总产量由2003年的4.3万吨增长到2017年的6.2万吨,年均增长速度为2.85%。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003年的2622元增长到2017年的13432元,年均增速达到了13.4%。

两个现象: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民

据有关部门统计,2011年中国的城镇化率首次突破了50%,意味着我国城镇人口超过了农村人口;2017年末中国城镇常住人口81347万人,城镇化率为58.52%。这说明,我国已由农业大国向新型城镇化大国稳步迈进。但应指出的是,2017年底,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2.35%,也就是说还有16个百分点的农民务工人员还不是完全的城镇居民,甚至还会回到农村去,这也为新时期乡村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

2015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中,非农的收入首次超过了家庭经营性收入,特别是工资性收入超过了农业经营收入,这意味着农民收入不再依靠地里“刨食”。从2017年收入构成来看,受农民工总量和工资水平双增长影响,工资性收入保持较快增长,达到5498元,比重超过四成,增收贡献率达到44.5%;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创业创新拓展了农民增收空间,带动经营净收入增速达到6%;民生持续改善、扶贫力度持续加大,转移净收入增速达到11.8%;土地流转收租金、要素入股分红等模式不断推广,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红利不断释放,财产净收入增加到303元,增收贡献率提高0.8个百分点。

土涵万物,地养千祥,有限的土地孕育着无限的希望。按当年价现行农村贫困标准衡量,1978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规模7.7亿人,贫困发生率为97.5%;2017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3046万人,贫困发生率3.1%。我坚信,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启动实施,未来将会有更多关于“土地改革”的精彩故事在这片红色大地上演。

(作者系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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