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大规律”看西柏坡精神内涵表述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不仅需要从客观上分析原因，还需要从主观上寻找答案。回顾百年党史，我们党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非常重视改造主观世界，重视精神世界建设并发挥精神的作用。因此，我们常常说，伟大的事业孕育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推进伟大的事业。

西柏坡时期是我们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走向城市、由革命战争走向和平建设的转折时期。在这一转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战胜困难、夺取胜利、迎接解放，形成了以“两个务必”为核心的西柏坡精神。在研究和讲授西柏坡精神这30年的时间里，我对西柏坡精神的认识也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近两年来，我经过认真学习思考，认为西柏坡精神的内涵应表述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进取精神；依靠群众、团结统一的民主精神；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赶考精神。这种表述方式不仅体现了“三大规律”这条主线，而且突出了西柏坡时期的历史特点。其语言简洁明快、逻辑清晰、易于理解，便于为广大人民群众记忆、传颂，从而使西柏坡精神走出书斋，变为人民群众的精神力量。

中铁党校副校长、西柏坡纪念馆原副馆长李庆安在座谈会上发言。

2002年，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我们党明确提出了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这“三大规律”。纵观党的十六大至二十大的报告，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的每一次丰富和发展，都伴随着对“三大规律”认识的深化。联系起来审视，可以发现：革命实践孕育革命精神，而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革命实践。理论为实践提供指引，而理论自身的形成又源自对规律的探索。“三大规律”名称的确定和概念的提出，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对“三大规律”的认识和探索进入了体系化思考、系统性推进的阶段，是规律探索由“自在”向“自为”的进阶。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中国共产党对“三大规律”的探索在2002年才开始起步，而应该运用“三大规律”提供的思路向后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国共产党奋斗史，向前继续深化对规律的认识，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西柏坡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破坏旧世界”的终点，也是“建设新世界”的起点，是社会主义道路与新民主主义道路的历史交汇期。在这个时间断面，系统探索“三大规律”的历史条件、历史时机恰好成熟。这个时期，时代给中国共产党人出了三道与“三大规律”相对应的历史性课题：

其一，能否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敢于不失时机地发起战略决战，实现《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共产党人最近的目的“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实现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其二，能否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找到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政策策略和依靠力量？

其三，能否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既巩固党的团结统一，又能经受住胜利后的考验？

中国共产党人围绕“三大规律”进行探索，很好地解答了这三道历史性课题，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制度成果和实践成果。这些成果反映在精神层面则表现为西柏坡精神，可以与“三大规律”一一对应地概括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进取精神，依靠群众、团结统一的民主精神，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赶考精神。

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看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进取精神

1948年7月，国民党总兵力365万人，人民解放军总兵力280万人，双方兵力之比1.3：1。我们党通过对敌我双方战争因素的全面分析，抓住了战争趋势正朝着有利于我方而不利于敌方发展的大好时机，适时而果断地与国民党进行了战略决战，并成功取得三大战役的胜利。面对“划江而治”的声音和蒋介石假和谈的阴谋，毛泽东同志指出，“将革命进行到底”“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正是这种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进取精神，使我们避免了“半途而废、划江而治”的半截子革命。分析进取精神产生的深层机理，我们应该看到：進取不是盲目蛮干，斗争不是匹夫之勇。之所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源于共产党人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解，坚定“必是赤旗的世界”的信心；源于唯物史观指导下对人的自为性、目的性和超越性的深刻洞察，形成了“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历史”的自觉；源于对世界潮流和条件机遇的深刻把握，果断地抓住“时”与“势”。

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看依靠群众、团结统一的民主精神

古代中国，国家大事取决于帝王为首的贵族、官僚体系，人民只能是沉默的甚至任人宰割的羔羊。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国民党的“党天下”意识，将其他政党和人民均排斥在政权之外。而中国共产党认为革命和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1947年通过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让农民“耕者有其田”，在广大解放区实现了民主选举。1948年劳动节前夕，发出“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948年6月，召开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华北人民政府，使人民有了自己的代表机构。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中得以正式确认。分析民主精神产生的深层机理，我们应当看到：依靠群众、团结统一不是一种自说自话的唱高调，不是与国民党“争夺天下”的权宜之计，而是基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基本原理，在革命即将胜利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建设社会主义依靠谁、为了谁”的理性思考，是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阶段性成果在精神层面的凝练表达。

从共产党执政规律看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赶考精神

与西方议会政党通过选举方式获取执政合法性不同，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最大合法性。西柏坡时期，在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时，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昨天的成功并不代表今后能永远成功，过去的辉煌并不意味着未来可以永远辉煌。毛泽东同志预见到革命胜利后“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的问题，他告诫全党务必谦虚谨慎、务必艰苦奋斗。为了防止“糖衣炮弹”的腐蚀、防止为个人歌功颂德，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作出了六条规定：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从西柏坡移驻北京，毛泽东同志喻此为进京“赶考”，提出“我们决不做李自成”。他用“进京赶考”作比喻，意在叮嘱全党，新的形势和严峻的建设任务摆在全党面前，要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红色政权根基永固。分析赶考精神产生的深层机理，我们应当看到：谦虚精神、艰苦奋斗是党在即将获取全国政权时，对“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问题的思考，其思考成果在理论贡献上充实了毛泽东建党思想，在制度供给上形成了“两个务必”“六条规定”，在精神形态上则表达为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赶考精神。

源自伟大建党精神的西柏坡精神，总体而言，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进取精神源自共产党人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自信自觉；依靠群众、团结统一的民主精神源自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特别是建设社会主义为了谁、依靠谁的理性思考；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赶考精神，则是关于共产党执政规律早期探索成果在精神形态上的生动表达。三组精神对应“三大规律”，可以完整而系统地表述西柏坡精神的内涵。

（作者为中铁党校副校长、西柏坡纪念馆原副馆长，本文为作者在“弘扬光荣传统  赓续红色血脉——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研究与传播”座谈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