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春：比起“网红”更想做公众科学家

操秀英

许多人会好奇：郑永春的科普热情到底来自哪里？也许，答案就像他曾经说过的一句最简单的话：“有人想知道，我就要讲。”因为这份热情，5月份，美国天文学会行星科学分会宣布，将今年的卡尔·萨根奖授予郑永春，以奖励他“不知疲倦地向中国大众进行行星科学方面的科普，并向西方世界展示中国科学”。

中科院国家天文台行星科学家郑永春的行程没有因大雨而改变。

7月20日，在机场等了9个多小时后，他终于坐上了去山东威海的航班。21日，他要参加中国天文学会第五届青年天文论坛并作关于冥王星的报告，晚上，他要给山东大学的学生作一场题为“人类走向深空”的报告。

“历时12小时如此执着参会的原因：一是我是中国天文学会青年天文论坛的创始人之一，连续四年参会了，今年是第五年，希望继续保持；二是明天下午五点在青年天文论坛要讲冥王星的报告；三是明天晚上主动要求给山东大学的大学生们讲月球和火星的科普报告。”他在朋友圈里这样写道。

许多人会好奇：他的热情到底来自哪里？也许，答案就像他曾经说过的一句最简单的话：“有人想知道，我就要讲。”

因为这份热情，5月份，美国天文学会行星科学分会宣布，将今年的卡尔·萨根奖授予郑永春，以奖励他“不知疲倦地向中国大众进行行星科学方面的科普，并向西方世界展示中国科学”。

卡尔·萨根是著名的行星科学家和科普作家，以其名字命名的卡尔·萨根奖主要授予那些在公众传播方面有杰出贡献的一线科学家。郑永春成为首获此奖的中国人。

点燃青少年的科学梦想是最满足的事

如今将太空故事讲得深入浅出的郑永春原本学的是环境保护专业，后来才转向行星科学，从事行星地质和环境的研究，并参与了嫦娥探月工程、深空探测等重大科研项目。

2000年，郑永春考上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的硕士生。开学不久，老院士欧阳自远请新生吃饭，向他们描述一个遥远的领域—月球研究，并提出，希望这些年轻人未来能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那时候，月球研究甚至比现在北京大学的古生物专业更冷门，毕业后去哪里就业呢？出于现实考虑，师兄弟们都没有接招。但听着欧阳自远院士的话，之前因为“没地方就业”才读研的郑永春却被点燃了热情，“我突然觉得这个事儿靠谱，我太想做这个事情了”。

彼时，当欧阳院士问“谁愿意做月球”的时候，两桌子人，20多个研究生，只有他一个人举了手。2015年，他在一场演讲中回忆当时的心情：“中国人一定会上月球的。”

“人生最大的快乐在于，你的兴趣就是你的工作。”如今的郑永春，常常这样感慨着庆幸自己当年的决定。

自己将来会不会有一天也能像欧阳院士那样点燃其他人心中的梦想？郑永春有点期待。“如果你的科普报告能将孩子们内心深处对太空和科学的兴趣点燃，他们中的有些人将来甚至会选择以此为职业。”他说，“这是多么有成就感的事情。”

全身每个细胞都为科学传播站台

“相当部分的中小学教师对科学不感兴趣，作为中小学教育指挥棒的中考、高考，出题没有科学家参与，中小学教材的编写也没有科学家参与，绝大部分中小学还没有开设科学教育课，青少年在上大学之前基本没有见过科学家。在这种情况下，谁将成为未来一代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如何建设科技强国和创新型国家？”如今，回顾几年来的科普之路，郑永春对科普的重要性有了更深的认识，也更意识到这件事的重要意义。

在前几天的一次采访中，他给记者讲了一件事。第二天，他又在微信群里谈了自己对这件事的看法。

“前天晚上校友聚会，我做了一个简单的随机调查。我的校友中有很多中小学教师，其中有些还是中小学教育管理者。调查结果很有意思。我展示的冥王星全景照片（有那颗萌萌“爱心”平原的典型照片），5位老师都没有认出来，认为可能是一种矿石；太阳系八大行星的图片，5位老师只认出地球。老师们很认真地问我，知道这些有什么用？她们希望我先说服她们，然后她们才能去说服学生。我用了半小时说明了太空探索的重要性，她们基本赞同太空探索确实是有用的。”郑永春说，由此看来，中国的教育系统太需要加强科普了。

正因如此，他不掩饰想成为明星科学家的愿望。前几天，在中科院物理所的9楼楼道尽头一个小小内部咖啡馆—科学咖啡馆里，他一开场又语出惊人：“我要当网红。”接着他自嘲了两句口号：“信春哥，不挂科。”“信春哥，得永生。”

“其实科研圈里的同行不太喜欢‘网红这个词，因为‘红只能一时，而我希望做长远的事情，树立一个有影响力的科普品牌，我更喜欢公众科学家这个词。”郑永春说。

为此，他一直在努力。郑永春的朋友圈每天至少刷新4条动态，全是最近自己发表或者关注的科学相关文章。他还参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腾讯、新浪、果壳等电台和网站的科普节目录制。这个接近不惑之年的男人时刻被使命感驱使，仿佛要动员全身每个细胞为科学传播站台。

他乐于用“春哥”头衔拉近与青少年的心理距离，使中小学生愿意看他的科普作品，既能学习好不挂科，又有好奇心热爱科学。他会为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量身定做科普形式和内容。

“前些日子，我甚至给北京小学的一年级孩子讲24节气及其背后的天文原理，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生性好动，一般只能坐得住半个小时。但由于讲解之前针对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特别做了些设计，所以一个半小时里，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这让郑永春很高兴。

获卡尔·萨根奖之后，科普讲座和写文章的邀约变得多了，郑永春一般都不会拒绝，他把这当成一种责任。日前，他的科普著作《飞越冥王星》已经出版。

真正热爱一件事，就不太会在意别人评价

郑永春清楚地感觉到，卡尔·萨根奖给自己带来的压力并不小于荣誉。事实上，当年的卡尔·萨根也曾面临过类似的指责：科普做得风生水起，科研的影响远难相及，合适吗？

“科学家做科普是不务正业吗？”有人干脆直接在微信里问他。

“许多科学家都认为科研是本职，而科普不是，您怎么看？”面对记者提出的尖锐问题，郑永春说：“这话没错，确实是这样。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科学家都来做科普，这不现实也不可能，但对于科学家群体而言，科普是科学家的天然使命，是责任和义务。”

虽然此次采访中，郑永春表示他并未曾因热衷科普而受非议，“多数科学家们都很支持科普，公众也很欢迎科普”。

但事实上，他也曾不止一次地对媒体表示，也有一些科学家虽然口头上说科学传播重要，但仍然认为科普是小儿科，内心深处仍是不屑的。科学家和部分公众也认为科学家应该专心做科研，做科学传播势必会分散做科研的精力，有些不务正业。

“当你真正热爱一件事的时候，你就不太会在意别人的评价，只会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我现在应该是达到这个境界了。”他笑着说。

但无论如何，他希望中国能涌现更多公众科学家。在国外，优秀科学家往往也是热心科学传播的领导者，例如，《暗淡蓝点》的作者、太空探索领域的卡尔·萨根，《星际穿越》的作者、天体物理领域的基普·索恩，《时间简史》的作者、著名天文学家霍金等等。“公众理解科学，科学才能得到更多的支持；科普在公共生活中的缺位，将阻碍科学的发展。” 郑永春说。

“其实，每一个领域都应该有一些公眾科学家，当社会出现热点和突发事件时，发出独立、专业的声音，使整个社会更加理性、平和。我希望通过自身的率先实践，吸引更多有兴趣、有能力的科学家做科普。”郑永春最后说。

（本文转自《科技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