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关于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研究综述

金鑫

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实行政党政治。政党不仅主导一国内政，而且也影响一国外交，并通过外交政策的传感作用牵动着国际政治。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随着以政党为主体的非政府性外交活动的大量涌现和日益活跃，中国共产党同世界上各类型政党的交往也日益频繁。伴随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并潜心研究中国特色的政党外交。笔者拟对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研究现状做一综述，旨在对今后学术界的研究提供一些帮助。

研究的总体情况

关于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历史、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与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近年来，国内外关于政党外交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研究逐渐升温，刊发了不少研究成果，其中不乏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从专著来看，在20世纪，尽管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已开展了近八十年，但专门介绍政党外交及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理论的专著非常少，对于政党外交的介绍只是散落在一些国际关系图书关于外交类型介绍的相关章节中。在这些专著中，政党外交作为众多外交类型的一种形式，作者会对其做一些最基本的概貌性介绍，使读者只有最基本的概念接触，而没有更深入的理论了解。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陆续出版了几本专门描述政党外交和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著作，如许月梅著的《建国后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理论研究》、朱良著的《对外工作回忆与思考》、吴兴唐著的《政党外交与国际关系》、舒新著的《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理论与实践》、杜艳华等著《中国共产党对外党际交流史鉴》，这些著作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其中，代表国内最高研究水平的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家瑞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90年》一书，该书全面回顾了中共90年对外交往历程，系统展示党的对外工作在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等不同历史时期所取得的成就，深刻总结90年来中共对外工作的经验和规律，是国内首部系统介绍中共对外交往90年理论与实践的专著。

从学术论文来看，中国知网的数据显示，自1979—2015年1月以来，以“政党外交”为题名的文章共检索到136篇，以“党际交往”为题名的文章共检索到124篇，以“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为题名的文章共检索到107篇，以“党的对外工作”为题名的文章共检索到129篇。在这些文章中，硕士论文11篇，博士论文4篇。对于这些文章，从年份上来分，大多集中在2000年以后。2000年以前，每年发表的相关文章不到10篇。

与国内研究情况相类似，在20世纪，国外对于政党外交及中共对外交往进行专门研究的成果很少，但也有一些成果涉及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的历史侧面和片段，主要刊载在国外一些有关中共党史、国际共运的专著以及重要人物传记和当事人的工作回忆录中。近年来，国外专门论述中共对外交往的文章逐渐增多。如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教授沈大伟写了题为《中国的“静悄悄外交”：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文章，重点介绍了中联部的角色、历史沿革、组织结构和活动。《Cold War Studies》杂志发表专文《早期卡斯特罗时代的中国与古巴的关系》，论述古巴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China Quarterly》杂志专文论述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关系。《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杂志也有专文描写邓小平时代中国共产党与东南亚共产党的关系。当然，国外有些成果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带有比较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和政治偏见，其中也有一些是不可忽视的真知灼见和一些从不同角度提供的国内见不到的历史资料。

研究的重点问题

一、关于政党外交的基础理论研究

一般来说，研究任何一个课题，都必须对特定的研究对象进行基础理论研究。学术界从历史和理论层面，对政党外交的形成和发展进行了研究。研究内容包括：政党外交的概念界定、政党外交开展的背景、政党外交的作用、政党外交的中国特色等。

（一）关于政党外交的概念界定。国内学术界主要有三种看法：一是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政党外交，认为只要是主权国家合法政党之间开展的国际交流、对话与合作，就可算作政黨外交。二是特定意义上的政党外交，主要指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各种类型的政党进行交往、合作的政治行为。三是严格意义上的政党外交，认为政党外交是由主权国家的执政党所开展的，针对其他主权国家的政党（包括执政党、参政党、在野党）或者国际政党组织，目标在于交流思想、沟通政策和开展合作的活动的总和。按照狭义的概念界定，政党外交的主体是各国的执政党，非执政党开展的对外交往活动不能看作是政党外交，仅仅是政党之间的对外联络和国际交流，只有执政党开展的对外交流才具有外交的意义，因为执政党的政治意志对于国家意志有着直接的影响，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外交政策的规划与实施。从狭义的角度理解，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前开展的对外交往，不能称之为政党外交。只有在1949年成为执政党后开展的对外交往才能被称为政党外交。

（二）关于政党外交兴起的背景。学术界普遍认为，催生政党外交形成和发展的因素多种多样，包括国际、国家、政党以及政党领袖等层面的因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推进政党外交发展的原因也有所不同。总结专家们的观点，政党外交日益勃兴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政党政治的普及为政党外交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前提条件;世界相互依赖的扩展和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为政党外交的兴起提供了广阔的国际背景;世界范围内市民社会的发展和民主意识的凸显提供了政党外交的必要条件;政党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则是政党外交发展的内在动力。

（三）关于政党外交的功能和作用。学者们大多认为，政党外交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政党外交有助于奠定国家关系的基础。二是政党外交能够弥补政府外交的缺位。三是政党外交能够树立党和国家良好的国际形象。四是政党外交能够推动党的自身建设。

（四）关于政党外交的中国特色。学者们认为，与其他形式的外交比较，中国特色的“政党外交”有以下突出特点：一是注重从国家总体外交出发，将政党交往工作渗透到国家外交的具体实践中。二是将政党外交置于党的事业中，不断提高党的对外工作的目的性和实效性。三是注重在坚持党际交往四项原则基础上，超越意识形态，推动不同文明、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四是注重发挥政党外交在提升中共良好国际形象和国家软实力、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中的独特作用。也有学者总结了中共对外交往的五大特色，即交往对象的开放性、交往原则的平等性、交往内涵的务实性、交往效果的前瞻性、交往形式的灵活性。中联部有关学者撰文认为，中共对外交往具有高层次交往、预防性外交、前瞻性调研、战略性对话、基础性工作等五大特点和优势。

二、关于中共几代领导人党际交往思想的研究

中共几代领导人党际交往的思想和实践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发表了大量的相关文章。如陈立中的《中苏论战期间毛泽东党际关系原则论析》、许屹山的《建国后毛泽东党际关系理论及实践》、王明华的《邓小平党际关系思探析》、谢增寿的《邓小平对党际关系理论的历史贡献》、曹天禄的《邓小平新型党际关系思想探析》、鲁娜的《邓小平关于党际关系的新思路》、刘小燕的《邓小平江泽民党际关系思想之比较》、余仕勇的《论江泽民的新型政党外交观》等。这方面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对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对党际关系理论的历史贡献，也有为数不多的文章专门论及周恩来、刘少奇、王稼祥、耿飚等对党际关系理论发展的贡献，如徐行的《周恩来的党际关系思想及其当代启示》、戴秉国的《试论刘少奇党际关系思想与实践》、许凤林的《王稼祥的党际外交思想述论》、王家瑞的《耿飚同志为发展党的对外工作作出重要贡献》等。

关于毛泽东的党际关系思想，有学者认为，毛泽东的相关思想主要体现在：一是坚持独立自主的党际交往原则;二是强调党与党之间要相互尊重和平等相处;三是主张党与党之间要彼此谅解和互利互让。四是认为党与党之间要团结协商和求同存异。关于邓小平的党际关系思想，有学者认为，其贡献在：一是提出处理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二是倡导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一切向前看;三是主张超越意识形态发展党际和国家关系。四是强调发展党际关系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关于江泽民的党际关系思想，有学者认为，其贡献在：一是坚持党际交往四项原则不动摇;二是主张开展全方位的党际交往;三是强调通过党际交往促进多领域合作。关于胡锦涛的党际关系思想，有学者认为，其贡献主要有四：一是提出党的对外工作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主张党际交往服务于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三是强调为推进党的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四是倡导党际交往要致力于树立党的良好国际形象。

三、关于中共对外交往的原则、经验、规律等宏观问题的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文章比较多。在交往原则方面，主要有“四原则说”，如李宏在《论政党外交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一文中提出，政党外交应遵循四大原则：尊重并遵守当代国家外交的基本原则、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超越意识形态的原则和互利共赢的原则。在交往经验方面，主要有“五经验说”，如余科杰在《论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基本经验》中总结了中共对外交往的五条经验，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党际关系理论与党和国家的具体实际以及时代特征相结合，用中国特色的党际关系理论和政党外交思想指导实践;区分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使党际关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关系，以国家利益作为党际交往的最高准则;既坚持党际关系四项原则，也坚持国家关系中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超越、淡化意识形态，并不是放弃意识形态追求，而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意识形态利益;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在交往的规律方面，主要有“四规律说”：党的对外工作必须坚持科学的指导思想、必须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世界发展大势、必须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必须遵循正确的党际关系原则。此类研究，总体上比较宏观、笼统、宽泛。

四、关于中共与地区和有关重要国家的党际关系研究

中国共产党与地区和重要国家的政党关系是近年来政党外交研究的新领域，集中刊发了不少成果。主要成果有吴志成、王天韵的《中国共产党对欧交往的历史回顾与思考》，王翠文的《中国共产党对拉丁美洲交往的历史进程及启示》，张睿壮、刘丰的《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年来的对美交往》，高雅的《中国共产党与阿拉伯国家政党外交研究》等。此类论文既回顾了中共对相关地区和国家交往的数十年历程，又得出了几点深刻的启示，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但缺憾是目前这方面的成果只研究了中国共产党与部分地区和国家的政党交往，对于中国共产党与东南亚、非洲等地区的政党交往，囿于资料所限，国内很少有公开成果出现。

五、关于新时期政党外交面临的机遇、挑战和目标任务的研究

综合学者们的观点，在新时期，中共对外交往主要有三方面机遇：一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为中共对外交往提供了难得机遇。二是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政党国际组织影响上升为中国对外交往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三是政党在各国政治生活中的影响日益增大、重要性持续上升，为中共开展对外交往提供了有利条件。关于中共对外交往的制约因素，学者们认为，主要有二：一是意识形态差异分歧以及认知偏差仍是制约中共开展政党外交的重要因素;二是部分政党组织结构松散、政党经费拮据是制约一些外国政党与中共开展交往的重要因素。关于新时期中共对外交往的目标和任务，学者们认为主要有三方面内容：一是积极主动为国家总体外交服务。通过建立和发展新型党际关系，促进和巩固国家关系，积极支持和配合我总体外交在国际舞台的斗争。二是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通过政党渠道，促进对外经济技术的交流和合作。三是为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服务。通过加强与世界各国政党在治国理政经验方面的交流，提高中共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近年来，学者们的研究重点除了聚焦在以上五大领域外，也有学者开始从党的建设的角度、从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高度研究政党外交，如王少华的《政党外交与执政能力建设》、吴兴唐的《中国特色政党外交与党的事业发展同行》等文章，从政党外交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角度，对政党外交的定位进行了研究。刘明的《政党外交与国家软实力提升》一文，通过对近年来中国共产党重要对外交往活动的考察分析，总结中共对外交往在国家软实力提升中的功能以及需要注意的相关问题，该文从软实力的视角对政党外交的作用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研究不足与展望

在新时期，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上升，越来越多国家的政党希望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和中国共产党，越来越多的外国政党把同中国共产党开展交往作为发展对华关系的重要途径，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与蓬勃发展的政党外交实践相比，尽管近年来国内外关于中共对外交往的研究成果日益增多，但仍存在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的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党外交的进一步发展。总体上看，目前对于政党外交和中共对外交往的理论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和零散状态，尽管有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

一是从时间上看，国内学术界对政党外交的研究起步较晚。政党外交研究是一个新课题，2000年以前涉及政党外交的内容主要散见于报纸刊发的中联部的对外工作总结，2000年以后社会上以论文形式发表的研究中国共产党党际关系或政党外交的文章才逐渐增多。

二是从内容上看，理论研究欠缺，还没有形成比较成熟的政党外交理论。从目前的著作、期刊文章的内容来看，大多数学者注重对中国政党外交的历史演进、方针原则的宏观研究，鲜有文章从国际机制理论、全球治理理论、多轨外交理论等层面分析政党外交的形成、作用和影响。

三是从方法上看，目前的研究方法相对单一。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是一个综合性较强的研究领域，既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党史、党建理论，又包括外交理论，还涉及国际关系领域，具有多學科交叉的特点，因而需要进行综合性的交叉研究。但从目前研究现状看，研究方法比较简单，关于政党对外交往的意义和作用等宏观问题的研究居多，小中见大的案例性、实证性研究颇少。

新时期政党外交的研究方向

为适应政党外交蓬勃发展的新形势，国内学者应紧跟时代步伐，加强对政党外交的研究，积极为新时期开拓政党外交工作新局面建言献策，提供厚实的理论支撑。今后学术界的研究应侧重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要深化对政党外交理论的研究。理论指导实践，理论研究的成熟对政党外交的实践将会产生重要的指导作用。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发展不是孤立的活动，它是国际政治中日益活跃的政党活动中的一部分，也是不同类型的政党相互影响、取长补短、共同发展的结果。它映射的是政党政治普及、外交方式多样化及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趋势。对于政党外交和中共对外交往的研究，应突破一国、一党的局限，而应联系整个世界政党政治的变迁来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应跳出传统的经验主义的研究藩篱，注重多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实现研究方法的创新。具体来说，对于政党外交基础理论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对于政党政治与国际政治、党际关系与国际关系、政党外交与总体外交的辩证关系的研究尚有待深入。未来的政党外交研究，不仅可以从外交学、国际关系学着手，还可以从国际制度、全球治理、博弈论等多种国际关系理论切入。对于区域和跨区域层面的多边政党交流活动、地区性政党的国际活动等，学术界还可以从地区主义理论、地缘政治理论等多个角度进行分析研究。

二是要拓宽政党外交研究的领域。学术界对中共对外交往进行研究，除了研究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历程、战略、原则外，还要研究国外政党和政党组织开展对外交往的举措经验和参与外交决策的权重影响，尤其要研究欧洲议会几大党团的运作体制及其对华决策过程，研究四大国际性政党组织开展多边交往的相关情况。国内学者擅长关于政党外交的宏观战略性问题的研究，对于案例研究、微观领域研究重视不够，今后学术界应加强微观领域的研究，如政党财务、政党外交与其他外交形式的关系、政党外交的决策程序和运行机制、中共与国外某个具体政党交往是如何影响和推动一国政府外交的、中共与国际和地区不同类型政党交往情况、中共与某个国家、某个政党的交往情况等，均应纳入研究的视野。只有这样，我们的研究才能更加立体、多元，才能为当下和今后的政党外交发展提供充足的理论滋养。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3BGJ005）]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苏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