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民负责

王备

马丁·路德金曾说过：“一个国家的繁荣，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在于人们所受的教育。”这是一位政治家的教育远见，教育的重要性和关键性可见一斑。作为教师—职业的教育工作者（可类比美国的职业篮球运动员），心中的美好教育，自然应有更加清晰、具体的考量。

对人民负责，这便是我心中的美好教育。

对人民负责，首先是让人民满意。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要尽力满足民众对优质教育的渴望，要积极主动地汇聚民间智慧，让广大的民众成为教育的参与者、建议者、批评者、监督者。

对人民负责，某种意义上又是超越了“让人民满意”这一视界的，因为我们是职业教育工作者，我们理应在教育领域有更加科学、本质的理解，有更加专业、前瞻的建议，也应有更加直接、果敢的担当，简言之，我们在教育领域，还应发挥对民众的引领作用。

对人民负责，意味着要对孩子的现在和未来负责。因为儿童是未来的公民，也是当下民众最为关切的话题。

对孩子的现在负责，需要我们有儿童立场，给儿童一个幸福的童年。何为儿童立场？我心中的美好教育，应该秉持这样的儿童立场：首先，“儿童就是儿童”，儿童是完整人生中一段必须的存在，作为教育工作者，应努力让儿童过好现在—童年，对童言、童趣、童心、童真给予欣赏与保护。其次，儿童优先，作为民族未来的儿童和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儿童，应该成为教育工作者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对孩子的将来负责，需要我们有发展的眼光。儿童终将长大并且融入社会，我们除了捍卫儿童现在的幸福，也应该为儿童将来的幸福准备点什么？当然不是分数，更不是金钱、房产，我心中的美好教育，至少应为儿童的将来准备如下礼物：强健的体魄、正直的心灵、学习的能力、生活与艺术的情趣等，因此，让儿童在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有营养、有阳光、有锻炼的机会和习惯、有生长的时空，这样，儿童将来才会拥有强健的体魄，才会有革命的本钱;对待儿童的心灵发育，我们绝不能听之任之，更不能只是蹲下来放低身姿，甚至自我矮化，而应站起来挺直身段，理直气壮地放大人性中的“善”，把“恶”扼杀在摇篮中，从而引领孩子走向道德高地，这样的儿童，将来才会有健全而伟岸的人格。为了一点琐事，复旦大学的高材生对舍友“下毒”，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学子对伙伴痛下杀手，再追溯前几年清华、北大的一系列学生事件，我们的学生人格教育问题确实应该反思;儿童的学习能力，则不能异化为把“分数”作为唯一参考，更不能使儿童沦为做习题的机器。生活和艺术的情趣，需要儿童在儿童时代就重视培养沟通合作能力，培养责任、感恩意识，更需要培养艺术素养。关于艺术，许多民众存在认识和态度上的误差，许多家长是为了升学（自主招生特长加分）让孩子去学习艺术的，这固然可以成为学习艺术的客观原因，但绝不是本质原因。艺术教育能给学生带来多方面的益处：数学、阅读、认知能力、批判性思维、口语技能以及学习动力、专注力、自信心、团队合作能力等，几乎和我们对教育的所有期望都有关系，以音乐为例，当孩子们投入地读谱、唱歌、演奏时，他们在动用他们的全身，他们的大脑在建立联结，并使学习获得了丰富性。难怪康奈尔大学的校长认为，艺术教育不是装饰品，而是必需品;著名学者霍恩更是认为，教育的目的有三：为孩子的就业谋生做准备，为孩子们成为公民做准备，还要把孩子们培养成为有深层次审美能力的人。

对人民负责，也意味着要对教育生态负责。因为良好的教育生态，有利于形成良性循环，并超越当下，为教育的永续发展奠定基础，为人民的持续幸福注入核心元素。和大自然一样，构建良好的教育生态既有共性规律，也有个性规律。

孙中山先生的社会理想生态是“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我的教育理想生态是“教者有其心，学者有其用”。有其心，即有立场、有爱心，立场问题前面已谈及，爱心问题也是老生常谈，我们只需向陶行知先生学习，“爱满天下”，爱孩子、爱青年、爱朋友、爱人民、爱真理、爱民主、爱科学、爱一刀新的创造;爱诗、爱美、爱真、爱善、爱那最进步、最有前途、最光明的一切……，我们如能做到陶先生的几分之一，也是对教育生态的贡献。有其用，即学到有用的知识、能力、情感、态度;不仅现在有用，将来也有用;不仅体现为实用，也体现为“貌似无用，实则有大用”，如文学诵读、艺术歌唱，大多数人不会以此谋生，是否大多数人就不需要学呢？有用还要体现为有用武之地，社会既要让每一个饱学之士、能工巧匠有发挥和工作的舞台，也要容忍、欣赏“貌似无用”的文人骚客，要让真正的诗人、作家、艺术家活得潇洒，而不是逼他们为了五斗米去折腰，为了金钱去媚俗。

当然，“社会尊师重教，教师回报社会”是理想教育生态的外在表现;孔子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也是理想教育生态中不可或缺的组成，并且我期盼她不仅仅是用于点缀的红花，而真正成为润泽生命、滋养心灵、舒展个性的雨露与阳光。

对人民负责，还意味着要对民族未来的负责。只有中华民族完成伟大复兴，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全体人民（包括我们教育工作者）才会有最大程度的幸福感。中国近代力学之父、杰出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钱伟长先生是我们无锡人民的骄傲，他在中学时，和他的叔叔钱穆一样，是文史出色、数理化一塌糊涂，高考时以中文和历史两科各得满分、数理化三科总分才20分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不知现在的清华能不能、敢不敢收这样的学生），按照钱伟长的天赋和当时的意愿，如果沿着国学之路发展，极有可能和他叔叔钱穆一样，成为国学大师，但他最后居然成为了著名的物理学家。为什么？因为他考入大学的1931年，爆发了“九·一八”事变，钱伟长决定要转学物理系以振兴中国的军力，并掷地有声：“我没有专业，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物理学家和国学大师没有可比性，不存在孰轻孰重的问题，但在当时的情境下，钱伟长为祖国需要而更改专业，并刻苦努力，终成大器，体现了“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精神。我们教育工作者理应追求这样的境界，并为之殚精竭虑，恪尽职守，以自己的懿行影响学生。

当然，有些时候，教育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们甚至什么也“负责”不了，但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追求，也应有这样的情怀：“付出一点就想马上有回报的人只适合做钟点工，能耐心等待3—5年的是投资家，能耐心等待10—20年的是企业家，能耐心等待50—100年的是教育家”，百年以后，我们已看不到这个世界，但如能让这个世界看见我们呢？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