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诵芬、王大中：“科技创新是我们的爱国方式”

本刊综合

11月3日，202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获得202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顾诵芬院士（右）和清华大学王大中院士（左）颁奖。（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11月3日，202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获得202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顾诵芬院士和清华大学王大中院士颁发奖章、证书。

顾诵芬：蓝天寄深情  为国铸“战鹰”

从无到有，他主持建立我国飞机设计体系，推动我国航空工业体系建设;无私忘我，作为我国飞机空气动力设计奠基人，他始终致力于推动中国航空科技事业的发展;年逾九旬，他的心愿还是继续奔腾在科研一线……

让中国的飞机设计拥有自己的灵魂

“诵芬”，父亲为他选用这两个字为名，除按中国传统家族排辈“诵”字外，还取“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之意。名如其人，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熟悉顾诵芬的人都说，他心无旁骛，拥有的是从童年培养起来的专精、执着的爱好——对飞机设计制造发自内心的向往和着迷。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飞机的轰炸声成了顾诵芬儿时印象最深刻的声音。1940年，在民族危亡、外敌侵略之际，10岁的顾诵芬收到叔叔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一个航模，“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顾诵芬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沉浸在了飞机的世界中。

在战争年代，空袭和轰炸更让年幼的顾诵芬在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他曾暗暗发誓：“一定要搞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飞机！”带着这颗种子，从青葱年少到意气风发，顾诵芬毅然前往冰雪飘飘的北国。

1951年，正值抗美援朝的困难时刻，新中国航空工业艰难起步。这一年，21岁的顾诵芬便将自己的一生与祖国的航空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

1956年，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机构——沈阳飞机设计室成立，顾诵芬作为首批核心成员，担任气动组组长，在徐舜寿、黄志千、叶正大等开拓者的领导下，开启了新中国自行设计飞机的征程。

气动力是飞机设计的灵魂。我国开始飛机设计之初，气动力设计方法和手段完全空白。顾诵芬参加工作后接受的第一项挑战，就是我国首型喷气式飞机——歼教1的气动力设计。他潜心学习研究国外资料，最终提出亚音速飞机气动参数设计准则和气动力特性工程计算方法，出色完成了歼教1飞机的设计工作。

三上蓝天给飞机“找毛病”

像静水深流，顾诵芬儒雅而沉静。同事和朋友们说他博闻强记，像个“书痴”。年逾九旬，他依然坚持学习，总给大家说：“我现在能做的也就是看一点书，推荐给有关的同志，有时也翻译一些资料，尽可能给年轻人一些帮助。”

似大象无形，顾诵芬谦虚而务实。在工作中，他跑遍了设计室各专业组、各试验室，试验工厂模型加工车间。沈飞部装、总装厂房，试飞站都有顾诵芬的身影，他与许多老工人都成了好朋友。

如利剑出鞘，顾诵芬执着而无畏。为解决歼8飞机跨音速振动的问题，他曾乘坐歼教6飞机升空观察歼8飞机的飞行流线谱，两架飞机飞行时距离保持在5米左右甚至更近……

1964年，我国开始研制歼8飞机，这是我国自行设计的首型高空高速歼击机。顾诵芬作为副总设计师负责歼8飞机气动设计，后全面主持该机研制工作。

1969年7月5日，歼8飞机实现首飞。但在随后的飞行试验中，飞机出现强烈振动，这让所有参研人员都悬起了一颗心。

为彻底解决这一问题，顾诵芬决定亲自乘坐歼教6飞机上天，直接跟在试验飞机后面观察振动情况！

据当时驾驶飞机的试飞员鹿鸣东回忆：“顾总那会儿已年近半百，却丝毫不顾高速飞行对身体带来的影响和潜在的坠机风险，毅然亲自带着望远镜、照相机，在万米高空观察拍摄飞机的动态，这让所有在场的同志都十分震撼和感动。”

经过三次蓝天之上的近距离观察，顾诵芬和团队最终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通过后期技术改进，成功解决了歼8跨音速飞行时的抖振问题。

心无旁骛坚持干好一件事

顾诵芬的办公室像一座“书的森林”，而他总能记得每一本书的位置，记起每一本书的内容。

在家人眼中，他无疑是一位“工作狂”;在同事和学生们眼中，他又是那个总能济困解危的“大先生”。

如今的顾诵芬，身体患有疾病，经过两次手术的折磨，他仍不断思考着中国航空工业的未来。

“因为国防行业的特殊性，顾院士隐姓埋名近30年，舍小家为大家。他的格局、执着、敬业与忘我，深深影响着我。”航空工业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首席专家、多型飞机总设计师王永庆钦佩顾诵芬的工作作风。对此，顾诵芬云淡风轻地说：“这没什么，都是应该做的，共产党员就应该是这样的。”

90多岁的人生，70年的科研生涯，顾诵芬的经历，见证着新中国航空工业从创立到强大的70载春秋。

王大中：见险峰而越  固强国之基

在先进核能技术研发的征程中，王大中一干就是几十年。王大中带领研究团队走出了我国以固有安全为主要特征的先进核能技术的成功之路。同时，王大中也是该领域的学术带头人、清华大学原校长，对我国人才培养作出了突出贡献。

倾情一生为核能

20世纪60年代，北京昌平南口燕山脚下聚集了一批年轻人。在当时起点低、基础薄弱的困难条件下，这支青年团队满怀报国热情地喊出“用我们的双手开创祖国原子能事业的春天”的豪迈口号。就在1964年，这支年轻的科研队伍，建成了我国第一座自行研究、设计、建造、运行的屏蔽试验反应堆。这其中就有王大中的身影。

当时从北京市区到科研场地要一天的时间，王大中和同事们都把家安在了山脚下。作为我国第一批核反应堆专业的学生，王大中从反应堆物理设计，到反应堆热工水力学设计与实验，再到零功率反应堆物理实验，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奋斗中，逐渐成长为具有工程实践经验和战略思维的领头人。

1979年，世界核能事业陷入低谷。王大中意识到，安全性是核能发展的生命线。王大中带领团队瞄准这一重大难题，坚持发展固有安全的核反应堆。从关键技术攻关，到实验堆，再到示范工程建设，坚持不懈，一步一个脚印，破解了世界难题，走出从跟跑、并跑到领先世界的自主创新之路。

王大中说：“克服困难需要有悟性、勇气和韧性。悟性，指的是一种分析问题的能力。勇气，就是要敢于尝试，敢于选择科技领域的无人区。韧性，就是在遇到挫折的时候，有百折不挠的劲头。”

认识王大中的人都深深感到，他瘦弱的身躯充满了非凡的智慧，谦和的外表蕴含着坚定的意志。在国家需要核能时，他毅然选择了核反应堆专业;在核能发展陷入低谷时，他坚持初心不言放弃;在认定了固有安全的学术目标后，他持之以恒直至登上反应堆安全的高峰……

核安全从“学世界”到“看中国”

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院长张作义现在的办公室正是当年王大中工作过的地方，房间里还陈列着当年王大中去国外调研的照片。

“对于一些关键技术，当时有人建议从其他国家购买相关技术文档，王大中团队经过科学调研，下定决心要在充分了解世界最前沿技术的基础上，进行自主研发。”张作义说，这个决定影响深远，从此开放条件下的自主创新成为团队的研发主线。

翻阅王大中密密麻麻的笔记本，不仅记录着对课题的思考，而且把视野放远到10年、20年、30年。核安全如何做？这一问题深深烙印在王大中心中。

20世纪80年代初，世界能源危机的阴霾仍未散去，国内社会发展迫切需要充足的能源供应。王大中敏锐地认识到核能的重要意义，积极投身到低温核供热堆的研究工作中。

从1985年开始，王大中主持低温核供热堆研究。他带领团队花费了近一年时间进行论证，其间专程带队去欧洲考察，最后确定壳式一体化自然循环水冷堆方案，并计划先建设一座5兆瓦低温核供热实验堆。

有国际核专家评价此工程：这不仅是世界核供热反应堆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同时在解决污染问题方面也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清华大学原常务副校长何建坤这样评价：“王大中先生几十年坚持一个方向冲锋，从未动摇，这种坚韧也是其科学家精神的体现。”

在国家“863计划”支持下，他带领团队开始了10兆瓦模块式高温气冷堆研发。该项目于2003年并网发电，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

从实验室到工程化，王大中团队继续将中国自主创新成果推向世界前沿。10兆瓦高溫堆成功之后，王大中提出要实现实验反应堆向工业规模原型堆的跨越。他多方奔走，指导团队积极探索产学研合作之路，使多项先进核能创新成果获得了重大应用。

悉心培养接班人

核工程是一门交叉学科，需要融会贯通，且不能纸上谈兵，要沉下心、耐得住。几十年来，王大中带出了一个能打硬仗的团队，也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5年，王大中从老所长吕应中手里接过清华大学核能技术研究所（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的前身）所长的担子，继续坚持团队攻关道路。

他的目标是解决国家重大需求，必须组织大团队集体作战。他与同事们一起克服重重困难，即使在核能事业陷入低谷的形势下也坚持了下来，带出了一支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能够承担从理论研究到重大工程项目、充满活力的创新团队。

在团队建设的同时，王大中也悉心培养能够传承团队精神的接班人。在老一代科学家言传身教下，年轻一代科学家已经成长起来。多名中青年科技人员相继成为国家重大科技工程相关负责人。

如果说从事核反应堆专业是青年时期王大中的主动选择，那么1994年他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则是他开启的另一段精彩的人生历程。

面向21世纪，王大中带领学校领导班子提出“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的办学思路，制定“三个九年，分三步走”的总体发展战略，确立了“高素质、高层次、多样化、创造性”的人才培养目标，完成了综合性学科布局，为清华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和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科技创新就是我们最主要的爱国方式。我相信只要我们每个人都坚定信心，勇敢向前，我们的国家就会有无限光明的未来。”王大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