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乡村振兴再出发

庞亚君/文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方向性、全局性和长久性的重大意义，特别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以及体制机制、经营方式、治理能力、队伍建设等方面的系统阐述，为浙江破解“三农”问题提供了遵循。

一、乡村功能再认识

《辞源》对“乡村”的解释是：“主要从事农业、人口分布较城镇分散的地方。”虽然，我国尚无稳定的、恰当的标准来划分城乡地域，即便是国务院发布的《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乡村也是被笼统地规定为“城镇以外的区域”，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对乡村以农耕为主、突出展现乡土性特质的认知。而在快速城市化的席卷之下，我们的乡村何去何从？其形态和功能如何变化？着实需要一番再认识。

其一，乡村具有不可替代的生产功能。农业是唯一一个人与自然界直接进行交换的产业，为人类提供了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消费属性的农产品，由此奠定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也为社会全面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乡村作为最大的农业生产基地，源源不断地向城市输出粮食蔬菜，保障着城市的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其中大宗农产品，尤其是粮食，还发挥着重要的战略功能，直接关系到国家的食物主权安全。而对广大农民而言，其生产、就业也主要依赖农业，不但粮食、蔬菜、家禽自给自足，还具有重要的社会保障功能。

其二，乡村具有不可置否的生活功能。乡村是农民生产劳作的地方，也是农民休养生息的场所。由于农业生产与季节、气候密切相关，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农村生活快慢结合、松紧有序，这是一种更接近人类本性、也更符合自然天道的生活方式，尤其是低碳、慢生活的理念，对紧张、快节奏的城市生活是一种调剂。同时，基于血缘、地缘、业缘的乡村社会，具有农耕时代的“乡土性”“自然性”和“人情味”，加上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场景，以及“把酒话桑麻”的农家风情，使乡村生活显得平静、悠闲、淳朴，成为现代社会生活方式的一种理想和回归。

其三，乡村具有不可或缺的生态功能。乡村是人与自然在长期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独特生态，是一个能够自我净化的自循环和自平衡系统。而农业本身可以自我消化所有的废弃物，并帮助城市净化空气、污水、垃圾等废弃物，为其提供新鲜空气和清洁水源。可以说，乡村连同大片田野，犹如一道道“绿色基础设施”，承担着区域安全与生态屏障功能，补充着城市环境景观的缺口，向城市输送自然资源、秀美景观等生态资本，作为城市人工系统的保障与补充。同时，农业还发挥着维系作物多样性、物种多样性的功能，这不仅关系到人类的幸福，还维护着社会和自然系统的和谐共生。

其四，乡村具有不可名状的生命功能。农业源于自然，依赖于自然，无论是从事农业劳作的人类，还是生产所使用的自然资源，都蕴含着生命，人类和自然万物构成一个生命共同体。对中国人而言，乡村是生存之地，更是灵魂居所，从诗经、楚辞、汉赋到唐诗、宋词、元曲等文学作品，其审美对象与审美情怀基本上都指向乡村、田园和自然山水。可以说，乡村是华夏文明的根脉所在，“乡愁”酿成华人千古不变的心理底色。在当前急剧的社会转型中，从一个根植于乡土的农耕社会，切换到快速变化的城市社会，人们的内心深处始终有一种夹杂在现代与传统之间的“焦虑感”，在乡村能够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从而释放出人们远离喧嚣的意境想象和回归家园的乡土情结。从这一层面上讲，乡村有一种平复心灵的生命意义。

二、乡村态势再研判

这里的“态”是指乡村过去发展变化及其与周边环境相互作用积累的结果；而“势”指的是乡村功能变化的能力，表示地域功能的发展趋势。“态”是“势”发展变化的基础，“势”是促使乡村功能“态”发生转化变迁的能力。那么，浙江乡村的“态”和“势”又是如何呢？

一是小农经济仍为“基态”，现代农业发展“强势”。浙江人多地少，且地形地貌类型多样，生产大宗农产品没有优势，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土地的大规模流转，特别是在一些山区，以家庭为单位、小规模生产、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仍然占有相当比重。而在平原地区，生态高效农业已规模化发展，各种农业特色产业布局区域化、连片集中化的态势比较明显。有数据显示，全省已累计建成粮食生产功能区9131个、760.7万亩，省级农业产业园818个、516.5万亩，有效地提升了农业效益。截止2016年，全省共有农业龙头企业7660家，实现销售收入3600余亿元，其中年销售收入超亿元企业达638家，通过合同收购、实行合作制或股份合作制经营带动农户861万户。这显然是浙江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动能。

二是乡村空心化虽成“常态”，美丽乡村初现“优势”。据统计，1996-2015年，浙江村落减少了15421个，平均每年大约减少770个、每天减少2个。而作为村落消亡的“前奏”——乡村“空心化”现象却更为普遍，由此引发的村落共同体逐渐消解、乡土文化日渐消失等问题，直接关系到乡村文明的传承和延续，需要引起高度重视。与此同时，各地依托乡村良好的自然环境基底，按照“环境优美、经济富美、景色秀美、民风淳美”的要求，突出村落、产业、景观、文化融合发展，如火如荼地打造宜居、宜业、宜游、宜创的美丽乡村。按照规划，到2020年浙江将累计建成10000个A 级景区村庄，占全省村庄总数的36%，其中达到3A级景区标准的1000个。这无疑给浙江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新空间。

三是农业劳动力呈现“老态”，返乡创业渐成“趋势”。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外流与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农村劳动力外出每增加1%，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就上升0.067%。2015年，浙江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有1329万人，其中20-60岁的比重达到91.7%，而留在农村从事农业劳动的主体是老人。这种“老人农业”，造成了农村土地复种指数下降、土地抛荒面积增加、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等问题，不利于农业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基于此，浙江大力实施农民素质提升工程，加强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着力发展“农创客”“农二代”，对本省籍大学生就读农林院校种养专业实行免学费，对大学生在农业领域就业进行补助，引导大学毕业生投身现代农业。目前，已有6000多名大学生到农业产业园、科技园、创业园创新创业，去乡村办农场、建民宿、开网店渐渐成为年轻人的一种创业选择。

三、乡村振兴再出发

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发生了三次历史性变迁：第一次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土改运动和农业合作化，第二次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三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战略。基于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已发生变化，这次乡村振兴再出发，要着力解决农业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其一，以原乡规划为引领，将景观设计导入乡村建设。“原乡”即原生、原色、原真的乡村，“原乡规划”就是在乡村建设中要以乡土景观资源为依托，以保护乡村生态环境、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及民俗文化为前提，以乡村聚落布局为基础，通过科学规划和较少人工干预完善乡村景观系统，形成真实的乡村景观意象，实现乡村原真性的保护。也就是本着对乡村文脉和地脉的传承与尊重，围绕风土、风物、风俗、风景四元素，通过景观设计、风貌控制与建筑保护，维护乡村地域的原乡风味，具体包括乡土元素的挖掘、村庄格局的保留、村落肌理的保护、乡土材料的利用、新旧元素的统一、风土环境的融合等，在此基础上整治优化乡村的人居环境，营造乡村本色的生产生活景象。

其二，以大花园建设为契机，将资源要素引入乡村地域。按照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的总体部署，加快谋划实施“大花园”建设行动纲要，大力建设具有诗画江南韵味的美丽乡村。按照“资源整合、产业融合、板块联合”的思路，引导资金、人才、技术、信息等资源流向农村，推进旅游业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并将农业园区、旅游景点、村落等串点成线、连片成网，使田园村居与山水景观融为一体，自然风光与人文生态相得益彰。在美丽乡村建设中，要突出强调“求同存异”——“同”是指景观整体性的动态维持，而“异”则指空间异质性的不断构建。景观异质包括空间异质和时间异质，空间异质性反映一定空间层次景观的多样性，时间异质性反映不同时间尺度景观空间异质性的差异。也就是要通过景观资源的合理表达和组合构建，营建地域景观格局的多样性，避免乡村风景区的同质化发展。

其三，以农业4.0为模板，将“互联网+”植入现代农业。从技术角度看，农业1.0是体力和畜力劳动农业，农业2.0是机械化农业，农业3.0是信息化、自动化农业，农业4.0是以物联网、大数据、移动互联网、云计算技术为支撑和手段的一种现代农业形态。浙江是互联网大省，要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加强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运用传感器、无线通信技术与移动平台对农业生产的全过程与环境进行控制，开展环境精准监测、智能节水灌溉、病虫害监测预警、工厂化育苗和水肥一体化等精准化作业。同时，加快建设以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为载体，覆盖龙头企业、批发市场、中介组织、合作社、家庭农场的农产品现代流通综合信息网络，探索建立物联网、互联网应用下的农业生产资料、农产品原料、生产加工、流通、仓储、销售等环节的追溯体系，全面推进农业生产方式和营销方式的创新。

其四，以传统村落为载体，将文化创意融入乡村旅游。自2012年以来，浙江分5批对971个历史文化村落进行保护利用，并有401个传统村落列入国家保护名录。可在加强传统村落保护的同时，将文化创意与传统元素进行嫁接，将乡村文化资源、场景创意、传统手工等进行商品化、市场化开发，探索一种乡村文化资源产业化发展的新模式。与此同时，依托乡村生态，融入文化灵魂，突出农耕生产，体验乡村生活，开发出独具地域特色的主题产品，实现乡村旅游的特色化、差异化、个性化、人文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