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到位，才能根治“三农”问题

■刘　亭/文

◆评论◆

城市化到位，才能根治“三农”问题

■刘亭/文

昨日上午，几经辗转，收到了陆铭先生新鲜出炉的大作——《大国大城》。该书的扉页上，有一段充满哲理且极具现实针对性的文字。现照录如下：

“越是将历史拉长了看，

我越是相信，

决定人类发展轨迹的是普遍规律，

每个国家的特色只会是在普遍规律下开花结果。”

为了这段话，我觉得就应该写一篇东西。正好此时，在网上读到了“搜狐文化”就《大国大城》新书面世对陆先生的访谈录，题目叫作《城市更大，才能解决农村问题》。于是沿而袭之，套而用之，来了个《城市化到位，才能根治“三农”问题》。

因为职业的关系，我对城市化并无何等深入系统的研究。但上世纪末的一篇有点标题党嫌疑的小文章（《城市化：我国跨世纪发展的战略选择》，1998年），却在不经意之间把我带入这个领域。刚刚履新到任的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同志的长篇批示，以及一个月后省第十次党代会做出的“不失时机地加快城市化进程”的重大决策，一定意义上赋予了这篇小文章特殊的蕴涵。而我们在此文中首先强调“要从战略的高度认识城市化的重要意义”时，第一个理由便是：“推进城市化进程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中国的“三农”问题延宕至今还是“重中之重”，未获根治，我想毛病多半是出在没有自觉、坚定地遵循城市化的普遍规律上面。前30年的计划经济时期不去多说了，生产关系的变革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早已成了定论。或许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才有了大包干的农村改革，以及大获全胜以后的城市及全面改革。后30年的国家进步和人民富裕有目共睹，国际公认，也没有什么争议。但第三个30年的路再怎么走？仿佛就找不到北了。

这时候有这么几个人，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出发，找到了城市化的路标。并借用文字匠、刀笔吏的种种“方便”，悄悄地塞进了某个例行重要文献的草稿中。好在当时的领导人有足够的睿智和开明，或谓大有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的胸襟，推进城市化（具体表述为“城镇化”）竟然一路绿灯，成为了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写入了十五届五中全会的《建议》和次年人大审议通过的“十五”计划《纲要》中。

作为地方主官的“封疆大吏”，张德江书记可谓是先知先觉的“明白人”。其后到任的***书记，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走新型城市化道路”的重大命题。这也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七年之后，作为党中央的总书记，他会在建国以来首次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亲自作主旨报告。报告中不但强调了“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新型理念，还将“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列为了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

其实，决策已经昭然于世了，但步子就是迈不出去。为什么呢？我私底下瞎琢磨，一来需要转移的农民（农业转移人口）没本钱。自己打工的现钱，不过刚够在老家说个媳妇盖个房什么的，那还有闲钱去买城里的天价房？二来接纳农民的城市也没钱。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好说但不好办，那可是要有“白花花的银子”去打点的。若是降低了（未能如愿提高也是降低）原住民的福利水平，你那个市长、区长再怎么当？三来偏偏该在一个单一制国家来平衡利益格局的财政等中央部门，给这件事来了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反对肯定不会反对，但要大动干戈地去为“市民化”创造政策环境，那也没有积极性。四来有些地方敢为人先，动了不少“土地换社保（希望各位看官不要简单地望文生义、顾名思义）”之类的脑筋，但触及“违法乱纪”的“高压线”，只好明哲保身、偃旗息鼓。

好了吧，这么一盘点下来，那还有谁在下力量去完成中央在会上定的头号任务啊？那就“老牛赶山——推着干”呗！所以，2.6亿“农民工”的沉疴，还是“年复一年、山河依旧”——城市化拖成了今天这样一个“半拉子工程”，我以为这才是“三农”问题在大包干、农村工业化以后获得缓解、但如今又成难题的根本症结所在！

如果进一步问，问题到底怎么来根治呢？那就是我在前面引述的那句陆老师的至理名言了：按规律办事，不要和规律对着干。中央的决策符合规律，是完全正确的。但人们不要仅仅只是从人文关怀等道德的意义上去理解，而是要从普遍规律的意义上去把握。中国是有自己的特色，但特色要“在普遍规律下开花结果”。把普遍规律在中国必然要发生的问题，用结合中国国情的办法去加以解决，这才是本事。而不是恰好相反，千方百计以“特色”为由，对城市化必经的制度变革，“这也不对、那也不行”，却总也见不着一个“能行管用”的办法出来。

针对我国现行在大城市户籍，以及与人口相关的财政、土地制度方面诸多反市场、反城市化的怪现象，陆老师作了大胆且深入的剖析。而我前述所引其成书的旨趣，更是一把精准理解全书的金钥匙。受其启迪，我也更坚信了一点——城市化到位，才能根治“三农”问题！

2016年9月20日成稿

◆背景文章◆

城市更大，才能解决农村问题

为什么年轻人会想要“逃离北上广”，但为什么他们又逃不了了？大型城市在中国发展到今天，其形象已经随着种种弊病的出现而变得格外复杂。它不仅是一个生活和公共的空间，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一种生活在城市里的现代人难以与其分割的生活方式。许多人困扰于城市带来的拥堵、污染、噪音、压力、高房价……于是，希望回到故乡或者二三线城市去寻找一种更加前现代的生活。

但是，广大的二三线城市以及乡村在现实中似乎又呈现出一副与城市人想象中不同的景观，荒废搁置的工业园是对城市的失败模拟，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是对城市弊病的遥远回应，无人耕种的农田变成了高速发展的经济的反讽。

于是，在当下的中国，矛盾从这种空间、经济、心理等等因素上的错位中滋生，形成了一种无处不在的危机感。但造成这些困境的原因究竟在哪？

陆铭教授在新书《大国大城》中提出，中国的一线城市还远没到限制人口的地步，而要治愈种种城市疾病，恰恰是要进一步发展城市。在他看来，人口的流动和僵化的户籍制度之间无法匹配，城市的规模和公共服务的发展随之受制，无法进一步助力中国经济的转型，另一方面，政策对中西部的补贴又无法真正地改善欠发达地区的现状，从而造成了当下的僵局。

（来源：搜狐文化，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