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英国南亚移民的婚姻、教育与就业研究

宋爽

家庭与婚姻选择自主权的改变

传统的南亚社会典型的文化特征是联合/扩展型大家庭与包办式婚姻。在南亚传统社会中，联合/扩展型大家庭通常由三代或三代以上的人组成，在生活中要遵守各种规则、权威，强调相互间的依靠与彼此间的联系。（哈洛德·科瓦德、约翰·R·黑尼尔斯和雷蒙德·布兰第·威廉姆斯，《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的南亚宗教离散》（Harold Coward.John R.Hinnells and Raymond Brady Williams，The South Asian Religious Diaspora in Britain.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0），第35页。）对于长者的尊敬是南亚国家家庭的重要传统，家庭中的长幼有序，有着明显的等阶。经济和财物交由长辈并且有长辈进行分配和管理，大部分移民家庭也都是大家族，每个小家庭都要对大家族承担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定期对大家族贡献自己的所得，并且参与大家族的一切重要活动，严格遵守一切规章制度。南亚后代在这种耳濡目染的环境中成长起来，学会了忍耐、尊重和自我牺牲的品质，与英国社会的习俗完全不同。

在这种家庭环境的熏陶下，南亚第一代移民在个人行为和社会行为上都表现出强烈的集体主义。“以西方的观点看，一个人将他自己的角色融入家庭、亲属或群体中，就意味着是对个人自由的牺牲。大多数巴基斯坦裔，包括年轻以待，并不是这样看。他们不像西方人那样崇尚‘个体，他们更崇尚的是为了家庭、亲属与群体而牺牲个人的利益。”（肖：《英国的巴基斯坦社区》（A.Shaw，A Pakistani Commmunity in Britain，London，Basil Blackwell，1988），第128页。）

大家族内部有着紧密的联系，长者一方面可以控制和支配财物，另一方面可以决定家庭成员的婚姻在英国的第一代南亚裔移民中的大多数的婚姻都是由父母包办的，大部分人都把自己置于大家庭中的一分子，并且不把婚姻认为是个人的情感选择，他们肩头似乎永远都背负着宗教和家庭所有的规则和规范。但是，也正是这样，南亚第一代移民完好地保持了他们原有的文化传统，毫无抱怨地以一个南亚人的认同生活在英国。

性别角色的巨大差异也是英国和南亚移民的主要区别之一，英国社会强调男女平等的思想在南亚家庭中却不被提倡。男女在家庭中的地位、选择朋友与伴侣、服飾、工作和言行都受到家庭的很多制约。古曼的研究表明，大部分亚裔女孩子与男孩子相比没有受到公正的对待。

20世纪70年代英国亚裔家庭中几辈同居的现象比较少见，大多家庭有两代人组成。很多的亚裔保持传统的扩展型的家庭体系一方面是处于经济上的考虑，分担经济压力；另一方面扩展型家庭使得家庭成员联系更为紧密，在异国他乡能够得到心理上的安全感，并且能够担负自己照顾老人的责任。一个亚裔人就这样说：“我有四个已婚的兄弟，四个人中有三个生活在英国，另一个在巴基斯坦与父母生活在一起，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巴基斯坦，我们的资产都是大家共有的，重要的家庭决策都是共同决定的。我们互相支持，我们的孩子在英国共同成长。我们会体会到安全感，也有助于我们共同面对英国社会对亚裔人的敌意。我们希望在我们年老时有孩子们的尊敬和照顾，就像我们正在照顾我们的父母一样。”（穆罕麦德·安沃：《在文化之间：亚裔年轻人的承袭和改变》，第104页。）

婚姻选择是延续家庭传统的主要方式，在南亚传统的婚姻体系中婚姻被视为家庭间的而非个体间的联系。选择伴侣通常有两方面的问题经常发生，是否选择同种族的伴侣（族内婚）；是否依照父母的意愿选择伴侣（包办婚姻）。同种族婚姻对于宗教和文化习俗的传承非常重要，这也是直接获得族群内认同的最好方式和最为便捷的途径。20世纪70、80年代，南亚移民家长更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在种族内部选择配偶，而青年人在接收英国的教育和影响后，更希望自己选择伴侣。

在传统的南亚习俗中，伴侣的选择是有父母来决定的（包办婚姻）。但是在英国南亚裔青年中，包办婚姻的趋势自70年代起慢慢发生改变，越来越多的青年反抗包办婚姻，下表便能表明这种趋势。

两代人就伴侣选择问题开始进行商议，并且在一定程度内保证南亚裔青年的感受。这种趋势一方面是在国际形势下南亚国家在婚姻选择方面有所改变，人本主义的思想成为时代的潮流另一方面英国强调个人独立、自由，大环境的氛围影响着南亚移民，随着居留英国时间的增长，自主选择伴侣的情况越来越多。在做决定之前家长与子女之间可以就此进行商讨，年轻人会首先看到对方的照片，使得抉择过程中有更多的灵活性。在安瓦尔1975年的调查中，有88%的家长和67%的年轻人认为“包办婚姻在亚裔群体中仍起作用并将持续下去”，1983年的相关调查结果是81%和58%，这个数字与1975年相比有所下降。（穆罕麦德·安沃：《在文化之间亚裔年轻人的承袭和改变》，第109页。）

尽管父母参与选择伴侣的因素在减少，但是南亚裔父母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仍然比其他种族高。20世纪90年代的资料显示亚裔家长在年轻人的伴侣选择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第一代南亚移民中包办婚姻的情况比较普遍，但是在第二代中明显减少。这一方面是由于居住在英国时间的增长受英国影响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第二代从小便生长在英国的大环境中，对于个人理想和情感的重视增加。另外在当今南亚，包办婚姻虽然仍占主流，但是也开始更多地考虑青年人的态度，尊重个人情感需求成为趋势。

教育与就业

教育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学校和家庭之间的影响比例是无法计算的，对南亚裔第二代移民有着重要的作用。南亚移民重视在校内及校外的教育，这一部分将用各种数据来对比白人和南亚裔的教育。

首先，南亚裔都去什么样的学校呢？抽样调查中，南亚青年中72%就读综合性学校，相对比较白人有67%。7%的亚洲人和12%的白人去语法学校。从这些数据的细节来看，亚洲人比白人呆在学校的时间更长。（穆罕麦德·安沃：《在文化之间：亚裔年轻人的承袭和改变》，第29页。）例如，亚洲人离开学校的时间平均为17年1个月，白人为16年7个月。尽管亚洲女孩子通常被迫早些离开学校，但是发现这种现象没有性别差别。在最近的一些调查中，一些年轻的亚洲人都在抱怨亚洲的女孩子比男孩子呆在学校的时间更长。以为亚洲女孩子解释到：对于亚洲女孩子来说，呆在学校更长时间有一个好处，因为她们可以有机会提高她们的知识。但是这样对父母同样有用，他们感觉亚洲女孩子在一个保护的环境里，尤其是在女校中。我去一个女校，穆斯林父母支持他们的孩子接受更多的教育。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教育对于南亚裔男性和女性有很大差别。例如，布萊德福德关于离校数据的分析，在离校年龄中51%的少数民族（主要是南亚裔）男性仍留在学校，相对比较只有22%的白人男性，南亚裔女性是37%，白人女性是27%。在1991年伯明翰的调查中表明亚洲人在离校后仍继续学习的比例比白人高。这个调查表明有68%的印度人，58%的孟加拉国人，57%的巴基斯坦人和52%的白人仍然继续学习。在亚洲父母和他们的家庭成员的帮助和鼓励下，许多亚洲学生都更希望得到更多的教育。PSI国家调查也表明，年龄在16～19对的亚洲男性比非亚洲人的全日制教育比例比白人高。这表明81%的印度人/非洲亚裔人和71%的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人都在参加全日制教育，相对比较，只有43%的白人和46%的加勒比人。然而，女性的模式和巴基斯坦、加勒比以及白人女性相似，印度/非洲亚裔女性在抽样中比例更高。

离开学校后的继续教育方面，36%的亚洲人去进行更高的深造或者在旧时英国的理工学院（现多已改为大学）继续学习，相对比较有23%的白人。1976年泰勒在纽卡斯尔的研究表明学校中的数据表明亚洲人参与高等教育的数量在稳步提升。克拉夫特发现亚洲人在学术中各个阶段都是最勤奋的，80%的亚洲学生来自工人阶层，亚洲学生更愿意坚持全日制教育，他们成绩优异并且更愿意继续深造。

国外很多研究的重点都放在了社会背景和性别差异对亚裔学生的影响方面。因为运用了不同的方法并且调查的是学校中不同的种族，因此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一幅关于亚裔学生和其他种族群体儿童成绩差异背后原因的清晰的图景。朱和葛雷认为“我们缺少足够的学生和学校，覆盖各种种类，一个从国家角度的抽样调查，既有数量也有质量的数据形式的收集，将给这个问题提供一个答案。”

教育成就

伦敦教育机构（ILEA）在1966和1976年的调查中发现，印度孩子和巴基斯坦裔的儿童的成绩都比其他“移民”群体的成绩好。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亚洲儿童的成绩低下都归因于他们近期才到达英国。在苏格兰的一个研究表明，四项“能力”的测试中，苏格兰白人儿童成绩只比长期居住英国的亚裔儿童稍好，但是短期居住在英国的儿童的成绩最差。在所有科目上，苏格兰白人儿童的成绩都比长期居住在苏格兰的亚洲儿童的成绩低。1971年黑恩斯总结教师的态度是潜在能力估测过程中主要的因素。例如，印度裔儿童的高成绩在一个“高移民儿童的学校”，被解释为教师对于少数民族的更为积极的态度。1975年古曼发现“英国旁遮普人”和白人儿童有相同的成绩，但是男孩子在旁遮普的成绩更低。他解释为这是他们来自农村的背景和英国城市生活的比较。另一个研究基于来自“国家儿童发展研究”的数据，表明亚洲儿童在“第二代”中成绩最好。德莱维和巴拉德发现，除了英语外，亚洲学生在三所学校中的平均成绩都比白人儿童高。克拉夫特在伦敦外的研究也发现亚洲学生看起来有时做得比白人儿童好。1978-1979和1981-1982年教育与科学部（DES）斯旺委员会的报告中总结为亚洲离校者都获得了“在各种测试中，在同样的LEAs中，都获得了和其他群体同样的成绩，甚至更好一点儿。”教育研究国家基金会（NFER）回顾关于亚洲儿童的教育的研究时总结为“研究的大部分都指出亚洲儿童的部分成绩水平相同或者超出英国白人的同伴”。（穆罕麦德·安沃：《在文化之间：亚裔年轻人的承袭和改变》，第32～33页。）

然而，有证据表明，在国家提供的抽样比较中，来自同一个地区的学生，亚洲学生的高成绩背后的原因是复杂的，一些人称它为“南亚人成绩的神话”。南亚学生在学校花费更长的时间来取得更好的成绩。在1978～1979和1981～1982年TheDES调查指出这个趋势，表明在25%和29%之间的亚洲人离开学校在17或者18岁，相对比较只有7～10%的西印度人和16～17%的其他同样年龄的群体。研究也表明更多亚洲人比白人多得到的A～level超过一次。一个研究也表明24.2%的亚洲人重修一门课程，相对比较只有10.8%的白人。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年轻人比印度和东非亚洲人更不喜欢正式的教育资格。27%的巴基斯坦人和超出51%的孟加拉国青年人在抽样中没有正式的资格，相对比较，只有15%的印度人和东非亚洲人没有。这些差异部分是和他们的背景相联系的，包括社会阶级，部分是因为他们拘留这个国家时间的长度。例如，孟加拉国儿童比其他三个亚洲群体来到英国的时间更晚一些。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获得高学历就是教育成绩的最好证明。劳工调查（LFS）1988～90年表明只有18%的巴基斯坦人（16～24岁群体）和5%的孟加拉国人有高等学历，相比较有33%的白人，36%的印度人，41%的非洲亚洲人。54%的孟加拉国人和48%的巴基斯坦年轻人都没有获得任何正式的教育资格证书，相对比较只有20%的白人没有任何正式的教育资格证书，22%的印度人和18%的非洲亚裔人处于这种情况。也有性别的差异，例如，更多年轻的亚裔妇女比年轻的亚裔男性缺少教育资格证书。（穆罕麦德·安沃：《在文化之间：亚裔年轻人的承袭和改变》，第33～35页。）

为了得出亚裔青年教育成就的模式，我们来看一下他们获得的资格证书和他们参与的高等教育。在1991年人口调查中亚洲群体的资格证书和白人的比较，18～29岁高等资格证书的获得者中，白人占21.4%而亚洲人占32.5%。在亚洲群体中，巴基斯坦人占39.1%，印度人31.4%，孟加拉国人25.5%。这个人口调查信息是基于10%的种族抽样调查，可以看出综合的趋势。从整体而言，印度人比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以及白人有更高的学历。超过70%的印度人在这个年龄的群体中都是全日制教育。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人都表现出相似的模式，但是比率更低；然而，对于白人来说，比例从16岁的77%下降为18岁的30%参加全日制教育。在伦敦，1990年来自伦敦的六个市镇的5，500个学生的测试成绩的分析表明印度儿童和巴基斯坦儿童的成绩比白人、非洲加勒比和孟加拉国儿童好。然而，在伯明翰的不同种族群体学生的测试成绩就有明显差别。

罗敦认为学校课程是“从社会文化重的本质的选择”。（罗敦：《学校课程的政治》（D.Lawton，The politics of the school curriculum.Routledge & Kegan Paul，1980），第75页。）吉波恩在一个综合学校中的生活的分析，认为“在研究亚洲学生所经历的在这个国家的学校中反映的研究非常少”。（吉波恩：《种族、族群和教育》（D.Gillborn，Race，Ethnicity and Education，London：Unwin Hyman，1990），第85页。）他自己的研究表明亚洲学生的学校经历和非洲～加勒比人以及白人儿童都不同。他们服从于一成不变，尽管不是所有的都是消极的。巴蒂在他的关于亚洲儿童民族学/的著作中提到亚洲儿童的教师的一成不变和充满否定的表述，她引用了一个孟加拉国女孩的话说：“你的老师让你觉得你一定会结婚并且成为一打孩子的妈妈”。其中，她也提到亚洲男孩和女孩在学校经历区别对待。亚裔青年，尤其是亚裔女孩面临特殊的困境。安沃形容亚洲青少年和青年为“在两种文化之间抓着，他们的世界既不是‘旧的也不是‘新的而是两者”。

沃特森认为文化冲突是这一代和他们的父母主要面临的议题之一，在他的观点里，这是对他们个人和家庭生活的主要影响。泰勒形容第二代英国亚裔是“中途的一代”。这种部分亚裔青少年的正反感情并存和害怕他们部分的父母，儿童仍然在价值观方面导致和家庭的冲突。莎玛和琼斯在他们的研究中强调亚裔年轻人发现他们明显限制他们的家庭～女孩比男孩多。（安妮·刘：《英国的南亚裔儿童和青年：民族～文化专题》，第169页。）

对于青少年来说，学校教育中自信以及平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来自于教师的态度和鼓励。对于亚裔第二代移民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他们与白人存在肤色、语言、宗教等方面的不同，而教师能否以客观公正的态度来看待少数族裔学生就更为直接影响少数族裔学生本人，甚至也间接影响学校其他白人学生对待少数族裔的态度。

其中一项关于教师对少数族裔学生满意度的问卷回答中，表明在一定程度上，英国本土教师对少数族裔学生有部分偏见。不满意率达16%。

亚裔学生在学校的成绩通常比较好，而且大部分都接收继续教育，获得高学历和资历，但是实际情况是大部分亚裔人仍然在制造业工作，他们大部分从事的是半技术性的和非技术性的工作。当然，南亚群体中的表现也各不相同，印度裔的状况稍好，有52%从事体力劳动，相对比较白人从事体力劳动的比例为50%。（穆罕麦德·安沃：《在文化之间：亚裔年轻人的承袭和改变》，第39页。）而巴基斯坦裔和孟加拉国裔的情况并不乐观，都有67%的人从事体力劳动。经济和制造业的萧条趋势，更多地影响这南亚裔就业情况。其中一个情况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亚裔中个体经营的比例呈上升趋势，这种趋势使得一些年轻的亚裔不需进入劳动力市场而选择自主就业缓解了部分亚裔生活的状况。

1991年对于英国16-24岁南亚裔青年失业情况的调查中发现，印度人的男性和女性失业率为25.3%和21.0%；巴基斯坦人男性和女性的失业率为40.8%和35.2%；孟加拉国人男性和女性的失业率为25.1%和36.7%；而相对比较白人的男性和女性的失业率明显偏低，只有18.0%和12.3%。（穆罕麦德·安沃：《在文化之间：亚裔年轻人的承袭和改变》，第60页。）而细化到行业来分也是这样。见下表。

总体来看，第二代亚裔移民的失业率比白人高，其中印度裔的失业比率最低，最接近白人，孟加拉国裔失业率最高。在1971年，亚裔的失业率是6%，而总人口的失业率为5.4%。1993年的劳动力调查数据显示，白人的失业率为9.5%，印度裔为15.2%，巴基斯坦裔为27.7%。而随着居住在英国时间的增长，失业率并没有好转，在1996年的调查中南亚裔的失业率更高。各种行业都存在着严重的种族歧视，这成为少数族裔失业率偏高的主要原因。

种族偏见反映在应聘面试时、就业工作时、雇主对少数族裔的态度和行为、工作中的升职、加薪等方面。第一代移民和第二代移民都同样经历着这种种族痛苦。下表是关于亚裔和白人对雇用者歧视的调查。

种族歧视是难以解决的问题，从一些调查的结果来看，种族歧视的发生并没有随着南亚裔居住在英国时间的增长而有明显好转。种族歧视的普遍性使得少数族裔通常很难期望得到他们梦想的工作。当然，由于英国社会中失业情况比较普遍，经济不十分景气，工作机会相对减少，竞争加大，这就更使得少数族裔就业压力加大。亚裔经常愿意通过获得高学历使得自己的竞争力增强，但是这也难以避免他們经历种族歧视，比白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得到相应的工作。

总结南亚社会，希望在英国文化和南亚文化中找到异同，影响着第一代、第二、三代移民的认同变化。维斯旺纳森，沙和阿哈德总结为：南亚有更多严格的等级结构，尊重并且服从长者，女性都处于服从的角色和地位；南亚文化是以社会为中心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顺从和集体主题被提倡；隐私通常是不存在的，在家庭成员之间，延伸到家庭、朋友和邻居都是无孔不入的，每个人都知道周遭其他人的私人事情；行为上很大程度受羞耻心的影响，每个人都留意自己的行为能够给家庭带来什么影响，自己的行为会让别人怎么看待；婚姻一致都是家庭间强烈的纽带联系，大家族甚至是家庭的朋友都不仅仅是两个人之间的约定，大部分婚姻都是被安排的，在人员的选定和后来的生活方面，家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公共场所中浪漫的举动是不礼貌的；大家族有着自己的生活模式，三代人甚至四代人经常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在最年长的长者领导和管理下。小的核心家庭通常给大家族让步，一直会和长者居住在一起，直到长者去世；肯定的行为方式为：耐心、自控、自律和对鄙视金钱以及自我牺牲（为了家庭、朋友和国家的利益）；对家庭、大家族以及朋友都有强烈的、高于一切的职责和义务；自我概念扩展到包括家庭和家庭认同的混合；强调高等教育，并且喜欢专业性的工作（例如医生、工程师或者律师）；

当然，在英国社会生活的压力下，所有这些特点正在被冲淡或者以不同的步伐在腐蚀。在移民到达西方国家之后，第一代印度～亚洲人强烈地保持了他们的价值体系，但是接下来的一代和新的主国社会的价值和规则一体化。这些孩子和青年比他们所接触的白人，高加索人主体人群需要经历一个更为复杂的认同形成的过程。家庭中紧密的情感联系和清晰的规则使得这个过程容易而且可以忍受。由于第一代移民缺少安全感，因此他们对高等教育投入还在增加。大部分第一代移民来自穷困家庭，他们在童年时期缺少受教育的机会，大部分都在幼年时便为了生存而斗争，因此他们把教育看成是新的提升机会。然而，对于在西方成长起来的新的一代来说，富裕、高水平的生活以及社会保障体系都保证没有人会饿死，每一个人都会获得足够的食物和所需，这就使得他们父母的想法在年轻人看来是不切实际的。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远离父母的指示，按照他们自己的生活感受和生活体验像白人同伴那样生活。（安妮·刘，《英国的南亚裔儿童和青年：民族～文化专题》，第30-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