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公移山精神与科学发展

◎李林林

愚公移山精神与科学发展

◎李林林

“愚公移山精神”作为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我国抗日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当愚公移山精神演变成“人定胜天”的极左思想后，也导致了一系列严重错误。本文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分析了愚公移山精神与科学发展的内在联系，指出了科学发展是弘扬愚公移山精神的关键，在科学发展的基础上弘扬愚公移山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宝贵经验。

在我国，“愚公移山”是一则家喻户晓的寓言故事，讲的是老愚公为了改变家门口的道路出行，带领家人和村民挖山不止，最终感动上帝，移山成功的故事。“愚公移山精神”被毛泽东同志总结为“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愚公移山精神”，在抗日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然而，当愚公移山精神演变成“人定胜天”的极左思想后，也导致了一系列严重错误。由此引发一个问题，愚公移山精神是不是违背科学发展规律？在科学发展的今天，究竟要不要坚持愚公移山精神及怎样坚持愚公移山精神？

愚公移山精神体现了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

长期以来，有一种观点认为老愚公搬出大山，即可改变自家的出行状况，挖山开路是一种破坏自然、违背自然规律的愚昧行为。但是在自然资源匮乏，技术力量受限的特定历史情况下，挖山开路不失为一种改造自然、改善环境的生存之道。如果不弘扬愚公精神，就没有今天的愚公渠、红旗渠等造福沿岸人民的宏伟工程，也就没有山区人民的美好生活。从我国自然条件的实际情况来看，山区占了总面积的三分之一还多，如果把山地、丘陵连同比较崎岖的高原合称为山区，那么我国山区面积约占全国面积的2/3。“人均耕地仅1.4亩”①在这样的条件下要承担14亿人口的全部生活，不开发利用山区资源，从客观来讲难以维持。愚公移山精神就是要务实发展，解决实际问题。

一是愚公移山精神把实践放在首位。愚公移山精神在济源的实践经验，一言归之曰“先行先试”，“行”即“干”，“实践”。这与科学发展所倡导的“第一要务是发展”是相契合的。实践的观点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以往旧哲学的分水岭,又是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显著特征。列宁认为“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②愚公在目标确定之后即身体力行，面对智叟的嘲笑，众人的不理解，“先行先试”。

二是愚公移山精神的目标是以人为本。愚公移山的目标是为子孙及村民谋利益。科学发展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胡锦涛总书记曾讲，“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的成果与人民共享。”③一句话，科学发展的目标是为了人民。愚公在九十岁高龄时带领一家人移山，旨在“指通豫南，达于汉阴”，要造福子孙后代及村民，反映了为大众谋幸福的民本思想，也折射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改造自然的伟大气魄和坚强毅力。结尾通过神话，表达了古代劳动人民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美好愿望。

三是愚公移山精神体现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愚公渠、红旗渠、郭亮村等山区面貌的改善，让人叹为观止，充分证明了我国人民在改造自然、战天斗地方面的智慧和能力，而科学发展中的发展主体和动力同样是人民大众。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第一次科学地解决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本来面目。人类历史首先是生产发展的历史,也就是作为生产过程的基本力量物质资料生产者本身的历史,以及代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各个阶级和阶层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历史,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

科学发展是愚公移山成功的关键

从表面上看，愚公的行为非常愚蠢，然而看似蛮干，实则大智若愚。愚公是借力移山，从而实现为村民造福的美好理想，因此愚公移山不是蛮干，而是“巧干”，故科学发展，才是愚公移山成功的关键。

一是”苦干”是”巧干”的基础。愚公移山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苦干”阶段和“巧干”阶段。“苦干”阶段即探索阶段，愚公身体力行地搬石移山，同时不断地发动家人和邻居参与移山的过程；“巧干”阶段即愚公及众人移山的热情和勇气感动了“上帝”，上帝派天神搬走了两座大山。由此看来，“苦干”是”巧干”的基础，没有“苦干”，就不能感动上帝，也就没有“巧干”。在愚公确定移山目标后，没有先进工具，没有众人的理解，愚公只能埋头“苦干”。经过通过日积月累的“苦干”，众人在愚公身体力、雄心壮志中看到了希望，最终用众志成城、不怕牺牲的精神感动了上帝，借助神力，获得成功。

二是”巧干”是成功的关键。从愚公移山这个寓言故事可以看出，愚公移山能够成功绝非仅仅是愚公及家人的“苦干”，而是靠“天神”的帮助才移山成功。所谓“巧干”，即在“苦干”的基础上，善于总结经验教训，能够发现事物内在发展规律，运用规律指导实践。比如，在战争年代毛泽东提出的“游击战”、“运动战”就是“巧干”，按照王明、李德提出来的死打硬拼的正面作战方式，几乎让红军全军覆没。因此，“巧干”是革命成功的关键因素，没有“巧干”，革命工作同样难以成功！

三是“苦干”和“巧干”相辅相成。没有“苦干”的艰难探索，就没有“巧干”的科学发展。如解放初期，为了甩掉贫油国的帽子，在没有开采经验，没有资金技术的条件下，铁人王进喜提出了“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没有条件要创造条件”的发展理念，打出新中国的第一口油井，在一穷二白的建设初期，没有王进喜这样千千万万的“新愚公”，社会主义建设寸步难行。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通过开放搞活，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引资引智、合资合作等多种形式，使经济长期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长速度。这可称得上“巧干”。习总书记讲得好，两个不能否定。既不能否定前三十年的“苦干”，更不能否定后三十年的“巧干”。

两者紧密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

诚然，我们在弘扬愚公移山精神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在“人定胜天”思想的驱使下，出现了大跃进，浮夸风等严重脱离实际的情况，例如大跃进运动中的“亩产十万斤”，大炼钢铁等等，浪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破坏了社会的正常生产，也给愚公移山精神蒙上了阴影。总结中国共产党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坚持愚公移山精神，关键是要坚持科学发展，如果没有科学发展，愚公移山精神就会走偏走邪。因此，坚持科学发展是弘扬愚公移山精神的关键。

一是在科学发展的基础上，弘扬愚公移山精神。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非常重视实践的作用，他认为哲学家是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世界，而目的是为了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六十年代铁人王进喜在没有油井搅拌器的条件下，跳进油井，用身体搅拌，没有水，用洗脸盆一盆一盆地端水，喊出了“没有条件要创造条件”的干劲和理念。对铁人王进喜的做法，有人提出质疑，认为纯属野干蛮干，可是在当时没资金、没技术、没设备的特殊环境下，没有创造条件的决心和毅力，就没有中国石油的艰难开采；在革命战争年代，没有大刀长矛的井冈山斗争，就没有延安时期的小米加步枪，没有延安时期的小米加步枪，就没有今天的军队现代化。历史不能假设，历史就是一步步地靠领袖和人民大众通过实践推向前进，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提升认识，在实践中检验真理，从而书写历史的新篇章。

二是在弘扬愚公移山精神的过程中，体现科学发展。一方面，科学发展要求尊重事物发展规律，不搞野干蛮干。比如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大跃进”的现象，由于急于求成，提出了脱离实际的“赶英超美”口号，结果练出了一大堆土钢土铁，使国家和人民蒙受了巨大损失；在农业上甚至报出了亩产十万斤的假成绩，结果造成农民的粮食大部分上缴，大批农民被饿死的灾难性后果。这种现象均是因为没有尊重发展规律，仅凭一腔热情，最终给社会造成极大的灾难，这些历史教训要求我们干事创业要尊重事物的发展规律，不能野干蛮干。另一方面，科学发展还体现在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死板硬套。例如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中共最高军事顾问李德不顾中国国情、战争实际情况，机械照搬欧洲战场的作战经验，死打硬拼，结果导致反“围剿”作战连连失利，致使红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使红军踏上了悲壮的长征路程。毛泽东曾尖锐地指出：“李德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也不了解中国工农红军的情况，不作调查研究，听不得不同意见，生搬硬套在苏联有效在中国行不通的战略战术。李德和博古等人在军事上的一系列错误的战略战术，使我们吃尽了苦头，付出了惨重的血的代价。”④毛泽东根据中国工农红军的特点及国内战争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提出了游击战的作战方针，不仅减少了伤亡，逐步取得战争的主动权，最终赢得了革命的胜利。

三是愚公移山精神和科学发展的核心均是为人民服务。无论是弘扬愚公移山精神，或是推动科学发展，其核心均是为人民服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改善，政府财政积累了大量资金，GDP跃居世界第二，但是，由于社会不公、贫富差距悬殊带来的种种问题，影响着人民的幸福指数。甚至部打着为人民服务、科学发展的牌子坑民害民，比如，耗巨资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捞取升官资本，或者贪污受贿，奢靡淫乐，极大地损坏了党员干部的声誉和形象，如原太原市委书记申维辰主政期间，不顾设计初衷，执意将原本规划为绿地、公园的龙潭片区建为“新地标”、城市综合体，甚至要将21世纪后新建的大片住宅“推倒重来”。由于强拆、补偿不到位等一系列问题，引发群众强烈不满。目前，龙潭片区改造工程仍在半拉子“烂尾”中，上访告状者不断。⑤广州原市委书记万庆良被专家嘲讽地称为“规划之神”，其主政揭阳时，曾主持投资30亿元开展两河四岸景观等建设，河道两侧绿化带就宽500米。主政广州后，计划建9个新城，仅新城规划面积相加近800平方公里，超过了新加坡国土及上海中心城区面积。⑥这些巨型工程的背后，都藏有大量的贪污腐败问题。因此，衡量各级政府及领导个人有没有真正发扬愚公移山精神，有没有坚持科学发展，就是有没有以群众的利益为核心。

（作者单位：中共济源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