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艺的尺度——陕西耀州瓷刻划花瓷盘图示解读

◎黄梦新

手艺的尺度
——陕西耀州瓷刻划花瓷盘图示解读

◎黄梦新

耀州瓷产区位于中国的西北，陕西铜川黄堡镇一带，铜川旧称同官，宋代时隶属于耀州，故名“耀州窑”，包括陈炉镇﹑立地镇﹑上店镇及玉华宫等窑在内,是宋代北方民间青瓷的主要产区之一。耀州窑系发展脉略清晰，不仅在陕西的铜川﹑陈炉等地具有诸多的窑厂，同时在中国河南﹑江西景德镇﹑浙江龙泉等地在宋代之后的各个历史时期均有耀州瓷的产品出现。自唐以来，南青北白格局是中国陶瓷发展脉略的主要概括，但不容小觑的就是，耀州瓷除了以黑瓷为主外，其青瓷刻划花工艺水平，在宋代达到了全国较高的技术与艺术水准。尤其俗称“半刀泥”的刻划花技艺，是耀州瓷的独创工艺特色，其艺人对当地含铁量很高，深灰色细腻泥性的精致把握与利用，为其刻划花技艺独步青云于中国瓷坛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本文将就耀州瓷系列刻划花瓷盘为参照本体，来剖析手艺的尺度与陶瓷刻划花艺术产生﹑发展及其创新价值的脉略关系。

耀州刻划花瓷盘

手艺的尺度在唐宋时期的工艺体现

手艺的价值是一个社会不同时期国家人文价值与艺术价值的综合显现，任何一个时期的手艺思想与价值，均会在特殊历史时期或者受益于特殊历史人物，而焕发出独特的艺术生命力。唐代是个经济﹑政治﹑文化都高度发达的朝代，“丝绸之路”桥梁的架构，不仅在水陆两个方向拓展了中国对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的再次融合与繁荣，同时开放的胸襟与开明的政治视野，使得本朝代的各个阶层民众，在内心深处都幻化出前所未有的自信与朝气。唐朝大国气象所形成的历史文化交融，无论是当前保存下来的文献有着鲜明的记载，同时不断出土的文物和古迹建筑，均为我们重新窥探唐朝的艺术脉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这个层面去观察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对于一个手艺人的塑造，我们将会发现，综合的专业技能和扎实﹑自信的表现视野，为唐朝各个阶段工艺美术的发展开启了一扇崭新的窗户。这种繁华柔美之中的坚定与气度，成就了唐代早期耀州刻划花瓷器艺术的典型特征。

手艺不仅是简单的技术训练和技巧的长期积淀，还是人对周边环境的一种内心对抗与吸纳，从而形成的艺术体验，进而成为艺术样式的一种传递与表达。唐代对于西域文化的吸纳，不仅是佛教文化的传播与积习所成，同时“丝绸之路”经济往来带所吸纳的外来新鲜文脉，一并融合于盛唐时期欣欣向荣的工艺改革大潮中。这是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一次工艺美术革命，不仅在传统工艺美术发展的过程中传递出去了文明的价值，同时在吸收外来文化精粹的周期中，综合而形成了唐朝独具风格的艺术形态。陕西同关（今铜川）周边瓷土资源和矿产资源﹑木与煤炭资源都很优厚，成为天然的陶瓷生产基地。铜川以及陈炉作为耀州瓷重要的生产基地，其天然的物质资源以及人所兼具的文化脉络传习，为耀州瓷刻划花装饰艺术特色的凝聚，均起到了基础铺垫作用。当然我们不能回避北方青铜铸造业的发展所给于唐朝铜镜艺术，乃至于辅助青铜铸造业而发展的冶炼技术和陶范加工技艺的提升，以及唐朝以来的石窟艺术的发展以及丝绸文化在图案设计与运用方面，所起到的时尚文化引导与传递作用，这种综合文化对于陶瓷艺术的发展，特别是对于依靠青釉来体现以刀为笔的刻划花艺术而言，其唐文化的包容气象，乃至于宋时对于工艺技术的品质化述求，均起到推波助澜的效用。

在此谈手艺的尺度与唐宋文脉的关系，既在于耀州瓷刻划花瓷盘的构思与刻绘，尊重了手的价值磁场，也在于瓷器制作的尺度审美范围内对于手工劳作的情感述求和艺人的性情体悟。重新回归到刻划花瓷盘的图示设计中，我们能够看到团花图案的有效组织与穿插比例协调，张弛有度，大小区间中的深浅刀法变化，以及主次线条的有序穿插处理，均凸显出手的指腕之间游刃有余的视觉回旋之美。有以瓷盘圆心为中心而设计的团形独立花纹，其刻画的图示饱满而圆润，在手刻划花的手动范围内，能够做到自内向外，抑或从左向右同心式旋转刻绘的韵律感与节奏感，如唐代的龙戏水波瓷盘，刻划花的骨架设计以瓷盘中心为辐射点，表现水纹的波浪旋转为内容，其用刀如同运笔，尺度感很强。大的波浪纹线条刻绘条理有序，层次渐变的抑扬顿挫，水波水浪的细节表现精致细密，具有很强的装饰性。整体作品能够感受到手艺尺度的自然与清新，流畅而唯美。同时也不乏细节部分个性化造型符号的独立表现。再如以缠枝花纹为内容的两至三个圆心图案设计，也充分的运动到手腕在其行刀过程中的力度肢体美感，以及细节把握过程中的运动感觉。总的来说充满富贵而饱满的构图文化气息，深深烙上了唐代文化的审美特质，以及宋代对于洗练线条的优质掌控与把握。这种手的尺度感正是契合了文化的尺度感，人对于器物审美取向以及感官把玩过程中的尺度体验感，所有的这一切均是在手眼完美把握其过程中的一种物化升华与心灵美感的相互触碰。从这个意义上来感知耀州刻划花的工艺之美，我们既能在大的时代背景下观察工艺美的历程是如何形成与发展的，同样在宏观的体悟中，觉察到人类智慧的结晶，均是在手艺尺度的拿捏中，渲染了人类情感的份量，并以工艺美的视角传递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之美。

手艺的尺度在技术层次上的提炼与把握

手艺不仅是思想下的劳作体验，更是长期实践过程中的一种文化积习。是几辈艺人在实践中的不断推敲与实践所得。特别是对于传习而来的陶艺技艺的消化与吸收，往往积聚了众多艺人对于外来陶瓷文化的一种消化和整合。耀州刻划花图案是在吸收唐代壁画艺术以及磁州窑黑釉画花的基础上，结合青瓷特征，以独特的刻划花工艺而呈现出来的具有独特陶瓷艺术审美的新视觉艺术。早期的刻划花陶瓷作品手法朴拙，刀法缺乏锋利而刚劲的一面，而是一种泥坯基础上的图案刻画。也正是在这种图形与泥坯的不断接触过程中，以及艺人对于技术的不断提炼与把握，特别是在保证提高刻划花效率的同时，以其深浅变化彰显青釉独特的变幻之美，加之泥料所具备的工艺特征——细腻﹑有立性，能够承受在行笔过程中快速而有力度的深浅用刀变化习性，从而将刻划花的行笔力度和行笔速度有机的衔接在一起，加上图式设计与器形设计，有利于手腕之间的尺度运行，均为创作中的最终艺术效果呈现奠定了可行性。手艺尺度的技术训练与经验积累，是民间陶瓷艺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典型特征。由于大量民窑产品需求量加剧，加上价格低廉以及它所面对的群体对于产品使用性的不严格性，也客观成就了民窑产品艺人对于某种单一图式在反复实践中的娴熟体验。这种体验也在图式生疏与熟练之间搭建了手艺的时间尺度。手艺的时间尺度也就是手艺技术尺度，乃至于手艺文化尺度传承的有效记录。当我们在观察各个瓷区民窑产品艺术特色与风格时，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我们对于娴熟技艺的某种迷惑或者迷恋。但当我们仔细审视这种文化背景下，关于手艺时间尺度与工艺尺度的关系时，游离于美学思潮之上的手艺思考便越加清晰而明朗的显现出来。

手艺的尺度在技术层面上的积习，是手工艺活动的客观体现，也是手工艺美术的基本特征。一旦一种图式化的美学样式被艺人们不断传习而成为样板，唯一能够界定其价值的标准就是对于技术的理解与消化，抑或就是手艺时间的积累，依靠长期的技术训练而达成的一种艺术视觉的娴熟化呈现。这种呈现不仅仅是耀州瓷艺术某种特色的一种显现，也是磁州窑画花和景德镇民窑青花彩绘的一种同样模式。但这些技艺与文化的积习都是对于手艺尺度在器皿上的一种游走，也是手艺尺度范畴内器皿图式设计与造型设计的一种综合运用。

（作者单位：西安美术学院）

本论文系西安美术学院人文社会研究项目《中国西部陶瓷刻划花艺术研究》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5XK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