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与性别平等

袁晓燕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性别差异被彻底抽象掉，其理论和方法很大程度凸显的是成年男性的经历和视角，这种以完全理性为理论前提的新古典框架不能凸显客观存在的性别差异。

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菲尔普斯曾说过，美好的生活有两个部分：在积极参与社会中所增长的见识，以及在创造和探索不确定性中所完善的德行。而长期从事简单重复的家务劳动既无法在积极参与社会中增长见识，也无法在创造和探索不确定性中完善德行，那么女性的美好生活又从何而来呢？对于女性而言，只有在家庭、劳动力市场以及教育三个领域中实现完全的男女平等，才是其追求的终极目标。然而，根据世界发展报告，在发展中国家，完成了初中教育的女性仅占到34%，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参与率也仅为52%。不僅如此，每年全球“消失的女性”大概有600万之多。在中国，出生性别比（男/女）在2014年末已经达到1.26。

不仅如此，经验观察还发现，即使男女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水平相同，其他特征条件相近，男女行为方式和行为能力也存在显著差异。比如，相较于男性，女性拥有更为精巧地照料孩子的能力。最新脑科学研究表明，由于女性能够更为迅速地激起其脑电图中的悲伤电路，因而比男性更为情绪化，这些性别现象的经济学意义是，外生的性别差异会内生出男女决策水平和行为效果上的差异，从而影响两者效用水平的评价。然而，这一客观存在并没有被纳入到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因而其劳动要素的效用函数中不考虑性别的异质性特征，尽管这会影响到男女各自的福利水平。近年来更多的研究对男女在竞争、风险以及社会偏好方面的差异及原因进行了进一步探究，结果表明，缘于社会规范的影响，男女在成长过程中有意识地形成了对待事物的不同态度，从而导致男女面对同一经济现象会采取不同的决策行为，一般表现出不同的结果。这些差异主要表现在：和男性相比，女性更为厌恶风险；在一个竞争的环境中，女性比男性更羞于竞争，尤其羞于和男性竞争；而在社会偏好方面，实验研究没有表现出结果一致的性别差异，但女性对环境的变化更为敏感。以上来自自然和社会角色的差异影响到女性的偏好，进而影响到女性的选择，最终导致其通往帕累托最优的路径和男性的不一致。

男女之间还有一个显著的差异是择偶上的差异。实验数据发现，女性择偶更侧重于配偶的智力、收入，而男性则侧重于女性的外表。这种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性别角色不同的生存现状。

除此之外，经济学家还对女性在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原因进行了深层次的研究，结果发现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表现与其经济参与度高度相关。哈佛大学亚利桑那（Alesina）教授发现，在世界进入农耕文明时代之后，女性由于其体能上的天生劣势，不能胜任重体力劳动，因此在需要牛耕的地区，形成了长期以来较为严重的性别歧视传统。耶鲁大学钱楠筠教授运用中国的数据发现，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的推进，农村的生产经营方式及农作物开始多样化，在那些适合种茶的地方，由于女性更适宜从事茶叶生产，因此女婴成活率、成年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以及女性的工资都显著较其他地方更高。这说明女性劳动参与率与经济发展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然而，运用跨国数据以及经济研究的视角，哈佛大学戈尔丁（Goldin）教授却发现，经济发展和女性劳动参与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U型关系。这其中，社会规范扮演了重要角色。比如，如果已婚女性选择在制造业工作，她们的丈夫会被认为是不负责任或者懒散的。不仅如此，随着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参与度越来越高，她们对其在工作中的预期也开始发生变化。早期的美国女性在劳动力市场选择的是工作（job）而非职业（career），也就是说，她们仅仅是为了得到一份收入而加入到劳动力市场。但是，一方面，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更多女性把工作当成职业来对待，也就是说，除了收入，她们更多把职业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部分；另一方面，医学技术的发展，使女性可以控制自己的生育行为，这使得更多女性加入到劳动力市场当中去。更甚之，由于接受了更多教育，女性还可以把学校当成其潜在的婚姻市场，尤其是进入到更高等学府的女性，她们选择到与其相匹配的优质男性的可能性更高，为此，这些女性会更多地投入到劳动力市场中去。另外，和菲尔普斯的结论不谋而合，女性在公共事务中的参与率会影响她们的相对地位。

在中国，经历了漫长的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后，新中国以“妇女能顶半边天”为标志的妇女解放运动，使得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及高等教育参与率都大幅提高。然而，高比率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并没有自动带来性别平等，相反，女性经常发现自己陷于工作和家务劳动的双重负担中。尽管中国女性相对于男性的收入在国际比较中已经是名列前茅，但总体上她们的收入还是要比男性低大约25%左右。更有甚之，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逐步推行，表现在劳动力市场上，我们却发现女性劳动参与率略有下降。而与之相伴随的则是女性受教育程度显著提高。笔者在研究中发现，由于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依然存在，受教育程度提高并不显著降低女性在家庭中的无偿劳动时间，同时，女性依然从事着劳动力市场的有偿劳动，为此，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女性承受了严重的双重负担。因此，单纯强调经济发展对性别平等的影响是不够的。经济发展与性别平等是相互作用的。然而，经济发展并不能够保障完全的性别平等，还需要相应的公共政策来保证其实施。

走向性别平等的道路还很漫长。然而我们相信，如戈尔丁教授在她作为美国经济学会主席的就职演说中所言：性别平等不是女赢男输的零和博弈，虽然那些不赞同的人可能会因此惨遭淘汰，但大多数工人都将从一个更为灵活的政策中获益。（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