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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金融的经济理论

时间:2024-05-04

星焱

在联合国倡导下,普惠金融迅速成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施政重点。普惠金融理论的构建和完善,也成为当今学界和政界关注的前沿领域。普惠金融的概念界定有两个层面:一是基本概念,从实践层面以金融服务或产品为视角的界定。比如,国务院《推行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中的界定:普惠金融是指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二是理论概念(可谓之普惠金融论),以金融发展和金融福祉分配为视角的界定。笔者将其界定为:“普惠金融论是一门研究金融发展与金融福祉的经济理论。具体而言,它是以金融福祉分配的公平合理为原则,对金融发展的演化路径及其‘优劣予以分析和评价的经济理论。”该理论的主体内容包括三个方面:对普惠金融发展路径和本质的解读,对普惠金融与包容性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分析,对金融发展是否公平的价值评判。

理论定位与理论渊源

如果将普惠金融论再进行理论定位,它可以划归为发展经济学中的金融发展理论。按照提出的时间先后划分,金融发展理论的代表性分支理论有:金融结构论、金融抑制/金融深化论、内生金融理论和金融约束论等。可以说,在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上,普惠金融论与这些分支理论一脉相承,很多相关经济思想都可以从中探寻。

首先,根据金融结构论,落后的金融结构会制约普惠金融的实现,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的种类、数量都会停滞于一个很低的水平上。此时,金融体系只是简单地将经济资源汇集至个别行业,而对其他实体部门和民众的金融需求无暇顾及。其次,金融抑制/金融深化论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对金融体系过度干预,抑制了有效金融需求和国民经济均衡增长。在此情形下,众多不符合国家意志的部门和群体必然遭到金融排斥,或者说阻碍普惠金融发展。因此,建议实施金融深化(即金融自由化)来解除金融抑制,认为依靠市场力量可以自发满足被排斥者的金融需求。再者,金融约束论建议给予银行部门“特许价值权”。这不但会排斥小微企业等服务客体,而且会排斥中小银行等服务主体,制约直接融资市场的功能,显然不利于普惠金融发展。此外,内生增长理论也给普惠金融带来了重要启示。比如,根据格林伍德和史密斯模型可以推论出,当某个地区或国家中人均收入水平较低时,普通民众无法支付金融部门的服务成本,普惠金融机构就不会内生形成。

发展路径

解读金融发展路径,是第二代金融发展理论(内生金融理论)的核心内容,也是普惠金融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它的研究对象,是从金融排斥到金融共享的实现过程与机制。具体而言,普惠金融的实现过程包括内生式和外生式。

简单来讲,内生式普惠金融发展路径分为初级和高级两个阶段。在初级阶段,金融机构数量少、产品技术创新不够,金融资源配置于小微企业和低收入人群的平均收益和边际收益较低。此时,无论从存量上还是增量上看,金融资源将更多集中于大型企业和高收入人群。但是,由于存在技术进步(比如当今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金融资源配置于小微企业和低收入人群的经济效益会逐步提升;同时,大型企业和高收入人群的金融需求将逐步趋于饱和,市场竞争又会引致服务他们的平均收益和边际收益降低。当金融资源配置于两类群体的边际收益率相等时,就进入了普惠金融的高级阶段。在此之后,新增金融资源将更多集中于小微企业和低收入人群。最终,达到两类群体的金融需求皆被满足的均衡状态。

外生式普惠金融发展路径,是指计划力量完全主导普惠金融的发展模式。此时,政府是金融服务的唯一供给者。因此,金融产品抑或金融资源在不同群体之间的分配,由政府的目标函数所决定。鉴于政府目标函数的时变性(在不同时期,对政治、社会、经济等指标体系的考量侧重不同),外生式普惠金融发展路径也具有诸多不确定性。同时,计划力量主导难免存在行政低效和创新不足等问题。有趣的是,如果方法得当,外生式路径可能会“后发先至,弯道超车”。比如,中国的商业银行体系严格外生,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网点很少。在南亚和拉美等市场经济国家,微型金融机构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取得了较大成功。然而,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在正规银行账户普及率、存取汇等基本服务可得性上,已经明显反超南亚和拉美国家。比如,在2014年,中国成年人银行账户普及率为64%,而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为57.3%,发展中国家平均为41%,南亚国家只有33%。这与中国政府大力推动银行体系的改革与发展紧密相关,此即外生式发展路径的优越之处。

普惠金融与包容性

增长关系

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始终是金融发展理论的核心内容。体现在普惠金融论上,主要是对普惠金融发展与包容性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理论上讲,当限定条件不同时(经济制度、金融结构、发展阶段),普惠金融与包容性经济增长的关系存在不确定性。但是,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健康的普惠金融体系会对经济社会带来多方面的积极影响。

首先,满足小微企业的金融需求可以提升地方产出水平、就业率和市场主体创新能力。小微企业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力量。以中国为例,当前小微企业数量超过5600万,约占工商注册市场主体的95%、GDP的60%、就业率的80%、发明专利的70%。当小微企业的金融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将大幅提高国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其次,助力低收入者脱离贫困恶性循环,可以提升一国的人均生产率、人均消费水平、人均增长率,并降低犯罪率。一方面,低收入者生活改善后,会增加对本地生产日用品的消费,引致人均“内需”消费的增长。另一方面,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金融服务、健全社会保险制度,是解决不平等所导致财产犯罪的重要手段。

最后,普及金融知识和金融法制,可以提高人均生产率、降低犯罪率,提高金融服务有效需求和国民创新能力。在世界范围内,知识存量低是低收入者的共性,这导致很多看似“唾手可得”的金融服务,他们却难以享用。因此,普及金融知识的作用十分重要。同时,普惠金融强调资金运行的透明度和安全性,可以减少“欺骗性”金融创新和金融犯罪,增强民众的“金融幸福感”。

对金融发展“优劣”的

价值判断

共享和公平,是普惠金融论对金融发展价值评判的核心准则。共享,体现着普惠金融的基本内涵,重点考察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价格合理性、安全性和全面性;公平,体现着普惠金融的理论内涵,关乎金融福祉分配的深层次标准,涉及到经济学、哲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理论论证。普惠金融论的价值评判准则并非凭空出现,它与人类历史上最高尚的或者最先进的价值理念一脉相承。

首先,中国儒家思想的最高理想——大同社会——即以共享和公平为准绳。《礼记·礼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其次,在西方,古希腊先哲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也表达了追求国家公平正义、权利义务平等的价值理念。最后,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始终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效率与公平的一致性。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代表性理论对此观念进一步推演。邓小平在其社会主义本质论中就曾指出,要“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在经济学领域,共享与公平,也已经逐步成为主流经济学的重要版图。特别是,自20世纪初福利经济学诞生后,学界对经济公平的关注热度持续上升。近年来,将研究领域聚焦于福利分配、经济平等的阿玛蒂亚·森、安格斯·迪顿,先后获得经济学诺贝尔奖项。这从侧面印证出,主流经济学价值理念变化也与普惠金融的内涵息息相通。(作者单位:中国证监会中证金融研究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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