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节

卓亮

感恩节是美国和加拿大人民一家团聚的节日（两地日期不同），或许因为其名字感性，近年在中国也变得相当流行。中国人过感恩节，好比美国人过中秋节，始终有点不明就里的感觉。然而，即使在北美，相信亦只有少数人了解这段近四百年前历史的真正教训。

私有产权解决饥荒

1620年，属于英格兰清教分支分离教派的一群人，为了逃避宗教迫害，乘坐五月花号（Mayflower）穿过大西洋，到达现时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普利茅斯（Plymouth，Massachusetts）。他们希望逃离旧世界，建立一个共享、互助、服从集体意志的乌托邦新世界。

可惜，在普利茅斯，等待他们的不是繁荣，而是灾难。由于气候恶劣、生活条件艰苦，在短短三个月内，乘坐五月花号抵达麻省的102个清教徒中就有一半人死亡，幸存者则需要面对饥荒。而这一切，只是开始。

这些清教徒认为集体耕种、平均分享收成的模式会为他们带来快乐，但由于无论付出多少，收获都会被集体平分，劳动积极性极低。较为懒惰的人经常迟到、不舍得出力；相对勤劳的人认为他们的劳动成果不公平地被他人瓜分，逐渐也变得懒惰。就这样，这些虔诚的清教徒幸存者，不但未能创造新世界，反而忍受了三年的饥荒，甚至尝试偷窃犯罪。

到了1623年的春季种植时节，普利茅斯殖民地总督Bradford决定实行改革。在新的制度下，每个家庭分得一块农地，自行耕作，并享有收成。私有产权得到保护后，奇迹出现了。人们的劳动热情实时升温，不仅所有男士勤劳耕种，就连从不下田的女士也背着幼童帮忙。当年的农作物大丰收，清教徒终于不用再挨饿，于是专门定下一天来感恩，这就是美国感恩节的来源。

这些清教徒的生产力其实一直存在，只是被制度抑制，他们并没有突然掌握任何新技能，也不需要大自然风调雨顺眷顾。真正值得感恩的，是在生死存亡关头，有一个决意改革的领导人，保护他们的劳动成果。

特朗普成为改革曙光

今年感恩节适逢美国总统选举结束不久。在大选前，笔者虽然认为特朗普有胜算，但没有想到选举人票优势如此明显，间接带挈共和党保住国会控制权。更加意想不到的是，金融市场反应正面程度，用亢奋来形容亦不为过。

在汇市方面，美元短暂受压后，展开凌厉升势，美元兑日元从101急升至111，美元兑欧元更创下连升10天的史上最长纪录。在股市方面，选举结束次日，道琼斯工业指数在急跌867点后收市倒升305点，创下这个全球历史最悠久的股票指数最大单日逆转。而道指在大选当周表现，亦录得近五年内最大单周升幅。特朗普这个“黑天鹅”现身，带来的不是惊吓，而是惊喜。

美股造好，本身并不一定值得兴奋。毕竟在超宽松货币政策的环境下，资产价格表现早已被央行力量主导，与实体经济背驰。值得注意的是，美股在特朗普胜选后急升，是在货币政策即将收紧的预期下出现的。换言之，股市投资者转趋乐观，并非因为预期美联储继续呵护股市，而是期望特朗普的政策能够实际改善经济。

美国债息近期升幅相当惊人。过去几年，尽管美联储先后终结QE3、结束零利率政策、不断为加息吹风，较长年期的国债孳息却一直反复下滑。归根结底，债市投资者对美国经济前景悲观，认为利率将持续低企。特朗普胜出后，美国十年期国债孳息急升约50个基点。50个基点听起来不算什么大数，但需知美联储在2016年全年对联邦基金利率的上调幅度也只有25个基点。而十年期国债孳息从1.8%升至2.3%，以百分比计算，升幅高达28%！

如果这种债息飙升的情况在过去几年出现（例如2013年的“QE缩减恐慌症”，taper tantrum），美股势必暴挫，但目前市场对经济前景的乐观情绪明显盖过对货币政策收紧的担忧，打破了超宽松货币政策下“坏消息是好消息（经济差代表央行会放水）、好消息是坏消息（经济好转意味央行会收水）”的畸形规律。这种转变是金融市场有望重回正轨的积极信号，但市场对特朗普的期望，是否过于乐观呢？

成功的改革

必定提高劳动积极性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妨回顾感恩节的教训。真正能够刺激经济增长、改善生活水平的改革，需要做到提高劳动积极性，从而释放生产力。在这方面，特朗普简化税制、放宽监管的主张有望影响深远。

针对美国税法过于复杂，条例繁多，特朗普承诺将显著简化税制及降低税负。特朗普从商经验丰富，深知高税率的弊端，这点与共和党的灵魂人物罗纳德·里根有相似之处。众所周知，里根曾是演员。与大部分加州人士一样，这位共和党的旗帜，年轻时支持民主党的大政府理念。在里根的演艺事业高峰，每部电影片酬高达40万美元。当时的最高联邦个人所得税税率达到匪夷所思的90%（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更高达94%），以致里根每年拍两部电影后就毫无动力继续工作。他慨叹就算第三部电影是《乱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对他也不会有任何意义，于是渐渐接受小政府的主张。这正是高生产力人士被迫与他人过度分享成果（正如刚抵达普利茅斯的清教徒），而失去生产动力的案例。

事实上，私有财产与合理税率息息相关，试问当个人收入所得的九成被税收抽走时，生产者又有何积极性而言。里根于是决定大刀阔斧减税，经过两次税制改革后，在1986年将联邦最高个人所得税率从他上任时的70%降至只有28%。特朗普的减税力度不及里根大，但如果他能够成功将税阶降至三个，在简化税制方面则会比里根（四个税阶）做得更进一步。

要释放生产力，除了保护私有财产外，还需要避免过度干预。当年普利茅斯殖民地总督Bradford在批准私人耕种并支配收成时，并没有对工作时间、农作物品种、工具使用等范畴制定规管，而是让每个家庭作出最适合自身条件的选择。同样道理，里根为解决当年美国增长乏力的问题，显著放松政府对多个行业的监管，为经济注入生机、提高活力。相比之下，在奥巴马年代，私人企业所承受的监管压力不断增加。根据Competitive Enterprise Institute最近一份报告，奥巴马政府在2016年初至今，新增的联邦监管法规条文长达81640页纸，打破了他自己保持的记录。在奥巴马之前，从来没有任何一位总统在一年内新增逾八万页法规，但奥巴马却做到了四次。更难以置信的是，在美国有史以来每年新增联邦监管法例长度的排名中，前8位中有7年是奥巴马政府。正是针对这种联邦政府无约束膨胀的趋势，特朗普提倡硬性规定联邦政府在新增一条监管法例前，必须先取消两条现有监管法例，改革决心可见一斑。

里根在1989年卸任，经过一代人后，特朗普即将上台。有朝一日，说不定唐纳德·特朗普真的能够仿效罗纳德·里根，成为共和党近代标志人物。当然，这一切都言之尚早。这个感恩节，感恩特朗普这只黑天鹅，可能是好天鹅。（作者单位：中银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