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旧纪年（十五）

黄达

一个新生活的开端：进入解放区（上）

1946年春，进入解放区。这应是我一生中最关键的转折点。

1945秋冬之交，有一次打算即去即回的济南之行。没想到由于铁路交通问题，滞留济南数月。几个月不长，天津的政治形势变化很快：由于美军的傲慢，对于美军从欢迎变为厌恶；由于国民党大员以“接收”之名行“劫收”之实，从“盼中央”变为极度失望。朋友们劝我回津。1946年春节过后，在未通铁路的条件下，几经周折，我从济南回到天津。本来是沉浸在回家、回乡的快乐之中，但没有料到，刚一到家，母亲、二姐立即告诉我一个更大、更叫我振奋的消息：在1945年秋，那是我刚刚离开天津去济南的一天，大姐和大姐夫梁波，从“那边”派人到天津的家里叫我去根据地——共产党、八路军的根据地，平西根据地（记得在1946年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区依然还叫根据地，即延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叫法）。

过程颇有些像小说里的情节：一天，在我的一姑母家的大门外，有一个老农民蹲在那里许久许久。后来，门口的仆人觉得奇怪，问他找谁，他才说找我一姑母。当他确认见到的是我的一姑母，自我介绍他姓唐，叫他“唐老头”即可，并说明了来意：受我大姐和大姐夫的委托，接我去根据地。我不在天津，于是他留下了联系地址，说按地址找到他，就会带我到“那边”去。

真后悔去济南。从“8·15”之后，从天津到济南的火车，只通了一次，而我也正是挤上了那列火车。命运真是捉弄人。现在，回到了天津，但距“唐老头”来天津已经过了好几个月，去不去？没有经过过多的犹豫，决定去！其所以如此，回想起来，应是多方面的。

——从抗战前夜开始，接触了有关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介绍，并逐渐形成“那里”有一片美丽晴朗的天空和人间净土的想法，早已心向往之。大概这是决定去的“思想基础”。

——假如当时自己在北京大学工学院读书，很大可能是选择攻读学业而暂且不去解放区。读完大学，那时是排在首位的目标。

——那时，家境贫寒，主要靠我二姐的极其微薄的工薪收入度日。如果当时自己有一份多少稳定的工作，对于大姐和大姐夫的召唤也会有所犹豫。

——我不是那种敢于闯荡江湖的开拓型的人，但也不是一点也没有进入新天地探索机遇的欲望。在旧圈子中看不清前景的时候，也许就是这点点欲望给了我勇气……

我决定去。与二姐商量，她支持，并决定先不告诉母亲，也不告诉我的好朋友们。

带了一两件随身衣服，就起身了。“唐老头”留下的地址是北平阜成门外的一家煤厂。于是，我先到北平。在北平先去看了看我的七姑母，说是来北平找同学。下午，出了阜成门。阜成门外是一条一直向西的大路。土路，比较宽，在当时是应该称之为“马路”的路。没走多远，沿大路的两旁已经只有零零星星的人家。破旧的土房和路旁大片大片尚未长出庄稼的田地，以及很少行人，使人感到十分荒凉。好在不远处看到一家煤厂。坐落在路边，没有邻居，一圈用荆条围起来的几亩地，里面东一堆、西一堆，零零散散地堆着些煤块、煤末、煤球，靠近大路这边有两间矮小的土房。对着路边，荆条圈子有一个宽宽的缺口，可以进出畜力大车，就是大门。旁边戳着个木牌子，歪歪斜斜地写着煤厂的名字。再往前，路南路北，隔着百八十米就有一家这样规格的煤厂。向一家煤厂打听了一下，人家指点给我，再过几家煤厂，坐南的一家，就是我要找的。悬着的心落下了一半。好像还是走了好远，才找到那家煤厂。进到土房子里——那应该说是“办公室”吧，一眼看到的是几个壮年人、青年人，没有老头。壮着胆子，自报了姓名，说要找“唐老头”。其中的一个年轻人说：“唐老头不在，我是他的儿子，知道你这件事，今天天晚了，在这住一夜，明天带你‘进山。”一切平淡的不能再平淡了。旁边几个人照常干他们的事，说他们的话，对我也没有什么惊异的眼光。天擦黑，其中一位汉子做了一锅菜汤，就着窝头，解决了晚饭。观察，这也是他们平常的饮食。很快，大家就在这间办公室兼厨房兼卧室的地铺上睡了。

第二天清早，唐老头的儿子，领着我出发。只叮嘱了一句话，有人问你进山干什么，就回答是办药材的。是否坐了西直门到门头沟的火车，想不起了。步行时，路上没有什么行人。走了一两个小时，在一个岔路口，有一个岗哨。路上的行人就我们两个，岗哨懒洋洋的，甚至没有打量我们一下。过了一小段路，唐老头的儿子说，前面没有岗哨了。就这么平淡地从国民党统治区走了出来，实在出乎意料。后来的两三年，天天接触从国统区来到解放区的知识青年，每每讲起过封锁线，或多或少都有点惊险的经历，谈起来绘声绘色，显然都是终身难忘的。对比起来，总觉得自己进解放区的平淡经历有些遗憾。后来知道，我走的路线极少有人走，特别是通过我们党的“城工部（全称应是城市工作部）”关系从国统区出来的学生走的都不是这条路。

记得有好长一段路是沿着永定河走，走了好久，到了一个铁路车站。后来知道，那是日本人修了好几年也没有修通的丰沙线的一个车站，一个没有运营的车站。就近是个村子，叫三家店，车站也以三家店命名。那时，艳阳高升，应该是处于从早晨走向中午的中间时刻。远远望去，有个另一条铁路的小车站，有许多人正从一列车上下来。唐老头的儿子说，那是北平的大学生去西山看桃花。这是春的季节，至今的印象仍如昨日。“大学生”，这个词深深地刺痛了我，要不是一场大病打断了上大学的梦，我很可能也在他们那群之间，而不是为生活奔波了两年多之后，又在走向一条新生活的道路上远远地遥望他们……

接下来的路完全是沿着永定河向上游走，一直是上坡。可能是走到下午，过了河，到了一个山村——下苇店。这就是唐老头的家。唐老头，一位非常和蔼，但也看得出是久经历练深谙人情世故的老农。他跟我讲了头年去天津的过程，说在他家住着一位干部并把我介绍给他。他说明早会有人带我去“上面”——梁波和我大姐的驻地。

他有好几个儿子，送我来的是他的一个小儿子。儿子儿媳、孙子孙女，是一大户人家。有大大的炕，炕前是灶台，儿媳在灶台煮菜汤、贴饼子，小孩在灶台边爬来爬去，有时撒尿，有时流鼻涕，儿媳给孩子把尿、揩鼻涕，搓搓手继续做饭……

这是我第一次进入农家，第一次形成什么是农家的概念。小的时候，大约四五岁，在父亲供职的矿区，一位在我家帮忙的矿工带我去过他们山村的家，但一点印象也没有留下。

第二天一早，记不起是位什么人，带我启程，说要途经上苇店，去涧沟——那是梁波的驻地。

这是我第一次“进山”。下苇店应该说是山脚，从这里开始往西，才叫真正的进山。在天津，极目四望，看不到一点山的影子。去北京，人们总要告诉你，快到北京的时候从火车上就会看到山。此前，四十年代初去过北京几次，总也忘不了望一望西山。这次，山，不只在面前，而且就要爬山了。出村，就是荒草凄凄蜿蜒而上的山间小路。攀登一段路程，山顶在望。翻过山顶，那一定是下坡路了。未成想到了山顶，才知道这个山顶不过是前面一座山的山脚。爬到前面一座山的山顶，眼前看到的是更高的又一座山……在我过去的观念里，是国画里的山：山的后面一定是一片像天津一样的一望无际的平原。在北京遥望西山，也是这样想的：翻过远远望见的西山，后面又会是所熟悉的平坦原野。但真正进了西山，才知道山是那么的“厚”。高高的山头，接着是更高的山头，爬了大半天，也不过只是在这座山的东坡上往上爬了一小段。往后，爬了许许多多的山，记不起在哪一次，也许是好多次，不由得想起《史记太史公字序》的一段：“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大意是太史公的胸怀和绝世的文化素养是与历游名山大川分不开的。但两者到底怎样地联系在一起，并无体会。能够在爬山时想起这段许多读书人熟知的论述，说明开始若有所悟，当然，只是“若有”，也算进了一大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