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拨开增长迷雾开启新周期

章玉贵

革开放以来我国较好地把握了和平发展战略机遇期，一心一意谋发展，迅速缩小了与发达经济体的实力差距。尤其是进入21世纪，经济发展更是每隔几年就上一个新台阶。最近三年，我国经济规模差不多以每年1万亿美元的增加值在做大，2013年，我国经济规模已相当于美国的60%，美中经济的此消彼长日趋明显，2016年有可能是中美经济规模竞争发生逆转的时间拐点。

增长奇迹或成历史

“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年均8%的增长速度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在预测中国长期经济增长时，一个不容忽视的制约因素是，今日中国的经济增长基数早已不是30年前的3000亿美元规模了，而是较之以前扩大了30倍。从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增长历史来看，显然，中国经济若要继续求得后续30年的类似增速，无疑是超高难度命题。即便通过各种途径实现了高速增长的目标，假如增长模式无法实现质的跨越，简单追求GDP增幅不仅没有太多的福利效应，还会导致既有增长模式弊病的进一步恶化，而且，倘若中国经济真的像某些探讨所说的早在几年前就跨过了“刘易斯拐点”，则中国经济在逐步告别人口红利之后有可能会迎来痛苦的爬坡期。

众所周知，中国在人均收入水平尚处于中下等阶段时就过早地进入了资本深化过程，没能充分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更加有效地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技术进步与技术应用方面进展相对滞后，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大量资本投入、大量资源消耗，导致全要素生产率（TEP）在1995年以后就处于低增长期。这意味着中国主要依靠资本投入拉动经济增长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已经难以持续。尽管从人力资源供给的角度来看，最乐观的估计是未来15年，中国广大农村地区仍会每年向工业部门转移600万至700万的产业工人，但真实世界未必会兑现这种静态假定。根据人口经济学家的预测，人口红利的转变节点将会在2015年出现。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中国大陆总人口为13.4亿人，其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增至1.78亿，人口老龄化水平达到13.26%，未来20年，中国的老龄化现象将变得更为严重。

真正的危险还在于：内外经济的失衡尤其是外部发展环境的可能恶化使得中国在愈来愈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中，爆发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假如以楼市为代表的资产泡沫最终破灭，且主要发达国家又在贸易和人民币汇率方面频频对中国发难，则中国有可能在尚未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情况下，在经济遭受重创之后错过重振的时间窗口；而基于收入差距扩大而产生的社会不稳定又会进一步加大政府的管理成本。

下一个增长周期靠什么？

一味追求高增长看来是行不通了。也许，中国自1980年以来长达30年的高速增长周期或许将告一段落。在经济规模跃上8万亿美元台阶之后，中国应该做好适应中等速度增长的政策与心理准备。

经济增长从长期来看应是一种内生性的选择，依赖于市场主体基于既有的约束条件追求成长空间的持续扩大。而从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来看，尽管适度干预是避免市场失灵的必要条件，但充分调动各有关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才是保持经济增长的最为关键的环节。而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实践，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增长特征是在制度创新中注重扩大市场主体的行为空间。换句话说，中国民间长期以来被压抑的营商禀赋由于政府政策空间的解放而大大释放出来，成为中国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但另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政府在推进市场化改革方面仍然是不彻底的，尤其是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进展缓慢，已经成为经济迈向内生性增长的最大障碍。

当然，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在向服务经济转型过程中依然十分重视制造业的发展。政府并不刻意追求在经济增长中的显性角色，而是重视扩大企业的边界，追求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在此背景下，美、日等国只维持了4%左右的经济增速，就创造了广阔的就业空间，进而在完成工业化的过程中大大提高了经济增长质量。

反观中国，在经济向人均3000美元阶段迈进的关键时期，政府在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同时，并未及时实现增长动力的切换。其结果，尽管成绩毋庸置疑，但宏观经济风险不断累积以及经济内外失衡持续加剧却是不争的事实。如今，偏好投资和出口而消费受到严重抑制的增长模式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负担。已有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即将进入“U”型经济周期，其在底部停留的时间取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速度，也就是如何将经济增长拉动引擎转到消费上来。因此，决策层应当思考的不是短期的经济增长势头可能下滑，而是如何通过确立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为主线的改革总体思路，来推进结构性改革。

首先，应该充分利用所剩不多的人口红利，保持较高的资本积累，提高劳动资源的使用效率，特别是要注意提高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取决于以知识、信息、研究开发或创新所带来的规模收益递增、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长等核心内生变量。技术进步的内生化，要求中国必须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促进劳动力要素合理流动，提高劳动生产率。

其次，以金融体系和要素价格改革为突破口，切实解决民营资本发展的瓶颈问题，实现要素资源的市场化配置。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保持较高的投资率尽管有其合理性，但投资结构不合理与投资效率低是两大弊病。以政府为主导的基础设施、基础工业投资比重过大，且难以提供持续的就业空间；此外，庞大的民间资本却因为市场准入限制难觅合适的投资领域。因此，政府应该扩大竞争性投资领域，让民间资本参与投资，在提高投资效率的同时提供更多就业机会。而为了使宏观领域的政策改革能够更好地反映出资源的稀缺性，政府亟需消除土地、资本、劳动力和能源等价格方面的扭曲，改变由行政机关定价或者受行政机关影响的定价机制，真正做到由市场来决定价格，反映这些要素的机会成本。

最后，未来一段时期，在加大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同时，应以前瞻性的技术投入和高质量的技术改造引领产业结构整体升级。2008年底至2010年初，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得以出口为导向的中国制造业的核心板块——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长期以来凭借高度专业化和价格竞争为利器的制造业集群普遍经受了一段调整期，部分企业倒闭或者外迁至越南、印度等价值洼地。预计未来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企业的利润挤压可能会持续，企业的破产风险会升高。尽管一部分制造业企业的破产可以为优质企业的发展让出更多的资源和市场空间，但在缺乏自主创新技术的制约下，中国制造业要在短期内实现整体升级，并不现实。事实上，中国每年大约2.5万亿美元的制造业产值中，真正有产业竞争力意义的部分，不会超过三分之一。中国日渐做大的制造业规模，实际上是以在华外商投资企业的不断膨胀为底基的。更重要的是，中国在高端制造业上仍然没有太大突破。

从既有经济分工的剩余光谱来看，中国大概还有三年到五年的经济追赶期。假如中国不能在“十二五”期间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一旦新一轮国际产业分工洗牌完毕，则本就处于不利地位的中国企业又将被强势企业再次“锁定”，中国就有可能在失去比较优势的同时又将错过提升竞争优势的“时间窗口”。在经济增长方式从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的共识下，一方面，政府亟须营造条件使技术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市场主体的普遍行为。另一方面，中国应着眼于本次金融危机结束后全球产业可能重新洗牌的机遇与挑战，着力提升金融市场、研发设计、系统集成等专业服务能力，强化金融服务、技术供给和运营管理功能，特别是管理全球供应链的能力，加大对战略新兴产业领域的关键技术投资，以期在关乎中国未来国际分工地位的关键产业领域突破核心技术瓶颈，早日形成能够支撑中国经济下一个增长周期的高端产业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