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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干预主义东山再起

时间:2024-05-04

蔡 彤

面对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美国政府对经济施以援手的力度越来越大。美国政府的救市举措引发了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为什么号称世界上自由化最彻底的美国,而今摇身一变成为高举国家干预大旗最坚定的国家之一?

事实上,纵观西方各国的经济以及经济理论的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关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的争论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只不过在某些阶段,自由主义占主导,另一些时期则是国家干预主义执牛耳。西方经济以及经济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从“市场到政府再到市场再到政府……”的演化路径。

20世纪30年代以前:

经济自由主义一统天下

20世纪30年代之前是经济自由主义占支配地位的时期。1776年,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著名的《国富论》出版。在这本书中,斯密表达了对自由放任的偏爱,他指出在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中,个人追求自己利益的动机和行为会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市场)的指导,使得经济当事人的活动能够转化成社会的最优状态,因此,政府只需要承担保护国家主权、维护社会秩序、提供公共设施等公共职能。至20世纪30年代,经济自由主义观念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

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

国家干预主义登上历史舞台

随着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到来,国家干预主义逐步登上历史舞台。20世纪30年代,各主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工业生产和GDP大幅下降,金融体系摇摇欲坠,失业率急剧上升,各种商品价格与批发价格持续下降。这次危机中,美国的经济衰退最为严重,1929~1932年,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44.7%,GDP下降了28%。

面对危机,罗斯福实行“新政”,放弃了“小政府大社会”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对政府的传统职能进行大幅度扩展。“罗斯福新政”的核心是三个R:改革(Reform)、复兴(Recovery)和救济(Relief)。“新政”从整顿金融体系开始,重建金融体系以保证国民经济的全面复兴;通过《农业调整法》和《全国工业复兴法》,尽快恢复国内生产;加大政府支出,帮助就业,增加消费,刺激生产以实现经济均衡。

同一时期,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于1935年出版《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他指出,经济大萧条的出现意味着作为经济调节工具的价格机制在运行中存在着致命缺陷,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达到的均衡可能以过高的非自愿失业为代价,总需求的严重不足是导致这次大萧条的原因。为了维持一个令人满意的总产量和就业水平,旨在调节总需求的积极的政府干预是必要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能够帮助提高有效需求,克服市场经济整体的不稳定性。因此,凯恩斯主张在保证个人经济自由的基础上扩大政府职能,发挥政府在调节消费倾向和投资诱导方面的积极作用。凯恩斯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受到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追捧,以其作为政策制定的依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走上了国家干预的道路。

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初:

新自由主义卷土重来

经过2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至20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经济发展速度开始大幅减缓,经济波动频繁,失业和通货膨胀问题日益严重。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不再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在供给和生产方面存在许多矛盾。此时,国家调节经济的政策陷入危机,凯恩斯主义遭到质疑和攻击,众多反对凯恩斯的学派以新自由主义面貌重新崛起。新自由主义认为市场机制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最理想的经济运行机制,市场能够自动调节理性个体的自由行动以使经济达到均衡;经济频繁波动是过度的政府干预引起的,而财政政策赤字是导致通货膨胀严重、失业增加的罪魁祸首,因此新自由主义主张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财政原则,而政府的职能应局限于维护法律和秩序、界定和保护产权、固定规则、促进竞争等方面。在新自由主义的推动下,这一时期,各国政府纷纷放松管制,对经济部门不再进行干预。

21世纪:国家干预主义东山再起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纷争再起。莫衷一是之际,世界经济再次面临严峻危机。面对日益陷入困境的经济,各国政府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强力干预,特别是作为自由市场经济代表的美国,政府连续推出经济救援计划,国家干预主义东山再起。对此,反对与支持的声音一样强大,各方争论的焦点在于政府的干预措施是会导致经济的进一步恶化还是会取得预想的结果,争论的核心实际上是政府干预是否会破坏市场机制。

对此不必忧心忡忡,原因是:第一,凯恩斯主义式的国家干预,在本质上同自由主义没有区别。因为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不是非此即彼的替代关系,而是互补关系,国家干预主义并非要取代市场制度,干预的目的是要修改市场体系的运行规则,以保护并加强它。凯恩斯指出,政府不应该介入“那些私有经营者已经在进行的活动”,而是应该去实现“私有者不去实现的那些职能”,去做“政府不作出就无人会作出的那些决策”。他认为,建立在个人经济自由上的国家干预能减缓经济中的负面影响,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从这点来看,凯恩斯实际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第二,尽管目前理论界对国家干预主义的批评和对“罗斯福新政”的质疑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我们认为没有任何一项政策是完美无缺的,也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可以穷尽所有的经济现象。正如有人认为当年“罗斯福新政”并不是美国走出经济危机的原因,但我们更不能证明如果没有“罗斯福新政”,当年的美国经济状况会更好。因此,面对危机,政府作为总是比不作为要好!(摘自2009年4月13日《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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