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市场力量救中小企业出围城

叶　檀

中国的制造经济略有下滑，带来的意外收获是，大家再次关注起中小企业融资难，有关方面也积极出台政策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顽症。主要办法有两类，一类偏向于行政调拨，一类偏向于动用市场力量——前者指增加面向中小企业的专项贷款；后者指发展面向中小企业的小额贷款公司，目前浙江、江苏等地已经进入实际操作阶段。

但是，用专项贷款的方式无法取得实效，有关方面无法保证这些贷款按时足额贷给中小企业。目前每年高达35%的中小企业破产，一些银行内部人士表示，贷款给中小企业风险高成本高，没有必要冒那个险。在信贷紧缩的情况下，房地产、地方政府项目全部缺钱，挪用挤占2000亿元信贷资金的情况恐怕难以避免，有关部门难道对2000亿元贷款项目逐个追查？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我国银行各司其职，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的服务对象是大项目、大公司，而地区性的城市商业银行才是民营中小企业的服务主体，他们有一整套针对中小企业的风险控制系统。目前中小商业银行现金流虽然紧张，但不放贷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前期放贷增加，存贷比到达75%的上限，没有能力继续放贷。信贷紧缩必然导致利率上涨，浙江不少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利率普遍上调30%至40%。如果是担保贷款，还要加上担保机构2%至3%的担保费率。

因此，只有给地区商业银行增加信贷权力，以及符合面向中小企业的金融机构特定监管手段，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小企业贷款难的现状。

相比而言，建立小额信贷试点公司是个倾向于市场的可喜进步。2008年7月14日，浙江省金融办、浙江省工商局、浙江银监局、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联合发布了《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暂行管理办法》。办法首次通过制度正式承认了民间贷款机构的合法地位，详细规定了申请成立小额贷款公司所需具备的各项要件，同时明确了工商部门规范小额贷款公司经营行为的各项职能。

建立小额信贷试点公司，目的是催生民间贷款力量，化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但是建立小额信贷试点是破冰之旅，仍然受到条条框框的严格束缚。

首先是不能充分发挥民间资金的作用。按照温州出台的试点规定，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上限分别是2亿元和1亿元，整个温州只有16家。以此计算，实质上“转正”小额贷款公司的温州民间资本一年不会超过30亿元，而目前温州民间资本已远超6000亿元。两者相差悬殊，小额信贷试点目前只具有象征作用。

其次是小额信贷试点的市场化尝试受到行政力量的严格钳制。股东持股比例、利率受限，绝对不允许吸储，主发起人的持股比例超过20%。按照试点规定：小额贷款公司资金来源必须是自有资金，而且只贷不存，贷款利率上限不高于国家基准利率的4倍，不得向股东发放贷款，甚至要求小额贷款公司主要经营层必须具备金融机构管理经验。

有关方面显然是想达到三个目的：一是利用民间资本的力量解决制造企业的燃眉之急；二是防范民间资本的风险，避免重蹈南昌商业银行等被民营大股东掏空的覆辙；三是试行小额信贷试点，打开未来市场化之路，同时避免与国有商业银行争夺资源。

一项措施想面面俱到十分困难，资本逐利而走，市场会根据资金风险、信贷松紧为资金定价，而不会根据一纸命令行事。可以想象，如果资金继续趋紧，那么，利率仍然会在高位徘徊。由于小额信贷试点排除了政策与法律风险，因此利率会适当下降，但这对于中小企业而言，仍是杯水车薪。

根本解决之道，是让市场选择具有成长潜力的企业，承担风险与收益。有关方面在小额信贷试点上，不妨更大胆一些，放松对于小额信贷在利率、股权等方面的严格限制，使民间资金通过市场的配置彻底走向阳光化；同时，改变目前公司债、企业债市场由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主导的形式，彻底摒弃中小企业的做法，使民营企业也能进入债券市场。

只有实行市场举措、只有尊重市场规律、只有放开市场限制，才能从根本上冲出中小企业融资围城。（摘自2008年8月17日《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