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模式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韩　康

国有垄断经济部门的发展和

民营经济部门的发展不平衡，

导致出现某些逆向

市场经济发展的倾向

改革开放30年，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国有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后的发展更为迅速。伴随国有制经济重新日渐强大，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对市场资源吸纳程度的差别越来越大。以投融资为例，根据2007年的研究分析，城乡居民储蓄的92%以上进入国有银行账户，民营企业仅能获得国有商业银行贷款总额的1.5%，而国有商业银行投向中小个体私营企业的贷款只占全部贷款总额的1%。毫无疑问，国有制企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很大的。2002年～2006年，国有企业的利润总额从3786亿元增长到12242亿元，年均增长34.1％；上缴税金从6794亿元上升到13937亿元，年均增长19.7％。但是另一个统计分析数据也告诉了我们另外的情况。1998年～2005年，大型国有企业的年均利润和年均上缴税金分别增长了30％和20.1％；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年均增长分别为18.6％和16.6％；城镇单位劳动报酬、城市居民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的年均增长分别为9.9％、8.7％和4.6％。这就是说，国有企业对经济总量增长的贡献很大，对中央政府税收的贡献也很大（约为30％左右），对国民收入水平增长的贡献却十分有限。这种增长方式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国有资产增值和资产收入会越来越大，政府的财政收入会越来越多，国家会越来越富，但大多数老百姓却没有足够地分享到这种增长成果。

更加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国有企业规模巨大的资产收入，有相当一部分进行了对内部管理者和职工收入的优先分配。这种凭借国家垄断权力的优先分配，已经大大超过社会收入的平均水准。根据有关研究机构的分析数据，我国目前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烟草和水电气供应等国有垄断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不到全国城镇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估算为1.07万亿元，约占全国职工工资总量的55％，高出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部分为9200亿元，其职工平均收入是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14.06倍。某些国有企业高层主管的薪金收入甚至达到令国人叹为观止的天文数字。有关研究表明，如果除去国有垄断经济部门的高收入，我国城乡居民之间和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会明显缩小。可见这种垄断利益的优先分配对社会公平、公正的影响有多大。

政府配置资源的功能大量

存在，这就使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自身改革的难度很大

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政府原有计划性功能虽然已经大量减少，但由于国有资本和国有实业资产大量迅速增加，再加上各级政府实际参与经济活动的力度明显增强，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的功能在另一种形式上出现强化趋势；与此同时，市场化发展又要求政府必须增加社会公共服务的许多功能。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自身的改革就面临着种种难题。

首先，政府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机构精简，但改革开放以来的每次机构精简都没能逃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

政府改革的又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不断减少政府对市场活动的行政干预，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现在虽然政府审批项目已经减少了，但政府的行政干预仍然在价格形成和要素配置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在某些方面给人们的感觉甚至更厉害了。为什么？道理也不难解释。因为政府依旧扮演管理者和经济人的双重角色。作为市场管理者，政府努力按照市场规律改造自身管理方式的成绩不可否定。但不要忘记，政府还是30多万亿元国有资本和国有实业资产的经济人，其对所有者利益和经营者集团利益的坚决维护，同其他经济人并无差别。政府作为如此庞大的国有资本和国有实业资产的所有者和管理者，怎么能不对其运行所涉及的资源配置过程（例如煤、电、油、运）进行统筹调度和周详安排呢？这里就必然包括大量的行政干预行为。再说，为了获得国有资本和国有实业资产的最佳运行效益，政府管理者行为真的能保证做到对所有市场经济人一律平等吗？

还有，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政府改革命题。早在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就已提出建立全覆盖、多层次的新社会保障体系，可几年过去了，这个事关长远稳定发展的战略性社会基础设施，也即是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战略性社会基础设施，至今还没有真正起步。为什么？尽管具体因素可能很复杂，但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是，现在政府的主体功能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经济建设，主体功能从经济建设转向公共服务，政府体系和政府机构的权力结构会发生重大变化。从习惯大量掌握人权、事权、财权的功能转向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这对任何政府都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这种改革几乎是一种革命。没有坚定的改革信念和坚决的改革措施，改革是很难到位的。同时还要看到，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长期实行“高增长——低保障”，基本福利与保障项目的资金缺口很大，需要基本保障的人口基数也很大，如果不加快政府公共财政体系建设，并考虑重新设计巨额国有资本收益的分配格局，而仍依靠原有经常性财政收入的增长来建立全覆盖、多层次的新社会保障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

中国市场经济模式的改革与发展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现在中国市场经济的改革与发展正处在一个重要时期。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继续深入，中心问题已不在某些具体领域的改革推进，而是需要考虑对原有市场经济模式本身进行改革了。现在我们面临一种微妙的选择。从基本方面看，虽然出现了上述种种问题和矛盾，但要从根本上改变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是不现实的。这种模式还有自己存在、发展的空间。但另一方面，如果不对其加以积极的改革和改造，这种市场经济模式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就可能不断扩大，甚至不排除出现某些市场化逆向发展的可能。

怎样对现在的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进行改革和改造，关键在政府，在政府自身的改革。政府改革应当坚定不移地向着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目标前进。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不能回避的路径是政府权力结构的重新设置。现在政府改革的办法，是保持原有政府权力结构的基本框架不动（内部调整），然后逐步扩大政府公共服务功能。这样的结果一定会使政府包揽的事物越来越多，政府职权越来越大，市场活动的空间越来越小。由此，合理的改革方向应该是政府权力结构的调整、转换。政府直接参与市场活动和资源配置的领域要大量减少，政府主体职能和主要资源向公共服务领域转移。

改革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遏制某些政府行业的垄断扩张趋势。除少数政府必须独家垄断的行业外，其他垄断行业要打开大门，让民营企业和民营资本进来参与竞争。各种所有制经济一律平等。即使一些自然垄断行业需要有国家资本的实力占位，也要引入竞争机制。现在一些国家垄断部门实行的所谓垄断竞争，其竞争主体仍然是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在此体制下，企业之间的竞争受到政府的严格规制；竞争中出现的重大矛盾??例如产销衔接矛盾和产品定价矛盾等等，最终仍需要依赖“政府老板”的统一协调、统一指挥。这种在中央政府严格调控下的垄断竞争，同市场化的垄断竞争并不是一回事。改革方向应当在这些垄断部门积极引入战略性民营资本，使其份额能有相当分量的话语权，形成国有资本和非国有资本混合型的产权结构及法人治理结构。只有当民营经济不但充分参与制造业和制成品的市场竞争，而且也充分参与资源产品和其他初级产品的竞争时，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目标才能真正达到。(摘自2008年9月10 日《中国经济时报》）